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滑坡。
当然，演出的数量和演出的收入并不是衡量表演艺术行业情况好坏的唯一标准。艺术是特殊的行业，它还存在超越经济层面的精神向度，艺术行业的标准不能够仅仅用经济指标加以衡量，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的文化艺术事业的景气程度，以及艺术创作的水平，就演出领域而言，就是演出剧目的状况和演艺人员的水平的基本状况。
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这二十多年里，如果说我们的文化艺术事业确实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那么这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是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比以前更丰富了吗？如果按这个标志衡量的话，那应该说，我们正处在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最贫乏的时期之一，我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的，只要看看现在全国各地有那么多搓麻将和那么多去饭馆的就能知道现在我们精神文化生活多么的无聊；就以在座的很多知名教授和知名的知识分子为例，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远远比不上一百年前的同样水平的知识分子群体，比不上六十年前的知识分子，甚至也达不到四十年前的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丰富程度。我们除了做学问以外还做些什么，有哪些文化娱乐活动，有些什么精神享受？最多看看电视。而全世界的教授和知识分子都不会不知道，只看看电视当然不能算过上了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教授们都是如此，更不用说普通的国民。
国民普遍精神文化生活丰富程度当然是一个标准，同时我想还有另外一些标准，比如说一个国家文化艺术的创作水平到底达到什么样的高度，这个水平是高了还是低了。所有接触过演出行业的人都会告诉你，现在的演艺人员的水平几乎已经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谷。同时，从新创作的作品来看也是如此。无论从新创作的作品还是就演艺人员的水平来看都如此，都是历史的低谷。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能够代表国家各个门类最高水平的艺术作品，基本上是1920…1950年代之间留下来的，除了电视以外——电视是新兴的——其他所有门类最能够代表国家水平的作品基本都是1920…1950年代出现的。仅就表演艺术领域而言，现在无论是表演还是演奏、文学剧本还是音乐、导演，在所有方面，几乎无不面临着艺术水平急剧滑坡的危机。是的，我们有些时候能偶尔出现一两个出色的表演艺术人才，他在某一个单项的技术水平上能够达到很高的高度，也偶然会有一两个人的某一项技术专长能够超过以往年代的所有艺术大师，但很可惜的是，在这种场合，技术和艺术往往是分离的。由于这种分离，个别的、偶然的、片面的、单方面的技术优势无法成功地转化为表现力和创造力，这是现在不能出现真正优秀的艺术精品的关键原因。更不用说现在的文学家，现在的作家、小说家汉语表达能力之低，那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样的状况告诉我们，艺术家们的创作水平在不断地下降，二十多年来整个文艺事业的总体水平是在急剧地往下走，而不是往上走。衡量这二十多年来文艺事业是否取得了成功，我想这些应该是重要的、关键性的标志。
至于越来越泛滥成灾的各种各样的评奖，我想那不能算可靠的标准，要衡量文化艺术事业是否成功不能光看每年有多少获奖作品，我们甚至都可以在一年不到100部电影里评出十部获政府最高奖“华表奖”的影片，每年也可以评很多很多的“文华大奖”之类，每年都可以评出很多，想评多少就评多少，但是这些评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高的水平，竖着与历史比，横着与世界比到底如何，以及能不能流传下去，能不能流传得开，那才是真正重要的标准。举例而言，假如过五十年以后，人们再回头来看哪些东西最能够代表中华民族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平，我想，看来看去恐怕还是1920～1950年代的作品。而这其中的关键，就必须追究到文艺体制，是这个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变化的体制在严重地制约着文艺事业。
最近二十多年来文化艺术事业的滑坡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是因为遭遇到文艺体制这个瓶颈，是体制在越来越明显地制约着文化艺术的发展，不仅仅是表演艺术行业，在其他艺术领域，体制瓶颈也越来越成为我们国家文化艺术发展起制约作用的最重要的负面因素。只有电视剧是一个例外，为什么电视剧是个例外？因为电视剧这个行业从它一开始启动就是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的，不管由谁来投资，它整个运作的模式是市场化的。电视剧行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们国家那些拍电视剧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国营剧团和国营电影制片厂等等公有制部门工作的，国营文艺单位的体制既养活了大量的艺术人才，同时又用僵化的分配制度压低了劳动力的成本，艺术的人力资源变得无比地贱，演员、导演、编剧们都拿着非常低的工资，使得电视剧可以用很低的劳动力成本、用市场经济的办法使自己迅速发展起来，所以现在电视剧的井喷式的发展成为整个文化艺术领域特别突出的现象。我们几乎拍出了全世界最好的电视剧，至少在技术层面上是这样，因为只有在我们这个艺术劳动力相对而言极其廉价的国家，才有可能以拍电影的运作方式、按照拍电影的技术要求去拍电视剧。
那么，是不是我们的政府没有意识到文艺体制在制约着整个艺术行业的发展？是不是政府不努力去改变这一状况呢？我看不能简单地这么说，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文化部就一直在努力推动文化艺术体制的转型和改革，尤其是 1985年以来，文化部相继发了无数的文件，包括《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关于继续做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等等，一直到最近还在努力。然而，在下发了那么多的通知与意见、采取了那么多措施后，从艺术表演团体看，我们现在的体制不是比改革开放之初更好了，而是更糟了。我们现在的文艺体制可能处于有史以来最糟的时期，文化部门所有推动体制转型的努力几乎都不成功，包括新世纪最新的一轮体制改革。最近报纸经常报道各地剧团改革的消息，看了那些改革的报道，然后再到基层去听听艺术家们的声音你就会知道，改革所有可能导致的负面的结果在这一轮改革过程中全部出现了。什么是最坏的结果？所有最优秀的艺术家都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于是艺术成为改革的牺牲品。试想，一门艺术如果把最优秀的艺术家淘汰到艺术领域之外去了，这个改革还有什么成功可言，这样的改革必定要使整个艺术行业的水平急剧下降，也必定会从根本上伤及艺术行业。到最后，我们的改革似乎只是为了能把政府的包袱卸掉，但留下的是个烂摊子。
这样的状况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体制瓶颈越来越成为文化艺术发展致命的障碍。当然这种体制瓶颈的出现有历史的根源和现实的境遇，有没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呢？有，但基本上很少，真正阻碍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原因是因为风险和利益之间的不对称，当我们的剧团要从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所有的从业人员在改革当中能够看到的利益是朦胧的，是模糊的，而它的风险是现实的，现实的风险和朦胧的利益之间的博弈才是真正阻碍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
我并不认为我们的文化艺术体制无路可走，我对整个文化艺术体制的改革还是抱有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当然这个谨慎乐观的态度是有根据的。我能够看到一些走出困境的路径。我所看到的路径并不是类似于一般经济领域那种的简单化的“国退民进”。中国当下的文化艺术领域有它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在于目前几乎所有优秀的演员都集中在国营表演艺术团体，而除了完全以个体形式创作的艺术——比如像诗是个人写的，小说是个人写的，画是个人画的，这些问题比较好解决——从舞台剧和以舞台剧为代表的需要由群体创作来完成的艺术创作门类来说，要想创作出一流的作品，要想很好地开拓市场，一个经过长期训练并且相对稳定的群体是必不可少的，而长期的训练和稳定的群体确实需要稳定的结构。所以仅仅想通过鼓励与发展民营表演艺术团体和经纪机构占领的那部分市场，仅仅想依赖于目前各地大量存在的那些民营剧团、民营化的文化艺术机构提供的演出产品，不可能实现文化艺术事业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的繁荣。不能简单化和幼稚地期待民营剧团很快就会涌现出许多一流的艺术家、能为我们国家创作出具有典范性和标志性的优秀作品，要想实现艺术事业的繁荣以及高水平的发展，还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国营文艺团体中现有的优秀艺术人才的积极性。果断地和有理性地推动国营剧团体制的改革仍然十分重要和关键，它和民营剧团的发展必须一同进行，这样才能找到艺术发展的康庄大道。
因此，我一直提倡我们应该努力建构一种新的文化艺术格局，建构一个“以国营为主导，以民营为主体”的演出市场格局，这种新的演出市场格局意味着整个演出市场必须比现在大得多，也只有在这样的格局里，优秀的当然也必须是经过体制改革而重新焕发了活力的国营剧团在里面才能起到积极健康的主导作用。只有整个市场充分发育了，充分成长了，艺术的创作与演出才能充分活跃起来，才能有它好的前景。
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强调，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它的文化责任，因为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它同时还关乎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表演艺术尤其如此，因为任何基于技能的艺术表演能力都需要一代一代人用身体作为媒介才能得以传递下去，这样的传递绝不能中断。在民族文化的传承遭遇困难的时候，在民族艺术的传承遭遇危机的时候，国家、政府必须承担起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这是国家在文艺体制改革方面绝不能无所作为的更深层的历史要求。当然，不仅仅国家与政府，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人也应该为民族文化的传承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也正因为这样，文化艺术体制的改革是政府的义务，同时也是我们这些艺术理论家与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文化艺术体制的改革不仅仅是简单的市场行为，不仅仅是为了市场的发育与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不只是为了占领与抢夺文化市场，同时还是这个时代的政府和全民共同的责任，对民族历史应承担的责任。
我的奥运观
■ 郑也夫
2005年6月18日，国家体育总局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体育文化导刊》杂志社主办、召开了旨在推动与体育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进一步研究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人文奥运”内涵的“人文体育论坛”。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副主席杨树安先生出席并在论坛的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筹备工作概述”的报告。知名体育评论家、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先生受邀参加论坛并做了报告。以下是郑也夫先生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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