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后来下海、闯荡海外，也没有忘记于现实的细微冲突中去发现和解析其背后的文化现象，这已然成为了我的习惯。
从事质量工作十几年来，我也没有忘记使用“呈现本质”的剥洋葱式的思维，一直在思考源于美国文化的“零缺陷管理”如何在为中国输入新鲜血液的同时又不会出现排异现象；当年输入到德国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输入到东洋日本之后又产生了哪些后果；同时，我也始终在教学与咨询的过程中，跟踪观察与解析它在不同企业类型和文化氛围里所遇到的情景，尤其是人们对它的各种不同的反应和丰富多彩的解释……这些，都在丰满着我的心得，完善着我的视角，充实着我的生活。
子曰：“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我并无构建某种“体系”或“系统工程”的冲动与野心，只不过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所谓“中西文化”的思考、探究与实践之后，私下以为找到了“质量”这个融合东西思想、创新管理技法的突破点——它既是市场、客户和盈利能力的呐喊和呼唤，又与敏感的“意识形态”之纷争无涉，可以彼此相拥而坐，无边界地交流与沟通；同时，它还是全球经济大萧条之灰色背景下的一抹鲜红，喻示着暴风雨过后天上的那道绚烂的彩虹。
我很认同朱兰大师在《质量史》中的那个著名的推断——20世纪（生产力时代）最大的管理贡献是“财务”，21世纪作为“质量世纪”，在管理上的成果必定是“质量”！
但是，我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当年朱大师是期望美国来担此重任的，可让他老人家失望的是，历史却选择了中国。这绝不是狭隘的“民粹主义”式的愤青腔调，而是有着切切实实地发生着、经历着的现实基础的。我以为，无论是谁，如果不能发现这一点，不能正视这种趋势，必将会因为有悖于时代的召唤，而错失生发的良机，更会因逆于历史进化的轨迹，而失去主导世界并支撑中华“和平崛起”的理论武器与话语权。
因此，揭露“质”与“量”的“真实谎言”，透视“品质”的真相，展示“质”与“量”的博弈，不仅仅是本书的主题，也是关乎“中国品质”未来的大问题，更是一场决定“中国制造”命运的大决战。
为此，我带领着克劳士比中国学院在前一个十年以“传道与启蒙”为己任，不遗余力且满怀激情地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万里河山；而在下一个十年，我们将会更加全力以赴，以“全球质量竞争力的实践专家”的战略定位，与各类中外优秀的企业、组织紧密合作，以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为样板，用全球的视野、历史的立场和现实的态度，去探索与发现一条新版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且具有普世价值的质量竞争力大道。
一个伟大民族崛起的背后，不能没有一个伟大的理论基础，同样，缺少伟大的“中国品质”思想和方法的中国产品必定无法支撑起这个伟大国家的品牌形象！在此，我要向所有优秀的企业高管和“质量人”呼吁——中国品质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就像当年美国人教日本人质量管理，而后来美国却反过来向日本人学质量管理一样，今天我们向世界学质量管理，必定有一天，全世界也会向我们学质量管理。这正是需要我们上下同心、携手同行的行动方向！
我真诚希望本书能够聚集那些怀抱着复兴“中国品质”之志的同道们，呼唤那些正在踏踏实实地从事着品质工作以及正在默默地为品质事业呕心沥血的同仁们，让我们在有生之年以对人类有所贡献为期许，通过持续地实践、创造和尝试，勇敢地扛起“中国品质”这面大旗！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和同事们，更要感谢那些与克劳士比携手合作的各类组织中的领导和管理者们，感谢你们所给予的精神上的支持和实践中的帮助，我将继续带领着克劳士比学院为拯救中国品质而不断前进、不断探索！
杨钢
fm@
2010年1月13日于北京
《质与量的战争》 相关内容 引子（2）
在受邀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内参时，我思考了许久，不知从何下笔。
因为许多现实的问题在我的脑海里一个个地闪现，不断地向我逼问，并触动着我的心绪，引发了我的许多思考——
在赞比亚，非洲的小伙子告诉我，他们喜欢中国，但不喜欢中国人；喜欢日本人，但不喜欢日本。这让我非常吃惊。问其缘由，却得到了这样的答案：“你们中国人已经不像以前的中国人了，你们现在只知道跟我们做生意；而日本人则不然，他们先教我们插花与茶道，然后再卖给我们东西。”这让我感到有些郁闷，堂堂“礼仪之邦”的同胞为什么会变成唯利是图的“暴发户”了呢？
在佛州奥兰多，从事医疗健康事业（Healthcare）的合作伙伴专程从南卡州驱车来看我，畅谈如何为中国的“医改”做些事情。回国后，我却被业内的“资深人士”的反应所困扰，第一反应就是中国的医院“水太深了”，美国人基本上不可能搞明白；最后这些“资深人士”往往又会补充道：“当然，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嘛！”这又是什么心态？
丰田公司坚持了几十年且作为成功秘诀之一的QCC（质量圈），为什么在国内的企业却成了成果倒装的“发布秀”，并被戏称为“去吃吃”和“苦兮兮”呢？
在杰克？韦尔奇（JackWelch）时代几乎全中国都在“言必称六西格玛”，可是为何却随着他的“黯然失色”而日益变得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有些人变得“谈六色变”了呢？
通用汽车和花旗银行等昔日的企业帝国以及华尔街宠儿们一个个倒下，是否预示着一个旧的生产力时代或“数量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的“质量世纪”的来临？
为什么北京北四环路南边的那排小商铺前会赫然挂出一个醒目的广告牌：“德国品质，绝对放心，日本原装，品质保障”，却不敢大声地说出“中国品质”这四个字？
为什么北京某知名汽车公司的中方负责人认为中国人的基因里缺少“质量”，更没有这种文化传统？难道日本人和韩国人天生就具有这样的基因吗？为什么中国颇为著名的某软件公司居然不敢提“质量”一词？中石油某油田的质量高管也对我说：“不敢谈质量，现在基本上是用‘质量奖’和‘卓越绩效模式’来替代质量。”这又是为什么？
为什么空军副司令要带领将军们学习“零缺陷”，而且还要求多讲讲“外面的东西”，并在系统内要求各单位组织学习会议录像？
为什么奥组委专家们在进行项目流程设计时，首先考虑的是先做项目的变更流程，而不是考虑如果不变更流程该如何运行？
为什么“航天”始终把质量摆在第一位，而且是用质量保安全，从而确保一次次的成功；石油石化却要采取质量与安全“双第一”的策略，而实际上却是谁离“乌纱帽”近谁第一？
“航天”勇敢地高举“零缺陷”大旗，喊了十多年，但仍然流于表面，不见落地，甚至许多干部起到了负面影响，这其中到底缺少了什么？
随着翟志刚完成出舱行走的历史壮举，参与宇航服研制的各研制机构分段担心、放心，极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虽然没有出问题，但这是质量吗？
华为在从国内硬实力向国际软实力转变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向“零缺陷”取真经？
一汽大众为什么要在合资18年之后开始从“质量技术”转向“质量文化”？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一部分 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世界（1）
为什么以质量赢得世界的丰田公司在取得全球数量第一的“宝座”后，却深陷“召回门”的危机？
为什么曾经使中国乳制品企业几乎一夜之间“全军覆没”的“三聚氰胺”，却在行业刚刚复苏、信誉恢复不久又死灰复燃？
无人否认艾滋病防治工作是全社会的事，但为什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成了“疾病防治中心”牵头去做的事情了？
为什么翻开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和经济学家们的字典，里面却找不到“质量”一词？
为什么国内各类组织都已经运行了十余年的各种质量体系，而且每年都要经过开销不菲的内部和外部的评审，到头来却始终是“两张皮”？
于是，我在接受新华社等媒体的采访以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阿里巴巴网站做直播时，提出了“中国质与量的精神分裂症”以及“先天的质量缺陷”等概念，引起了许多读者和听众的共鸣。
而要回答上面那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则必须从思想深处正本清源。如果说30年来我们一直在实践着“白猫黑猫”理论，踏踏实实抓生产、雄心勃勃赶、学、超的话，那么，一场金融风暴的到来，让我们一下子看清楚了许多一直模模糊糊的景象。我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原本，日本人是靠制造起家的，但十余年来他们努力向高科技和服务业转型，至今仍不见起色；以英法德为代表的老牌制造强国，已经成功地放弃价值链中下游（制造）而稳执上游（研发与营销），理论上似乎赢的轻松、风光无限；制造大国美国走得更远，不仅比欧盟做的漂亮，而且在管理创新方面，尤其是金融服务创新方面让全球望其项背而泣于隅。
而我们中国则像牛一样地专注于制造，虽然受到欧美价值链两头的挤压，却仍旧勤勤恳恳工作，踏踏实实生活，一点一滴地积聚着财富，走向“牛市”。
如今，随着华尔街圣殿的轰然倒塌，欧、美、日突然发现他们的好日子是建立在“虚拟经济”之上的，而“实体经济”的机能已经快要丧失殆尽——原来他们一直在练就着在价值链两端“多吃、快跑”的本领，却忽视了中端的“消化系统”、“循环系统”早已经功能紊乱。
从日本长达十年的经济低迷、“西门子贿赂事件”到美国围绕是否拯救“三大汽车”的拉锯战，都让世人感叹：他们想重拾旧河山，却发现自己早已自废武功，已经不会或不能“制造”了。只要随便Google或百度一下，就不难发现大量诸如《日本制造业的衰退和大企业的破产》、《美国制造业陷入28年来的最低水平》、《欧元区制造业指数写下欧元启用11年以来的新低》的文章，以及各种证实制造业大衰退的指数。
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的话说，美国的制造业已经死了。所以他反对政府援助，宁可让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破产。于是，克莱斯勒公司在庆祝自己的85岁生日之后，宣布破产重组，而连续70年多来雄居全球霸主地位的通用汽车公司，则在庆祝完自己的百年华诞之后，选择了“六一儿童节”这天宣告了生命的终结。
反观中国，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制造”以实体经济的典范，不仅续写了国富民强的神话，而且提升了全球民众的生活品质。于是，世界惊叹：中国是真正的制造大国，不仅控制着发达国家的“消化系统”和“循环系统”，而且随着其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