校资源配置行政化，相关行政管理者不懂学术规律，用行政手法对待学术问题，方式简单粗暴。“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处长把一位老教授教训得说不出话来。”纪宝成遗憾地说，“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在意 位子 而不是教学质量。”
为什么在意位子？因为位子跟房子、车子连在一起，因为在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4）
学术权渐渐行政化的大学校园里，位子还跟话语权和行政权连在一起。
当学术权行政化时，大学校园里主导性的力量是权利而不是学术。一位网友撰文指出：当一个处长可以对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吆五喝六时，学术已经一钱不值。渐渐地，学文的，没有了士子的风骨；学理的，没有了科研的精神与态度。大家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样去攀龙附凤巴结人，怎样做官，怎样发财？？在这样的大学校园，怎么可能培养出创新人才，怎么可能有大师横空出世！
学术上的民主和自由是创新的关键，而目前中国大学恰恰缺少这些品质。有学者撰文指出：“鼓励与众不同，而不是人云亦云；鼓励独一无二，而不是 泯然众人 中国其实并不缺少这样的理想。1929年，陈寅恪在他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文中就提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但是，当下的大学，离这个理想不是近了，而是更远了。短视的实用主义教育盛行，不是把学生培养成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人，而仅仅培养成一个专业工具。”
盛行于大学的实用主义教育，使学生只为获得一块就业的“敲门砖”而学习，什么专业挣钱多就学什么专业。放眼望去，读了本科接着读研的，有几人是冲着学问去的？弄顶硕士帽或博士帽为的是出去找个多挣钱的工作，却与学问无关。
盛行于大学的实用主义教育，使教师只为“饭碗”而教学。一个仅将教职当做饭碗的老师怎么可能有激情、有想象力、有创造力？一个没有激情、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老师又怎么可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
长期在钱学森身边工作的涂元季讲了一个故事。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担任近代力学系主任。有一年，近代力学系的学生毕业考试，钱学森出了一道题 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到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出解。时至中午无人答出，还晕倒了几个学生。钱学森说：“大家先吃饭吧，回头接着考。”
饭后学生们重返考场，时至傍晚，全班只有几个学生及格。一场考试表明学生数学基础不牢，钱学森当时决定，全班推迟毕业，再学半年，主攻数学，打好数学基础。如今这个班里的很多学生成了院士，忆及当年，都觉得那半年获益匪浅。
这就是真正的老师！不但为学生传道授业，而且为学生插上能展翅高飞的翅膀。
南京大学教授？健指出：“大学要把学生培养成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有用的机器。”他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大学教育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工具制造型教育，教给学生技能，让他们成为实用“工具”；一种是人格提升型教育，把学习看成完善人格的高尚事情，培养出来的是“和谐的人”，能分辨真假、善恶和美丑，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健说，教育是“软”任务，它出问题，伤害在文化深层，破坏的是民族精神资源，不会马上看到，但影响未来。“今天教育中存在的问题，50年后，我们和子孙后代将尝到苦果。”因为，愈演愈烈的实用主义教育将会使整个民族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探索精神丧失殆尽。
有人指出，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大学。功利主义盛行，只问“成功”不问手段的社会乱现象是实用主义教育的土壤。而这种盛行于大学的实用主义教育，只能培养出有专业水准的小市民，而培养不出科学家和学术大师，培养不出国学家和文学家。
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一些大学刮起了“大跃进”之风。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指出，中国的研究生教育20多年就走完了美国100多年的路，实现了“赶美超英”的目标。
据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透露， 我国硕士生招生数已从1982年的10 778人发展到2007年的360 590人，年均增幅为15。07％；博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302人发展到2007年的58 002人，年均增幅为 23。41％，大于硕士生招生数的增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5）
幅。截至2007年，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达24万人、硕士学位者达180万人。
对此，有学者用“大跃进”、“泡？化”来形容，并指出：博士“泛滥”不仅是教育界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国民教育资源的乱砍滥伐。
在快速生产硕士、博士的过程中，学生是流水线上下来的千人一面的“同质”产品，教师则是流水线旁或繁忙或懈怠的操作工。据调查，我国博士生导师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博士生数量的要求，每位博士生导师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高于国外每位导师带2至3名学生的比例。
博士教育的首要功能是学术功能，即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但今天国内博士教育的“功能”，首要的并非培养学术人才，一份对博士毕业生的就业调查显示，近半数博士毕业生进了公务员队伍；这也可从报考博士者的动机进行分析，调查显示，以“做学问”为读博士目标的，只有20％左右。在另一份调查中，有43。5％的人认为，选择读博是因为找工作不顺利，通过读博推迟就业；有39。2％的人认为读博只是为了获得进入高校或科研单位的“敲门砖”。
换言之，博士教育，满足的是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要，而不是培养顶尖学术人才的需要。
教育学者熊丙奇撰文指出，今天国内的博士教育，其首要功能不是培养学术人才，而是满足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要，说白了就是对“博士头衔”的畸形需要，这导致博士教育规模迅速扩大，而质量急剧下滑。因此，当前最须要解决的问题，是从根本上把大学“还原因”为教育机构、学术机构，只追求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
随着博士生教育的迅猛发展，如今除高校教职岗位、科研机构的研究岗位需要从业者有高学历之外，其他一些本不需要高学历的岗位也“水涨船高”，纷纷提高学历门槛。一所中学招聘教师，要求是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博士生优先。一家报社招聘广告部主任，所列条件也是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博士生优先。浏览近两年国家公务员报考职位要求，其中学历要求里很多都需要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社会导向如此，考博、读博岂不趋之若鹜！
有人指出，这样的结果只会使一些人仅仅为找好工作或者为晋升而读博，使得培养研究型顶尖人才的博士生教育俨然成了“职业教育”。
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求还体现在官场上、商场上。 《半月谈》杂志曾刊文揭露官员“博士大跃进”权学交易黑幕。
据该文披露，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原因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走了形、变了味，“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
更有甚者，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用“博士帽”换取到更高级别的“乌纱帽”。
有人分析官员攻博心态：一是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感到还有知识欠缺，希望通过攻博开阔视野，提高对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二是塑造个人形象，把高学历当做光鲜外衣包装自己；三是把攻博作为扩大社交范围，结识更多专家、官员和企业家的机会；四是想用博士学位把自己“武装”成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型干部，以此获得提拔晋升的优势条件。
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直接导致一些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6）
官员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鹜。由“学而优则仕”到“仕而优则学”，“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
全国政D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曾经上交了一份“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的提案。蔡继明认为：许多在校生十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蔡继明透露，已经获得学位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党政干部，大多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混取文凭。入学考试往往是瞒天过海，或者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或者考试舞弊，甚至根本没有经过考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又投机取巧，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由秘书代听课。在学期考试中，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完成整个博士学业所必需的发表学术论文、接受答辩等诸多严格的程序，一些官员也有应对之策，论文可以找人写，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提前“做工作”。
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很多官员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
而且，博导与官员结成的“师生关系”成了一种“双赢合作”。有了这层“师生关系”，导师不仅可以顺利拿到很多科研项目，而且能借助官员的行政权力获得诸多社会资源。
有学者指出，“官员博士化”的迅速膨胀，不仅加剧了官员群体升迁道路上的彼此攀比，更加剧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的媾和。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著名学者葛剑雄则指出：“ 博士大跃进 就是一种明显的官场学术腐败。”
一位网民撰文说：“咱们如今是论文大国，却多是自娱自乐逗家里人开心的玩意儿，在世界学术界终究只能沉默；另一个自豪的数据是中国已是博士最多的国家，可悲的是这其中相当多的博士只是机关里喝茶看报的角色，甚至一个村官的职位他们也会蜂拥而至；更有所谓专家学者以走秀、代言为主业。”
2009年初，广东省委一位领导在该省纪委的一次会上，曾针对这种现象批评某些干部，称现在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
由于社会需要的异化，不但官员争相读博士，企业老板也纷纷以交巨额学费跻身读博行列，为自己弄一顶博士帽，好以儒商形象游走于社会。
令人担忧的是，这些高官、老总级别的博士生进入高校以后，使得高校学风越发浮躁、功利，博士毕业生水平已远不如前。
？健指出，现在许多大学校长已经官员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