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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一看巴尔扎克立志要描绘的这部“完整的历史”具有怎样的面貌。
恩格斯是这样概括的：
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
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
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
理解了恩格斯的这段话，也即抓住了巴尔扎克作品的灵魂与本质。
资产阶级的罪恶发家史
资产阶级在各个领域都成了主宰，在 19世纪的法国已不容置疑。巴尔扎克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的胜利，但是，他不是把这一现实理解为资本主义的“理性的胜利”，而是视之为启蒙主义者那个“理性王国”的破灭。因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礼赞而是批判，不是颂扬而是揭露。并不是巴尔扎克有什么成见或情绪，而恰恰是他抓住了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看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看到这些咄咄逼人的资产者们虽然代表着新的时代，但他们在推动历史前进的路途上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留下斑斑血迹。
于是，他用蘸满浓墨的画笔，给人们描绘了一幅法国资产阶级的罪恶、血腥的发家历史的长卷，让我们宛如身临其境地看到一个个“当代英雄”的惊心动魄的表演。
泰伊番，当他出现在《驴皮记》里的时候，已是一位肥硕的银行家了。因为腰缠万贯，使得他高人一等，人们尊重他，法律保护他。他自己很明白财富的威力，他说那是一张“蛮横无礼的特许证件”，你只要是百万富翁，那就自然权力无边。一个人只要有钱，“他是国王，他无所不能，他在一切之上，象所有的阔人一样。从此以后，对他来说， ‘在法律面前法兰西人一律平等’这句话，只不过是写在宪章里的一句谎言。他将不用服从法律，倒是法律要服从他。没有为百万富翁准备的断头台，也没有为百万富翁准备的刽子手。”然而，这个目空一切的暴发户的最初的财富来源却是谋杀了两位无辜者的生命换得的，而其中一个还是他自小亲密无间的同学和朋友！巴尔扎克在另一部小说《红色旅馆》中，揭露了这个银行家的罪恶而血腥的发迹史。靠杀人越货起家，在资本主义时代又何止一个泰伊番！巴尔扎克以犀利的笔触一针见血地直指社会根源，他把泰伊番的全部财产比喻为“一滩血”，“他的任何微小的幸福”“都是罪恶的果实”，然而并非只此一家，书中一位律师说：“如果都要盘根问底追问我们财产的来源，我们每个人还能有立足之地吗？”哪一个金融家、政治家的西服上没有污点？哪一个商人、暴发户以正当手段致富？资本如同脏物，资产者形同杀人犯，这就是结论！
不信请看——
《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告诉我们，一位花粉店的伙计名叫杜·蒂埃的，因为偷情又偷钱，被老实的老板赛查体面地解了围，然而他对掌握自己的阴私的老板始终有股仇恨。他为了使自己发财让老板破产，采取了极端卑鄙的手段。他结识了公证人罗甘，又从罗甘那儿进一步结识法国金融界，对社会上黑吃黑的一套很快学会；借着给罗甘做投机买卖的机会，投机贪污发了财，居然成了银行家，还掌握了罗甘的阴私、控制了赛查的三十万家当。杜·埃蒂变成了赛查实际上的大债主，并且分文未出。杜·埃蒂还不罢休，让赛查出尽丑，以至最后家破人亡。一个小偷就这样“发财致富”了。
《农民》中的一位管家高贝丹，与主人的女仆串通一气，让主人无甚收入，而自己中饱私囊、积攒了不少钱财。有一次，他手脚不干净，当场给逮着了，被赶出了庄园。令人吃惊的是，三年以后，这位无甚颜面的人居然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资产者。他攀了几门高亲，无论在议会、法院和政府中，都有他的亲戚或朋友，他还控制了对巴黎市的木材供应。他与心狠手辣、靠放高利贷和延期付息的方法残酷压榨农民的还俗教士、觊觎他人财产的市长沆瀣一气，干尽坏事，无所不为，无所不能，无往而不胜。
这类描写在 《人间喜剧》中比比皆是。巴尔扎克确实对现实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他不但深刻地描写了一个个资产者的罪恶发家史，而且通过几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典型形象，把资产阶级由原始积累时期到金融资本阶段的整个发展过程，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艺术地再现了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演变与发展，具有极大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
《高利贷者》中的主角高贝赛克，是早期资产阶级的代表。这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吸血鬼，他虽以收取抵押品的高利贷方式聚敛财富，却已大大不同于莫里哀笔下愚蠢的放债人。他老谋深算，冷酷无情。伯爵夫人为了给情人偿还赌债，背着丈夫把家里贵重的钻石卖给了高贝赛克，转眼间，他又让伯爵用高价赎回这些钻石。他还开导伯爵，把财产委托给自己，以保证儿女的财产不至于被妻子挥霍浪费掉。伯爵一死，高贝赛克当即宣布，他就是伯爵产业的合法主人，于是自己当起了伯爵乡间的大地主，让伯爵寡妻和孩子们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这是社会舞台上的一位真正的主角，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他与十来个和他类似的金融家控制着法国的银行、商界、政府信用机构、司法界乃至整个社会。他不可一世地宣称：“我毫不费力地控制了社会，社会却奈何我不得”，这并非言过其实。那些有着显赫地位、豪华衣着的人们，常常不得不低着头蹩进这个丑陋的老头子的寒伧住处，向他伸手借钱，要求延期付债，受尽冷眼与嘲弄。他俨然是金钱势力的化身，那些“最骄傲的商人”、“对于自己的丽色沾沾自喜的妇人”、“自视清高的军人”、“最有名的艺术家”、“名姓要流传后世的作家”，都成了他玩弄于手掌中的奴隶，常常要低三下四地苦苦哀求他。他自称，在他头脑里“有一架天秤，整个巴黎城里的遗产和工商业都要放在上面加以衡量”，他是“无人知晓的国王”，是人们“命运的主宰”。他这一切的取得，都是因为他手中的金钱，“生活不是一部由金钱开动的机器么？”他掌握了这一社会法则，他是社会的实际统治者。
然而，这个知晓金钱能力的高利贷者，他懂得重利盘剥，懂得用高利息害人就象高明的厨师宰杀鸭子一样干净利索，却不懂得通过货币流通做生意，不懂得资本周转的重要作用。和他的后来者相比，高贝赛克的剥削方式毕竟属于相当原始的类型，搜刮财富的手段比较单一。不是十拿九稳的买卖，他决不沾边，可是，只要有利可图，哪怕只是拔下别人一根毫毛的蝇头小利，他也决不放过。他付出一辈子的心血去追逐金钱，成了百万富翁，却过着别人难以想象的穷酸日子，“一切都只有进，没有出”，他的吝啬与他的贪婪同样惊人。聚敛财富是唯一的目的，获得财富是唯一的幸福。这是一个金钱驱赶下的行尸走肉。他死后，人们打开他二楼和三楼的密室，发现里边不光堆着棉花、糖、甜酒、咖啡等舶来货，还堆满了物主未能赎回而留在他手里的各种抵押品，从家具、银器到古画、古董，甚至还有各种长满蛆虫的食物。高贝赛克属于旧式剥削者，他还只知道堆积商品、贮存货币。他是巴黎的国王，然而是无声的国王。巴克思在《资本论》里分析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时，曾专门以这个高利贷者为例，说明“从货币贮藏的意义上进行商品积累，是十足的愚蠢行为”。虽然巴尔扎克并不能从政治经济学上来解释这个人物，但他捕捉住了社会生活中的有意义的现象，通过艺术典型来表达他对现实关系的理解，而且是深刻的理解。
箍桶匠出身的葛朗台老头所处的时代，是风去变幻的岁月。四十岁以前，他生活在封建时代，而后经过大革命的洗礼，他八面玲珑，长袖善舞，逢上了千载难逢的追逐财富的时机，学会了自由竞争的那一套。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风暴时期，他赶着时潮，投靠了共和党；执政时期，他居然厕身政界，成了一区之长，还得过荣誉团的十字勋章；拿破仑称帝期间，他虽然丢了官，但已扎扎实实地捞了一票，已成了索漠城的首富。他的致富道路与高贝赛克已有了很大的不同，除了放高利贷之外，他已在各个方面钻天打洞谋取金钱。共和时期，他先用自己的现款和妻子的赔嫁贿赂标买监督官，三文不值两文地买到了区里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田产；后来混上了区行政委员，向革命军承包了两千桶白酒，代价是把一个女修道院上好的草原弄到手；担任区长时他利用职权，假公济私，建造了几条出色的公路直抵他的产业，同时又交税很少——这些都是他资本的最初来源。到了帝国和复辟时期，他的财源还在不断扩大，他从丈母娘、妻子的外公和自己的外婆那里继承了三笔遗产，又从一位没落的侯爵手里廉价买进一整块良田美产，最主要的，他通过毁约——先是与别的葡萄酒商串通好决不低价出卖酒给荷兰人，而他自己却偷偷地毁约，暗中与荷兰人做下了买卖——卖酒、抛售黄金、公债投机等商业、金融上的牟取暴利的投机倒把活动来增殖资本，他的财产总数到底有多少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了。
葛朗台的发迹史同样充满了血污。书中写道：“讲起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是条巨蟒：他会躺在那里，蹲在那里，把俘虏打量个半天再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倒进大堆的金银……”在整个索漠城里，“个个人都给他钢铁般的利爪干净利落地抓过一下”，连巴黎的那帮人也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和高贝赛克相似，葛朗台老头也是财富的奴隶，是被金钱物化的人。他也吝啬到极点，装穷、节俭，不管天气多么冷，不到十一月不许生火，到了四月一定得撤火；每天分配尽量少的面包给人家；妻子病了不觉得痛苦，想到要花钱请医生却痛苦万分；妻子死了不难过，而女儿要继承妈妈的遗产却要了他的命；直到临终，他舍不得的不是孑然一身生活在世上的女儿，而是那些在他看来象人一样活的、会动的、会来会去、会流汗会生产的金钱。他对女儿的遗言就是：“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帐！”他告别人间的最后的一个动作是：“神甫把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唇边，让他亲吻基督的圣象，他却做了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十字架抓到手里，这一下最后的努力送了他的命”。从这方面来看，他和高贝赛克一样，一辈子过的都是禁欲主义的清教徒式的生活，他们都把搜刮来的财富藏得严严实实，所谓财不外露。但葛朗台的谋财手法已经比高贝赛克进了一步，他知道通过商品流通来增殖财富，搞证券、公债等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