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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道多么可怕的“判决”！我们回过头来看，并非这位诗人判断失误。《克伦威尔》这部悲剧确实不是什么杰作。在文学上起步之初，巴尔扎克还不知道他的天才应该施展在什么题材上，又没有前辈悉心点拨，他走错了方向。诗体悲剧不但需要熟悉人情世故，而且必须掌握舞台技巧，这都是这位文学新人所难以运用自如的。而且，父母仿佛在用鞭子追赶着他，他无暇静心地分析自己的气质，急急忙忙地拼凑诗句与韵脚，以争取早日获得独立和声誉。悲剧的相对固定的形式，桎梏住了巴尔扎克的跳动的意念和奔放的才情，这部模仿之作显得空洞、僵冷。但是，那位诗人的结论下得太早了点。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巴尔扎克可能干任何职业都会砸锅，唯有文学才是正确的选择，才是他成功的唯一途径。
所幸的是，巴尔扎克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克伦威尔》失败之后，父母尤其是母亲劝告他，可以把纯文学当作一种嗜好，一种所谓“正当”职业后的“副业”，谋求一个健全而获利的职业才是当务之急。巴尔扎克没有动摇，仿佛有种神秘的本能在警告他，创作是上帝的旨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职，绝对不能把她仅仅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必须用全生命去追求，做一个“职业诗人”，他说：“如果我有了职业我就算完了。我将成为一个小职员，一架机器，一匹马戏场里的
马，在指定的钟点里围着场子跑上三、四十圈，在指定的钟点里喝水，吃饭，睡觉。我将
仅能成为一个专心于日常琐事的人，这就是所谓的生活——象石磨般旋转，永远相同的事
情永远反复着实现！”
巴尔扎克拒绝妥协而坚持他的合同。和父亲订的契约上的两年试验时间，还剩下一整年时间才期满，他要充分地利用它。他怀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又自甘情愿地回到那间“囚室”中去了。
十年挣扎
巴尔扎克从来就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处女作遭“枪毙”，他另起炉灶，重新开始。诗句难以雕琢，就用散文笔法写；不善于构建戏剧，就写作小说。就这样，他象一艘开足马力的帆船，在文学的海洋中披风斩浪，摸索前进着。躲过了初始的灭顶之灾，这航船并没有直接驶入汪洋大海，而是艰难地求索了很久很久。十年间，他饱尝了人生的甘苦，有过小小的自我满足，更多的是挫折、失败、各式各样的打击，走过漫长的泥泞沼泽。不能否认，在进入庄严的文学家的行列之前，巴尔扎克太强的成名欲及其对经济利益的执着追逐是他难以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的主观原因，这影响了他的早日成功，但是，他那一系列看似与严肃文学宗旨相悖的所作所为，客观上使他对社会的真实面目加深了理解，既磨炼了他的意志，又铣铸了他的笔锋，当他成熟起来便挺然屹立，锐不可挡。
卖文为生的日子是清苦的。父母给他提供的费用连最低的生活标准都难以达到，而且眼见着期限就要到了。这位可怜的未来作家从拿起笔的一开始就时时处于危机感之中，他还常提心吊胆地害怕善变的母亲指不定哪天会突然中止供给，勒令他重新坐到律师事务所的板凳上去，打破他的作家梦。不行！不能再这么被动地生活下去了，即使为了自信，也得自谋生计。巴尔扎克第一次想到了挣钱。金钱与创作，以前的巴尔扎克把它们看作是势不两立的，他把写作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拜金主义者，否则当初就不会要死要活地争取写作权利了。此刻，他第一次懂得了金钱的能量，有了钱，再不用为生计操心，才有可能从容不迫地写作，才能成为大家、名家。钱非万能，没有钱却寸步难行。于是，巴尔扎克闯入了金钱世界。
没有固定资产作后盾，没有经商的基本训练，巴尔扎克有的只是一支笔，他只能用笔来敲开金钱世界的大门。再也没有精力去构思崇高的悲剧、推敲高雅的诗句，他一头扎进“流行小说”之中。当务之急是挣钱，只要写的东西能卖出去，变成现钱，写什么与怎样写又有什么关系？文学家的声誉、艺术家的光环只能暂时收起，待到挣了大钱以后再去追求。巴尔扎克交结了一位同样年轻的市侩文人，此人已拼凑出一两本流行小说，与书商有些交往，现在正在物色一位有才气的需要金钱的合作者，来共同“制造”应景小说，以便多出书，快赚钱。他与巴尔扎克一拍即合，两人共同从事文学投机生意。他们合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名为《毕拉格的女继承人》，换来了八百法郎。这是巴尔扎克有生以来的第一笔收入，也是他的文字第一次印刷成书，然而，一直想出名的他却没有署上真实姓名，而是化名为“罗纳勋爵”。写流行小说决不是他初衷，而要在严肃的文学道路上走下去，就不得不在经济上独立。后来，巴尔扎克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艺术家并非象黎希留（1585—1642，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所说属于利禄之辈，他不象商人一样，满脑袋里贪得无厌的就是财富。如果他为金钱忙碌，那只为的是济一时之急。因为吝啬是天才的死敌。一个创造者的心灵需要的是慷慨相助，决不能让如此卑劣的感情从中占有地位。”正是为了“济一时之急”，他才不得不去为金钱忙碌的。
从1822年到1825年，巴尔扎克用化名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这类作品往往由书商们从赢利的角度来决定选题，迎合社会上一般读者消遣解闷、寻求刺激的心理。闭门造车，花不多的精力，赚不少的钱。巴尔扎克象开足了马力的机器，飞快运转，信笔写出什么《拾来的姑娘》、《犹太美男子》、《百岁老人》、《最后一位仙女》等一系列小说，还有《不受愚弄的秘诀》、《巴黎招牌趣味辞典》等“生活指南”式的杂著。与其说它们是艺术，不如说是商品。巴尔扎克明白这些东西除了能卖两个钱之外一钱不值，并为自己陷入这种生涯而惭愧。他给妹妹的信中说：“我希望靠这些小说发财致富，多么堕落！……为什么我没有一千五百万法郎的年金，使我能够体面的工作！可是，我总得独立起来，为此我只得用这种可憎的方法。”巴尔扎克称这些数量可观的粗制滥造品为“不折不扣的文学垃圾”，始终未署真实姓名，后来更是羞于提及，并且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郑重其事地否认那些作品是他的手笔。
然而，这种“可憎的方法”并未能使他致富和独立。假如说这段时期还有一丝收获了话，那就是锻炼了巴尔扎克的笔力，使他对文学语言的掌握、对作品中人物、情节的驾驭得到了训练；后来，还为他创作《幻灭》等杰作提供了素材，使我们在今天能够窥见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新闻出版业的生动历史。
巴尔扎克又在设法寻找新的生财之道了。1825年，他在继续写作的同时，与一出版商合作，想出版一些古典名著的袖珍本全集来赚钱。亲朋好友们也热心资助他，唯有他的妹妹觉得不妥：
亲爱的大哥，你的一个个经商计划，使我十分不安。你这位作家侍奉的神灵未免太
多了。既然已经献身于文学事业，很多名人终生奋斗，尚且感觉不够，你哪能有那么多的
时间再去操持别的营生？再说，经营商业，你本来就不熟悉……你为人和善，生性梗直，总以为别人也象你一样忠诚坦白，从来不懂得防备他人的尔虞我诈。亲爱的哥哥，我宁肯
看你整日与手稿和正经的著作打交道，也不愿看你口袋里装上泥土；我宁愿你住在寒伧的
阁楼上，也不希望你财运亨通，买卖兴隆……
事实果然不出小妹的预料，巴尔扎克决不是经商之材。他苦心经营了一年多，出了莫里哀和拉封丹的全集袖珍本，而且亲自作序，还出钱请人画了精美的插图。初版印刷了一千册却只卖了二十本不到，原指望能获取大笔收入，结果是净赔了九千法郎。巴尔扎克的倔脾气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他并没有从这倒霉的生意中清醒过来，激流勇退，相反还不服输，又盘下了印刷厂和铸字厂，由于不善经营，不久就倒闭了。到了1828年，巴尔扎克负债数字已高达近万元，数目之大，大概与他原来想获得的财富的数量之多成正比。
对于巴尔扎克来说，这是一段几乎因破产而声败名裂的苦难历程。然而，如果没有这一段苦苦挣扎的历史，他也不可能在《人间喜剧》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金钱关系有那么深刻的把握，那么生动的描绘。在那段时期，他不得不和各种各样的出版商、债权人打交道，不得不面对逼债、清算、高利盘剥、敲诈勒索等一系列近乎掠夺的人们。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使他抓住了社会的本质，见识了掌握金钱的生活中的“主人”们。巴尔扎克毕竟不是市侩、庸人，他既不具备葛朗台式的搜刮掠夺的本领，更不屑于为了发财致富而出卖灵魂、背叛初衷。他一直在告诫自己：“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向我招手，只要物质条件稍稍有所保障，我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工作！”他始终视写流行小说、搞出版生意是“把精力消耗在如此荒谬的勾当上”，他不甘心也不会在生意经中沉沦下去。
1828年4月以后，巴尔扎克在债务缠身的情况下又重新拿起了笔。其实，在他经商的几年里也未中断过写作，只是主要精力不放在上面。而今，写作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他期望：一方面通过写作挣钱来还清债务、维持生活，另一方面，通过写作来实现艺术家的崇高使命。在巴尔扎克看来，艺术家的崇高使命就是要“使事物改观”，“使人类力量获得新的发展”，他下决心要在文学上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了。巴尔扎克在书房里放置了一座拿破仑的塑像，在塑像的剑鞘上他刻下这样的字句：“他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来完成它！”可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早在两年前，巴尔扎克就有个创作构思：根据拿破仑时代朱安觉人叛乱的事件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并已拟好了题目《英雄好汉》。如今可以全身心投入实施了。他认识到，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样凭空想象，闭眼涂鸦，必须对旺岱战争的环境与历史有从感性到理性的把握。好在拿破仑时代刚刚过去，好多当年参加过“革命军”与朱安党人打过仗的人，现在仍然活着。巴尔扎克从图书馆里借来当时人们的回忆录，研究军事报告，对任何微小的显得无足轻重的琐事也不轻易放过。研究并阅读了两三个月，能找的资料都找了，巴尔扎克仍不急于动笔，他决定前去朱安党人活动的场所捕捉第一手资料。他找到一位退隐的军人的地址，得到应允后立即动身。当时的巴尔扎克是如此拮据，他连最廉价的马车也坐不起全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