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心态：等我攒起了资本，我也要尝一尝做老板的滋味。
我把这些想法讲给两位女生听，其中一位很认真地答复：“人生有时候只需要迈出关键的第一步。”
的确如此。
在制订考核方案的过程中，我的见习期结束，正式担任企划科副科长，工资因此增加了一倍半，一个月的报酬相当于内地一年。在我第一次向妻子汇出那么多钱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我体会到了充足的金钱带来的快乐，增强了摆脱困顿的信心。这时候我突然体会到，如果用金钱来衡量生命的长短，那么，当一年的报酬等于内地十年的时候，生命也等于延长了九倍；如果我哪一天真的成为一个企业家，我的报酬一年相当于内地一千年，我的生命也就等于内地的一千倍，这多出来的九百九十九倍就是此生的利润，可以挥霍，也可以投资，而在那时的广东，我确实听到许多暴富的大佬将赢来的人生毫不吝惜地挥霍一空，然后在商海中急速沉沦。
考核方案颁布之后，一位分厂厂长打电话给我，请我去吃大排档。此前我与他并无私交，不明白他的用意，但他满腔热忱，我也不好拒绝。镇上的大排档集中在进镇之前的空旷地段，相邻好几家，每家几十张餐台，场面宏大。虽然都是露天，却别有情趣，来这里解馋的基本上是工薪阶层。我如约而至，与厂长同来的则是几位工段长。这位厂长特别钟爱啤酒，一顿四五扎，落座之后我们边吃边谈，开头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好久才切入主题。
原来他请我的目的只是为了告诉我，他完全支持新方案。他说只要从车间开始认真抓好损耗的定额管理，他们的收入并不一定减少，而公司的成本却能明显下降。
“我们这样的小产品，生产成本是竞争的基础，早就应该严起来了！”
“可是太严又怕工人吃不消跑掉。不能一年四季总是招工啊，那样质量又是问题！”
“是啊！工人有临时思想，管理人员有临时思想，老板却不能有临时思想，怎么办？”
看着他们热烈地议论，我陷入了沉思。产业工人，劳工制度，劳资关系，西方历史上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经验教训，种种意念在我的心中回旋，但我无法讲出来，因为我知道，这些概念离他们太远，他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改变，而我在这方面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次日上班的时候，在厂区门口，保安班长把我拦住了。
这是一位四十来岁的本地汉子，矮矮的个头，说话慢条斯理，办事出奇地认真。我和他闲聊过，知道他有三个孩子，老婆在家里种地，一年的收入并不多。
“科长，有人找你！”他一口怪怪的普通话，听着就想发笑。
“谁？”
“在外面。”
我回到大门外，四周看看，没有见到像是要找我的人。于是大声问：“谁要找我？”
院墙脚下安安静静地蹲着四个人，两个小伙子，两个小姑娘，看年纪也就十七八九，看打扮可以断定是只能够在车间做事的工友，也就是被称作蓝领的操作工人。听到我问，他们站了起来，其中一个矮墩墩的小伙子有点迟疑地往前走了两步，对我说：“您就是×主任吧？”
家乡口音，很久没有听到了，令我意外。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来找我干什么？为什么叫我主任？我的内心很狐疑，就说：“我姓×，不是主任。”
“我们有点事，想请您帮个忙……”
我明白了，点点头，说：“我要先去刷卡签到，你们在这里等我。”
那时候公司已经用电磁卡管理考勤了，迟到与否，迟到多久，由电脑记录，谁也不能蒙混过关。迟到或者旷工，在月底按规定扣除薪水。
刷了卡，准时参加办公室系统的早间例会，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当天要做的工作安排好，已经是一个钟头以后。从六楼坐电梯下来的时候我想，过了这么久，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以为我有意不见客，已经走了？走出大楼，远远看见他们还在等，四个人手扶院墙上的铁栏杆，像铁窗后的死囚渴望离开牢笼获得自由一样，眼巴巴地向厂区张望。这种景象令我心动，也令我至今难以忘记。
“说吧，是不是想进厂？”我说。
“我们想进厂。”领头的小伙子说。
公司有个规定，新招工人要由三个工友或者一位管理人员担保，而且每人必须交纳九百六十元保证金。担保的理由是工人良莠不齐，有些人经常偷窃，或者当班不负责，糟蹋原辅材料。这种行为公司的处罚相当严厉，而且倒班的时候当班保安守在厂区侧门那儿如狼似虎地盯着，很严了，可还是不能杜绝。
帮他们进厂我就得担保，可我对他们并不了解。如果被处罚，不但罚金可能落到我头上，而且我还会声誉受损，因此有些犹豫。
“这是我们的身份证，”领头的小伙子懂得我沉吟的意思，把身份证递了过来。“我们要是不守纪律，或者做不好久就跑了，您可以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找我们的家长算账。”
能够想到这一层，我的疑虑也就可以打消了。我拿过他们的身份证一一查对，然后对领头的小伙子说：“我还没有往厂里介绍过人，不知道能不能一次为四个人担保，你们明天在这里等我的消息。”
见我同意帮忙，四个人的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我又问：“每人要九百六十元押金，你们带齐了吗？”
四个人小声嘀咕了一下，然后都开始掏钱。领头的小伙子将钱收齐，一边递给我一边说：“还差一点。”
“钱不是给我，”我解释，“押金在招工的时候你们自己交给人事科。差多少？”
“一千二。”
一千二对我来说不是个小数目，我没有马上说可以垫付，而是冷峻地看着他们的脸，想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谎。
领头的小伙子被我看得脸红了，解释说：“我们来了半个多月，租房，吃饭，交职介费，身上的钱用掉了一部分。本来在一家小厂做了一个星期，可他们说裁人就裁人，一分钱的工资都不给，想要工钱就挨打……”
黑职介与黑工厂串通，用打手对付独自出外谋生的工人，这种事我早有耳闻，于是打断他的话，说：“钱的事明天再谈，你们先回去。”
随后，我找了人事科，又找了那位分厂厂长，把四个人的工作落实了下来。次日，他们早早地赶到公司门外，我带他们进去办完手续，再三嘱咐他们必须注意自己的行为，遵守公司纪律，警告他们如果违规我一定找他们的家长算账，这才将他们送到了车间。
看到他们换上洁白的工装，穿起高筒胶靴，满心欢喜地准备干活的样子，我的心中既有些快慰，也有些不安。万一他们不听招呼，真给我惹出了麻烦呢？
此后不久，又来了一拨；然后又是一拨；然后是我内地的一位熟人打电话到我家里，请我妻子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弟弟什么时候会来找的，一定给他帮这个忙……
一个月后，我坐下来静静地一想，发现自己介绍进厂的老乡竟然有了三十多人！应该可以了，我告诉自己。人一多，总有一天会捅娄子，把我牵扯进去。
不久，其中一个家伙因为偷窃，出门的时候被保安抓住了。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零售一支一元二毛钱，但在厂内偷窃被抓住之后，每支罚五十，而他竟然在怀里藏了三十支！
乖乖地交罚金。一同在车间做事的老乡跟着丢尽了脸，谁也不再正眼看他。他连当月的工资都不好意思领取，独自走了。
此后，来公司做工的乡亲继续增加，到我离开公司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二百多人，捣蛋鬼自始至终只出现了那一个。他们在公司东边的一个村子里租借民房，一间四五个平米的小屋至少要住四个人。不倒班的时候他们自己做饭，用煤或者煤油炉。他们曾经诚恳地邀请我去做客，一大帮人出钱买菜买酒，围在一起，热热闹闹。
多年以后，我在内地，因叔父胃出血住院而去医院探视，叔父邻床的一个小伙子正和身边的朋友很起劲地吹牛，说他在广东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同一家公司做事。他说出了公司的名称，正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因而马上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那家公司确实很不错，自己这些年在公司挣的钱不仅盖了房子，还可以结婚娶媳妇；他说他能够进公司，多亏了一位老乡，那位老乡姓什么叫什么，很有本事，在公司里当主任，帮了好多好多乡亲……
叔父听得眉目含笑，准备搭腔，可能是想告诉他，他所说的那位“主任”正在旁边，我赶紧用眼神制止。
离开医院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愉快，因为我没有想到，那么多年之后，我会在一个如此意外的场合得到公司一切平安的消息，我会被一个我既不认识也没有直接帮助的人发自内心地赞扬。他的赞扬实际上应该送给那家公司，只是他不可能明白这个道理。
十五
每年的六、七、八、九、十、十一月，是公司的销售旺季，因为南北地区不同，各个省级市场的旺淡季又有一定的时间差，因此，生产线的压力是逐渐加大的，到了八月才变成最大值。此时，各省市场部都向公司大量要货，原辅料、包装物、工人、货运车皮都非常紧张，分厂日夜赶工，厂区里到了晚上也灯火通明。最紧急的时候，三家分厂满负荷生产还不能保证供应。市场部按销售业绩发工资奖金，不抓住季节就是从荷包里漏钱，着急的时候他们不仅一天十几个电话催，甚至会在电话里将销售部、生产部破口大骂。这种骂当然都很善意，总部从不见怪。个别机灵些的市场部经理往往带着经销商的巨额汇票跑回公司，坐在总部督阵。总部出货以经销商来款先后为标准，不会赊账，他们也就赢得了优先拿货的权利。
到了淡季，曾经开足马力的生产线饥一餐饱一顿，工人们拿计件工资，收入陡降，一部分人会离开。为了留住骨干和熟手，公司按照工龄长短发放待产补助，虽然可以留住一部分员工，但也增加了成本。
随着公司规模的高速增长，旺淡季带来的问题也变得严重，高层决定组织一次大范围的市场调查，搞清楚问题的根源，再采取对策。调查定在国庆节之后进行，此时生产压力已经缓和，主管们腾得出时间。
接到出发通知时，我正在广州一家著名酒店参加某管理学大师举办的讲座。这样的讲座广州常有，听课费昂贵，但公司从不吝啬，只要可能，总是派出一定数量的干部到场。我们这次出动了两位高层，八位中级管理人员，总费用三万多元。
虽然出外调研之事来得有点仓促，但我们还是在听完讲座之后连夜往回赶。
回到宿舍已经深夜，楼里黑漆漆的，表明大家都进入了梦乡，于是不得不捶铁门。
哐哐哐！哐哐哐！深夜里，门上的钢板发出的回响比破锣还刺耳。
“别敲啦！就来！”二楼，女邻居扯亮了房间的灯，睡意朦胧地喊。过了一小会儿，她打开窗户探出头来，问：“谁？”
“是我。”我回答。
“哦，等一下！”她缩回头，关上了窗户。
不一会儿，她下来了，穿着单薄的睡衣。在一栋楼里住了将近三个月，还是头一回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