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结束,天色微明。走回饭店的路上,我突然有一种失落的感觉。从1993年算起,我到台湾采访数十次,只见十几年中,同样的那群政客,玩弄着同样的话题,毫无长进,把好端端的一个台湾闹乱闹垮,人心溃散。他们还要闹多久呢?我们做新闻的还需要陪着他们玩下去吗?值得吗?
离开台北回香港时,我对台北的同事说,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采访台湾选举了。确实,2004年12月的立法委员选举,我没有去台北。选前,3月大选侥幸获胜的民进党来势汹汹,有意一举夺下立法院的多数,为陈水扁推行“法理台独”铺平道路。不少人担心“蓝军”会溃不成军。
结果却非如此,不仅民进党未能过半,李登辉领军的极端台独势力更是受到重挫。对陈水扁来说,这次选举是他当政以来的最大失败,也表明台湾民众对他的厌恶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估计。我第一次在香港收看开票的直播,感到陈水扁靠两颗子弹连任之后,台湾民众的心理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绿潮”已经到头了,应该退潮了。
有趣的是,这次凤凰卫视也有人参选和当选立法委员。当选的是李敖,立法院从此成为他的新游乐场,而他的所有对手,特别是民进党政府的高官,从此没有好日子过。没有当选的是凤凰卫视记者陈淑婉,但她以一人之力在台中市拿到上万选票,很不简单,可谓是虽败犹荣。
贴身直播宋楚瑜大陆行
2005年5月宋楚瑜到大陆做“搭桥之旅”,我以随团记者的身份全程采访和评论,陈淑婉刚结束对连战大陆行的采访,紧接着又一轮的新闻大战。宋楚瑜所到之地,还有凤凰卫视的其他同事加入,像接力赛一样。凤凰卫视资源有限,当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都决定放手全面报道时,我们只有尽量发挥自己熟悉台湾情况以及灵活反应的优势,才可能以少胜多。
我们采访中常常遇到保安严密的难题。第一天在西安的晚宴上,安全人员把记者同台湾来客完全隔开,我们就是凭着与他们的熟悉,先后把立法委员刘文雄和立法院副院长钟荣吉请出来,上我们的直播连线节目。第二天到黄帝陵拜祭,我干脆混入访问团当中,拜祭仪式结束时,我把手机塞到立法委员李庆安女士手上,请她直接同香港主播对话。
这样的“贴身采访”屡试不爽,有一位《香港商报》女记者发现后,就“贴身”在我后面,保安人员以为她是我的助理,也就放行了。在南京中山陵采访时,我夹在访问团当中,一路登山一路作电话连线报道。上到孙中山墓室,记者都被挡在门外,我却在里面,继续报道眼前所见。
下来时却差点出大事。原来,吴小莉在中山陵大门前作直播,我下山后同她会合。不料宋楚瑜一行刚刚离去,大批保安人员也跟着撤走,数以万计的旁观民众从上面涌下来,看到我们凤凰卫视,特别是认出了吴小莉,就把我们层层包围起来。我见势不妙,马上告诉香港这里已无法再做直播,拖着小莉落荒而走,跑到我们的转播车旁边,把她推进驾驶室,关上车门,才稍稍放下心来。当晚的《总编辑时间》里,播放了一段我和小莉受困的情景,大概是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画面,我们就像被卷入一个巨大的人群漩涡,而当时的香港主播李慧看着这样的场面,脸色都变了。
到湖南湘潭巨鱼村老家祭祖,是宋楚瑜这次访问行程中的重头戏。我到了他父母的墓地时,他们一行正在旁边的农户家中休息。宋见到我就,感慨地说:“以前我们在台湾见面,今天是在我的老家接待你……”(几个月后我在上海再次采访宋楚瑜时说:“这次到了我的老家了。”恰逢中秋,国台办的陈云林主任邀宋楚瑜一行在黄浦江畔边赏月边喝啤酒,台湾来客还举杯高歌《松花江上》,凤凰卫视的上海记者拍下了独家画面。)
祭祖之后,宋楚瑜在湘潭的一家饭店里,同老家的亲友见面。会面刚结束,凤凰卫视记者张玮娜不管保安阻挡,跑到宋的面前,递上三张颜色发黄的照片,那是广州一位九十岁的老先生委托凤凰卫视转交的。他是宋的父亲宋达的旧同事,那些照片就是当年宋达给他的,有两张宋楚瑜还是第一次见到。通过凤凰卫视的镜头,宋楚瑜向那位老伯表示谢意,当晚就在我们的新闻节目中播出。
在这样的直播中,我们不断同香港作电话连线,每次宋的专机刚刚停下,我们已经在飞机上拨通香港电话,报道宋和他的幕僚在飞行途中说了些什么。再就是以最快的速度编好片子传送到香港播出,陈淑婉和我们摄影记者的高效率,令大陆同行感叹不已。常常是刚刚结束这一站的采访,在去下一站的车子上面就开始编辑片子,下车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找饭店的商务中心,通过宽带把片子传送到香港,前后只需一两个小时。
要在新闻竞争中胜出,常常要靠灵活反应。宋楚瑜在上海会见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时,现场只有凤凰卫视一家开来转播车,但只能停在迎宾馆的门口,无法直接传送会见的画面,这也许是中央电视台和上海地方电视台不做直播的原因。我们的做法是,摄影记者在里面拍完会见的场面,立即跑到大门口,用另一台摄像机把片子直接传送到香港播出。这里还没有传完,台湾电视台的朋友已经来电话,问我能不能使用凤凰卫视的画面。
萨文对决木子美
凤凰卫视上海记者站原来是在西区的一座商住两用楼里面,进门有点暗,也没有明显的凤凰卫视标示。有一次我们请复旦大学一位女生来上节目,与香港连线直播,她的父亲死活不让她上楼,因为我们只拿得出一张名片,如何证明自己确实是凤凰卫视呢?
不过,我们却有一种其他境外媒体不可能有的“秘密武器”;我们租用了一条专用光纤,连接上海和香港。就在我们记者站简陋的客厅里,记者或嘉宾随时可同香港连线,一天可以连好几次。2004年《全球连线》开播后,我们常常要寻找嘉宾来同胡一虎或萨文对话,有一晚,前来敲门的嘉宾是木子美,香港那边是萨文,北京嘉宾是王小波的夫人、研究女性问题的李银河
我有时会把萨文称作“无定向飞弹”,他与评论员或来宾对话当中,有时会突如其来问一些怪问题。这次,萨文的招数是先把木子美的性观念定下调子,木子美不同意,想要辩解,萨文却不让她说清楚、讲明白。本来,三十分钟的节目去掉广告时间,实际只有二十来分钟,一个主持加上两个嘉宾,每人都讲不了几句话,意犹未尽就进入了尾声。
连线结束了,木子美很有点不服气,忿忿地对我说:“他就是不让我把话说完,他就是不让我把话说完……”没想到,自有网友要为她报仇雪恨。第二天的凤凰网的BBS上面,一长串的帖子都朝着萨文开火,为木子美打抱不平。我不知道萨文看了这些帖子有何感想,反正我想到当时的情景实在有趣,笑了半天。
萨文的可爱,更多是在镜头之外。每次他做完《全球连线》,一定会同节目的编辑在电梯口争论好久,而且每次都是他理直气壮。不过,今年3月北京开“两会”期间,他在香港主持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华文大直播》,我和闾丘露薇在北京每天同他连线,每天都会在正式开播前评点一番他的服装。我们的取笑,不止一次让他红着脸脱掉西装,便装上阵。
“移师”北京 重回大学
2005年凤凰卫视的九周年台庆活动有两场,都是在北京,也都把我们变成了客人。第一场是中国国家芭蕾舞团的演出,当中穿插凤凰卫视主持人对芭蕾舞的感受。我说的是四十多年前在上海第一次观看中央芭蕾舞团表演《天鹅湖》的情景。
1963年我还是初中生,为买《天鹅湖》的票子排了大半天的队,我还记得那天正是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的日子。而《天鹅湖》的芭蕾舞音乐,真的使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仙境。晚会之后的宴会上,舞团团长赵汝蘅告诉我,当年我看的《天鹅湖》,她正是台上的一位舞者。我向她敬酒,送上迟到四十二年的谢意和敬意。
第二天的台庆晚会在北京大学举办。那一晚,凤凰卫视主持人的角色全都被北大的学生取代,我们反而成了接受采访的宾客。北大学生十分精彩的表演和专业水准的主持,很有一点要同我们抢饭碗的势头。
中午,我们几个评论员绕着北大的未名湖散步,春风拂柳,令人不想离去。就在那天,我决意移居北京,再度感受一下大学生活。晚会后,我邀一群凤凰同事到鼓楼附近的一家酒吧聊天,直到半夜三点多。实际上,我是想对他们表示一点感谢,也带有一点告别的意思。
但告别没有告成,我虽然已经在清华大学作了一年访问学者,但仍然是凤凰的一员,继续在北京作评论。
去年7月,我把“家”从香港搬到了北京。所谓搬家,也就是在香港呆的时间少了,在北京住的时间多了。我在《重回大学,感觉很好》里的一段话表明了我当时的心态:
“一个人忙忙碌碌大半生,已是年近花甲,能在退休之前到大学呆上几年,无论是上课还是教课,都是人生美事。给我这个机会的,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而凤凰卫视允准我“移师”北京且身兼两职,也显示出主事者的气度和眼界。”
今年,我又从陈晓楠和许戈辉手中,分别接过了《口述历史》和《风范大国民》两个节目。在年初的节目推介会上,我说这是凤凰的新策略:“老头当美女用”。三月的北京“两会”,再度与闾丘、小莉和亚芳等在人民大会堂内外奔波。“两会”一结束,我又回到清华大学的课堂。
一转眼,就是凤凰卫视的十年台庆了,我们宣传片的用语是“十年奉献,百年真情”。本书也算是对凤凰十年迟到的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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