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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天下全归帝王所“有”，不归儒家所“有”，为何儒家喜欢说“有汉”、“有唐”、“有清”？因为这正是标准的奴才口吻。既然主子“有”，分得一杯羹的奴才当然与“有”荣焉。至于分不到羹的全体奴隶，只算一个“无”，也只有一个“无”。对天下奴隶而言，即使是本族主子，也依然不是“我大汉”、“我大唐”，而是“他大汉”、“他大唐”，于“我”何“有”？
儒家认为，只有天下一统的大朝代，才可称“有”，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有”的只是“天下”之一部分，就不配称“有”。所以不能说“有魏”，也不能说“有吴”，更不能说“有南唐”，“有北汉”。那些小朝廷只算若“有”若“无”，连“有”一部正史的资格也没有，顶多共“有”一部《三国志》或《五代史》。然而每一个小朝廷的帝王无不坚信儒家的奴隶主义箴言：“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只要“天下”还有不臣属于“朕”的奴隶，帝王们就寝食难安，这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为了“天下一统”，每一个小朝廷的帝王都不惜大动干戈，血流漂杵，一定要弄到全体天下人都臣属于“朕”才肯罢休。
在天下一统以前，各为其主的儒家，都把其他小朝廷称为“伪朝”，把其他小朝廷的国号称为“伪号”，做其他小朝廷的臣子，叫出任“伪职”。同时共存的几个小朝廷的帝王，必然互视为“匪”。“匪”通“非”，意思是不算。不算什么？不算人。为什么不算人？因为只要不是“朕”的奴隶，就不算人。只有当全体天下人都成为“朕”的奴隶之时，帝王才会有“真命天子”的良好感觉。
东京绞刑场上的
一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多么熟悉的声音，多么熟悉的旋律，构成日本导演筱田正浩构思10年、耗资 20亿日元的电影《间谍佐尔格》的音乐脉络。
白发苍苍的筱田感伤地说，拍完这部影片，死而无憾了。
音乐水鸟般缓缓张开翅膀，绳索渐渐套紧两只思想的头颅。
这一天是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
二
1942年6月日本司法机关首次发表《“国际谍报团事件”调查报告》：以违反国防安保法、治安维持法、军机保护法等罪名逮捕谍报团首领佐尔格（德国、苏联双重国籍）、布可里奇（南斯拉夫人）、宫城与德、尾崎秀实、库拉乌正（德国人）五人。《逮捕令》说：“本谍报团接受第三国际本部建立赤色谍报组织的命令，昭和八年被派遣进入我国的佐尔格与早已接受第三国际同样指令潜伏我国策动的布可里奇等纠结，以后加入宫城、尾崎等内外共产主义者数十名，秘密成立并强化谍报团体机构，利用巧妙伪装的合法手段，获得关于我国多项秘密情报，用无线电等多样通讯联络方式向敌国提供情报”。
据检查机关调查，谍报团由共产国际在日本国内设置，直属苏共中央委员会及红军第四大本营，成员由共产国际委派人员以及日本国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度热情的人士组成，探知日本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机密，并向苏联最高指挥部直接提供谍报。从1933年～1941年之间，谍报团搜获的主要机密约一百多件，包括“五·一五”事件、北满铁路让渡交涉事件、“二·二六”事件、日德防共协定、近卫内阁性质以及成立缘由、卢沟桥事件、汪兆铭工作调查、德意日军事同盟问题、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德意日经济协定调查、德军进攻苏联报告、日本实际战争能力调查报告、日本的南侵政策等等。
1944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佐尔格与尾崎被处以绞刑。其余成员分别被判处无期、有期徒刑，关进日本专门对付重刑犯的冰天雪地的北海道监狱，他们不是在战争期间死于狱中，就是在战后一经释放，即因体力衰竭而死亡。
三
佐尔格谍报团具有严密的组织性，不与任何政治性质的宣传组织发生联系，究竟是如何被发现检举的呢？尾崎秀实的弟弟尾崎秀树认定，日共原中央委员伊藤律是叛徒犹大。伊藤律（1913～1989）被捕后向特高（特别高等警察）自首，供出从美国回来的共产党员北村，而北村是宫城的至交，北村供出宫城，宫城供出了谍报团，一个个鱼儿被收线。伊藤1958年在中国被捕，直到八十年代才回到日本。关于这段历史，日共领导人含含糊糊，但是伊藤的儿子至今在为父亲昭雪而奔走。
电影开头，检察官审问佐尔格：你到底是德国人还是苏俄人？由此引发佐尔格回顾自己的人生——
佐尔格（Richard Sorge），1895出生于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阿塞拜疆，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他3岁随父母迁居柏林，在那里度过少年时代，受到德国国家主义的教育。青年时代，佐尔格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高中时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入炮兵连，在战争中两次负伤成为跛子。以后佐尔格入汉堡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他从对战争的残酷反省出发，转向马克思主义，作为独立社会党员积极参加一战以后爆发的德国革命。1919年，佐尔格加入刚刚创立的德国共产党，1924～1925年受德共派遣赴莫斯科，因为他相信“全人类期待的社会恶的净化，被贫困、不公正、不平等侵蚀的世界根本治疗法正在这里。”到达苏联后不久，他获得苏联国籍，正式成为苏共党员，在共产国际工作。在此期间他发表《新德意志帝国主义》等文，深得志贺义雄等日共党员的推崇。
1930年，佐尔格作为《社会学杂志》的特派员在上海进行谍报活动，经史沫特莱介绍，认识了《朝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1933年，他作为德国记者来日，并伪装成纳粹党员，在赢得德国驻日外交人员的信任后，担任德国大使馆非正规编制的情报员，不久即建立了与尾崎、宫城等人相呼应的情报组织体系，其目的是探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苏政策和日军动向。
值得一提的是，佐尔格在日本的日子，正值苏联进行大规模的肃清运动，他的顶头上司也被政治清洗，倘若他留在国内，大概同样性命难保。
佐尔格谍报团的活动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以后日臻精密，诸如希特勒入侵波兰、入侵苏联的准备工作乃至具体日期、日本在太平洋开战的战力以及南进政策等等，搜罗毕至……
镜头回到审问现场，佐尔格平静地回答检察官：我和我的小组决不是要以日本为敌，我们与一般人理解的间谍完全不同。一般意义上的间谍是探知对方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弱点，然后攻其弱点，我们毫无这样的意图。我们只想尽力避免日苏之间的战争。
东京大学教授菊池昌典认为，佐尔格的悲剧不在于他作为一个间谍是成功还是失败，而在于他的成果几乎没有对苏联的决策产生影响。他其实是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为信仰而奉献。电影里傲慢的斯大林无视佐尔格等人以生命换取的情报，斯大林认为佐尔格是双重、甚至三重间谍，不可信任——即使是在佐尔格关于德国计划入侵苏联的情报（这一情报曾被斯大林当成笑话）被血的事实验证以后。
“日本最终决定南下，无侵苏意图”，佐尔格通过尾崎秀实获得绝密情报，影片中刚愎自用的斯大林笑笑，将其撕掉了。斯大林依然在远东地区配置了最能打仗的40个师团以防日军入侵，致使斯大林格勒血战付出极大的代价。
直到1964年，佐尔格方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这时的苏联业已经历了对斯大林时代的反思，史称“解冻”。
四
“有一个叫尾崎的新闻记者，精通德语，知识广博，为人也可靠。”——这是鲁迅对尾崎秀实的印象。尾崎秀实（1901～1944）生于一个汉学家家庭，在台湾长大并读完中学，少年时代对殖民地、对民族问题便有痛切的认识。从东京大学毕业后，他担任《朝日新闻》中国问题记者，1930年经史沫特莱介绍认识佐尔格，并将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一书译成日语。这本书他曾送给鲁迅。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尾崎秀实以进步文化人士著称，他和朋友山上正义一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左联的工作。
回国后，尾崎以其“中国通”的声望，成为首相近卫文麿的特殊顾问、满铁东京支社调查室顾问，由此潜入日本政府的神经中枢，使佐尔格可以获得日本的国家最高机密。
“你是苏共党员吗？”检察官问。
“不是”。
“你是日共党员吗？”检察官问。
“不是”。
既非苏共党员、也非日共党员的尾崎秀实的理想是：确保战争不扩大——停止帝国主义战争——日、中、苏三国建设“东亚共同体”——日本新政的再建设……
他说：“所谓东亚新秩序理念，即社会主义理念的新秩序。以苏共、中共的紧密提携为基础。但是我不认为以近卫之力能够实现，近卫政权最终是克伦斯基政权 （注：从帝制崩溃到十月革命之间的俄国共和制政权，克伦斯基任总理），是下届政权的过渡。我虽然为近卫五人智囊团之一，暂且支持这克伦斯基政权，但却是为着不久将要到来的真正的革命政权开辟道路——我今天做的是为明天的梦。”
张爱玲的残酷之美
■ 止 庵
关于张爱玲，常常见到一种批评：她的作品悲观，没有展现理想，不曾塑造英雄。有论家曾引用《金锁记》里的一句话，来概括她的小说：“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这种意见，假如不看作价值判断，单就陈述事实而言，本身并不错。但张爱玲为什么这样，这不是简单的“悲观”或“乐观”所能解释的，背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今天讲的题目——《张爱玲的残酷之美》。
我们先来看看张爱玲对待她笔下若干“好人”的态度。这些人物各不相同，都是善良的人，对于生活都有一些小小的愿望，都有一种对于“好”的追求，一种向着“好”的程度不同的发展。但是在张爱玲笔下，所有这些努力都落空了。这里提到的第一个人物，是《茉莉香片》里的言丹朱。张爱玲曾经说过：“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所指就是言丹朱。她想帮助一位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