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说，看情况吧。应该不超过一个月吧。我另外有些资金让朋友帮我打理，很久都没过问了。这次要好好理一理。”
“哦，那有什么事打电话吧。明天几点的飞机？要不要我去送你？”伊琳觉得送他好像是自己的责任。
“不用了，我订了车。再说我最怕分别的场面。”
“那好吧，你一路小心。”伊琳也乐得省事。
分手的时候，林峰拥抱了伊琳。他似乎有些恋恋不舍，“我会想你的。”伊琳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只是轻轻地说了声，“保重。”
在伊琳的坚持下，这次林峰打车先走，望着他离开的背影，伊琳心里涌上些说不清楚的感觉。
二十
又是一个周末的晚上，林峰离开整整两周了，这期间没有任何消息。明欣担心这个人就此消失，而伊琳很奇怪地发现自己立刻就习惯了没有林峰的日子，甚至对他没有任何思念，即使如明欣所料她大概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她甚至有些后悔那天轻率地答应了林峰的求婚。
晚饭她做了意大利面条给自己，放在露台上的玻璃小桌上，选了一盘CD送进音响，又倒了杯红酒，一边听着悠扬的音乐，一边坐在露台的摇椅里品酒吃面。单身的伊琳很享受这种惬意舒服的感觉。
晚餐后她躺在摇椅里望着天边的晚霞，开始若有所思。耳边飘来了一首好听的歌：
“得失只在一线之间，爱恨的边缘；
不到终点无法预言，谁会在身边；
忽然间才发现失去的人早已不再惦念；
终点也许又是起点，就算风景一如从前；
总有个人在下一站等着你出现，等待陪着你到终点。”
很好听的旋律，很对情绪的歌词。是啊，不管未来怎样，总会有人在下一站等你出现，不到人生的最后，怎么可以放弃希望？
秋天来了，风吹过来已经有了些凉意，想起三四个月前，过生日时的寂寥心情，伊琳不由得叹了口气。这些日子发生的改变，仿佛像梦一样浮现在眼前。
现在的她依然觉得寂寞，但却并不慌张，她甚至隐隐地希望林峰不再出现。因为她知道自己心底里依然渴望一份真挚的爱情，她并不情愿成为那平淡生活的主角。
明欣说得对，生活的目的不是工作不是婚姻，而是实实在在的快乐。
如果是这样，她为何要把婚姻当做任务匆匆出嫁？年轻时对爱的执着又怎么可以轻言放弃？周边并没有人勉强她。所谓压力，也不过是自寻烦恼，连父母也并不急着她嫁出去，她又何必为那些无谓的压力所困扰呢？
想到这里，她起身回到房间，打开已经落了些灰尘的琴盖，手指划过键盘，悠扬的乐声流淌出来，她的心也跟着欢快了起来。
皎洁的月光洒进琴房，伊琳心底的希望也渐渐地升了起来。
责任编辑 洪清波
火车！火车！ 肖 铁
肖铁：1979年8月生，2002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就读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东亚语言文学系。出版有长篇小说《转校生》、散文小说集《成长的感觉》、《红房子》、《坚硬的早春》，并有作品翻译成德文介绍到国外。曾获第八届冰心图书奖、北京大学“创新奖”等。
这一次，何大伟没有犹豫，赶在街角的浊风卷着阴沟里的烟屁迎面吹来之前，收紧大衣，沿着标有红色箭头的台阶，小跑着潜入了地下。潜入，难道不是一切快感的源头吗？这一次，大伟已经不需要再说服自己了。他跺了跺脚，礼节性地磕掉皮靴上的泥雪，推门走进了“蓝丝绒”。
还是那个不苟言笑的墨西哥人，点了下头后，一言不发地弯腰从下面的抽屉里双手举出一大本厚重的黑羊皮夹子，轻轻地放在巨大的写字台中心。皮革和冰冷的深棕色桌面接粘在一起的时候，大伟刚好走到桌前。他有些尴尬，不知是否应该立刻接过皮夹，还是该先坐下来，像个真的驾轻就熟的常客，身体向后靠，一条腿顽皮地搭在另一条上，然后边摸着兜里的香烟，边若无其事地翘着手指掀开皮夹的第一页，就像掀开谁的裙摆。他喜欢被娇嗔地打在手背上的感觉，喜欢那些言不由衷的责怪，喜欢不带悬念的意外。而这一切，那个和桌面一样颜色的墨西哥人都不能给他，他只是通向那些活生生的何大伟的目的地的一道程序而已，他只是那些台阶和皮夹的一个立体的延伸，他只是一个在大幕升起群灯悄熄的时候，靠掌中手电的光束领着何大伟找到座位的引座员，这些大伟都知道。而写字台两侧的这两个人也都知道，这个冒着风雪赶来的人已经从里面烂掉了，这个曾经惊吓过自己的事实，现在基本上被何大伟以不置可否的态度接受了下来。
他还记得上一次翻开这本相簿时自己惊鸟一般的心跳。那是两个月前，第一场雪还没有下。他胡乱翻开一页，斑斓的相片中斑斓的笑容像带着斑斓的阳光一样，晃得他眯着眼睛，手指僵硬地按住最近的一个黑色披肩发，结结巴巴地说，“就是她吧。”他诚惶诚恐的匆忙弄得满脸严肃的墨西哥人都咧开嘴笑了，“不急，您可以再好好挑挑。”并示意他请坐。何大伟尴尬地站着没动，手指仍像涂了胶水一样粘在相片中姑娘的脸颊上。磕磕绊绊地走出来时，才发觉，除了一头黑发，那个姑娘长什么样子自己一点都没记住。
何大伟决定这次“好好挑挑”。那两片油腻肉头的黑色羊皮难道是他家乡肥沃的黑土地吗？要不，怎么里面的每一个姑娘都如同蹿起来的麦子一样黄灿灿地鲜艳呢？自己的目光是轻飘的风吗？否则，为什么每一下吹拂都会引起麦苗的浪动、露齿的艳笑？他体会到了或许只有身处异地的外国人才有的那种事不关己后轻松的浪荡。几年来，大伟一直兢兢业业地努力让自己从一个慢性伤感的陌地过客全身心地转变为一个消费者，尽量不带感情不带评论不带观点地消费。他知道到头来所有消费的矛头都会指向他自己，但这不正是他所需要的吗？不带价值判断地消费掉自己的时间，几乎成了现在何大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并教授两门汉语课外唯一的副业。父亲死以后，母亲和二弟住在一起，大伟很少回国了。钱还是定期往回寄，但他知道母亲只是一个子不动地给他存在银行里，没人真的需要他的钱，是否真的有人需要他回去呢？是否有什么样的期待也像银行里不多的美元一样一点点地积攒着，等着他回去一次性提取呢？这些他以前不敢想的问题，现在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不想了。甚至连不想这类问题本身对他也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有时，他觉得自己像个冒险家一样，闭着眼，不再纠缠于对种种可能后果的反复掂量，而集中对眼前某种不可再生资源（比如时间、情感）的义无反顾般的消费，与畅快同在的刺激带给他解释不清的晕眩甚至沉醉。
在“布莱妮”和“甜心莫妮卡”间选择了后者，有什么理由吗？是眼睛不同的颜色？是三围不同的尺寸？是白种人和拉丁人不同的肤色？还是墨西哥佬脸上不经意间泄漏出的不同暗示？何大伟一边在一张表格填写好了各项栏目，一边喝了一口墨西哥人端上来的咖啡，感觉仿佛自己不是在红灯区里的某间地下办公室，而是在什么政府大楼里，表格将被吞进巨大的金属机器，被切分被溶解。
“今晚八点，在火车站台上见，对吗？”墨西哥佬看过表格后，带着浓重的卷舌西班牙语口音问。
“对，八点，火车站。”
何大伟说完，接过收据，塞进大衣的内兜，朝门口走去。在推开挂着响铃的玻璃门时，他听见身后传来了鸟叫一般的中文说：“你好！”大伟迟疑了一刻，转过身冲着满脸笑出皱纹的墨西哥佬说：“不，是再见，你该说再见！”
何大伟提前十分钟赶到了车站。风很大，他在破旧的候车室里，找到一张面冲挂钟的长椅坐下。坐了一会儿，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下面正合着秒针一格一格的运动，完全不自觉地有节奏地勃起。
到这个小城市的这所地方大学已经两年了，不知道会不会是最后一年。约是一年一签的，系里那个韩国老头主任似乎对大伟还满意，但多签一年又会有多大意义呢？何大伟自己也说不清楚。早晚是要走的，这是双方都知道的，这里没有长期的位置。毕业已经五年了，大伟换了四所大学四所城市，在这里待得算是最久的。第二年的时候，他最焦虑，一年之内挪了两次窝，都是给别人代课，都只是一个学期的临时合同，都是坐在别人的办公室里，看着别人摆在书桌上的全家福，不知所措。那一阵子，每天从学校回到家里，就剩下心慌了。稳定的教职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远得眯上眼使劲看都看不到，自己某种可以预测的未来常常吓得大伟半夜满身是汗地惊醒，35岁就快到了，40了呢，怎么办？那一阵子，他不怕做噩梦，只怕梦见自己。不过后来好多了，一方面是疲沓了，知道急也没用；一方面也是和参加了一次北美汉语教学年会有关。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和自己一样，每年像候鸟一样，时令一变就要扑啦扑啦翅膀另觅新巢。这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只不过和候鸟相比，他们的飞行大多没有明确的方向，但至少也是这么一大群哪，不管哪个方向总能分上好几只。与会者普遍洋溢出的神秘的乐观精神虽然让何大伟很是困惑，但一种找到组织后的归属感还是成功地让他放松下来。他决定像个成熟的成年人一样，在现实生活里找点儿实实在在的乐子。至于未来，由于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仿佛就变成不是他的事了。有一次他甚至和一个美国同事说，他已经从一个个人主义者变成一个集体主义者，并体味到了混融于集体之中的轻快。
不过这次去外地开会倒不是有关汉语教学问题。是他大学时的一位学长组织的有关中国现代诗歌的讨论会，大伟发言的话题是谈中年冯至与青年穆旦的情诗，题目是《在“死的子宫”里“交媾”》。接到“路费报销，可带家属”的通知后，何大伟首先想到的就是“蓝丝绒”，何乐而不为呢？现在那张通知单就和“蓝丝绒”的收据一起夹在他的发言稿里。
时针微微滑过八点后，可想而知的躁动和兴奋被逐渐氤氲开来的忐忑与不安所代替，“甜心莫妮卡”和火车都还没有来。候车室里泛着灰暗的绿光，站台上除了三两灯火零星外，全是一团暮气。大伟软软地站起来，走到门口，不知该朝哪个方向张望，直到听见悠长的汽笛声呜咽地传来时，才坚定地推开门，走到站台上。
黄白的灯光像疾飞的鸽子一样从远处的黑暗里破壳而出，所过之处全是耀眼的翎羽，大伟背身避过光，看着小小的站台像剧场一般掀开帷幕，亮堂起来。刚才自己刚刚穿过的那扇玻璃门被猛地推开，一个中等身材穿着白色棉服的女人夺门而出，在一片白光中，像个风吹来的四脚雪球，用手遮着眼睛，四处看。
大伟犹豫了一下，没有打招呼。要想把眼前这个人和他面对着照片想象出的那个拉丁美女连在一起，需要过多的想象力。他不想费那个力气了。还是对方认出了他，扬着手跑了过来，说：“你是大卫吧？对不起，我来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