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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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1-01- 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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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谈到民主政治在贫穷国家里的成效,当然,常常会涉及到印度的例子。当年,英国殖民当局拒绝印度的独立要求时,就处处怀疑印度人管理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的能力。一九四七年,当印度独立的时候,这个国家确实处在某种混乱当中。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毫无政治经验,印度过去各自分治的地区之间尚未融合一体,政治上各种力量的分野模糊不清,同时还广泛存在着社区性暴力事件和社会失序。那时,对印度未来是否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国家,还真缺乏信心。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印度的民主政治历经甘苦,已卓有成效地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在这段时间里,政治上出现的分歧大体上都按照宪法的准则来处理,并且坚持根据选举结果和国会的规则来组织历届政府。虽然当年印度这个国家是由各个差异极大的地区马马虎虎、勉勉强强地仓促组合而成的,但它不但存活了下来,而且作为一个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体,运转得相当良好。确实,印度的各个部分正是通过有效的民主政治体制而结为一体的。
  印度的各邦操各种不同的语言、有着多样化的宗教,在国家的发展中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也构成了对印度生存的巨大挑战。当然,由于宗教和社区间的差异,印度的政治具有某种特殊的脆弱性,这往往会被宗派政治家所利用,而他们也确实数次这样做过(包括在最近的几个月里),由此导致了群众的极大恐惧。不过,当宗派性暴力活动乘机兴风作浪时,全国各界都会一致谴责这样的暴力活动,从而最终维护着民主制度的基石,以反对狭隘的派系摩擦。印度不仅是居于多数地位的印度教的故乡,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之家乡,还拥有数百万的基督教徒和佛教徒,世界上大多数的锡克教徒、印度祆教和耆那教徒也都住在印度。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差异极大的国家的生存和繁荣来说,这样的社会共识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不民主的体制能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这种想法有时被称为“李氏假设”,因为新加坡的领导人、前总理李光耀是它的鼓吹者。确实,有一些实行威权体制的国家(如韩国、李光耀自己的新加坡以及……)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许多非威权体制的国家(包括印度、牙买加和哥斯达黎加),从这个意义来讲,李光耀当然是对的。然而,这个“李氏假设”是以零星的经验观察为基础的,是根据高度选择性的、有限的信息归纳出来的,它并未经过任何以现有的大范围数据为基础的一般性统计检验。要证明威权体制和经济高增长的关系具有普遍性意义,就不能用高度选择性的资料去论证。例如,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年来一直是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的高经济增长当做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我们需要做更系统的经验研究,以便从中分辨出支持或反驳“李氏假设”的证据。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普遍性证据能证明,威权主义的统治和对政治及公民权利的压制真的对经济发展有益处。确实,从普遍的统计资料中不可能归纳出这样的结论。系统性的经验研究(比如由罗伯特·巴若〈Robert
  Barro〉或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所主持的研究)的结果从未真正支持过这样的观点,即在政治权利和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着普遍性的冲突。〔2〕究竟政治权利对经济表现的影响为何,似乎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的作用;某些统计调查发现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弱的负相关,而另外一些统计研究却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如果把所有的比较研究的结果放在一起,关于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没有明显的彼此影响的假设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既然民主和政治自由本身非常重要,所以与上述研究相关的努力决不会遭到忽视。〔3〕
  这个问题也涉及到经济研究方法的一个基本要点。我们不仅应当从统计上看相关程度之大小,还应当考察和分析关系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果性过程。现在,学者们已经对导致东亚地区各国经济成功的经济政策和环境因素有相当多的了解。虽然不同的经验性研究所关心的重点不一样,但目前学者们已经就一份对经济发展“有助的政策”清单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在这个政策清单上有开放竞争、利用国际市场、由公共部门对投资和出口提供激励、高识字率和中小学入学率、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其他促进广泛参与经济扩张活动的社会条件等。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假设,这些政策中的任何一项会与更广泛的民主制度不一致、而只能由像在韩国、新加坡……那样的威权体制来强力支撑。实际上,有一项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要形成更快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宽松的经济气氛,而不是一个更严酷的政治体制。
  要完成这一研究,就必须超越狭隘的关于经济增长的观察,而应更宽泛地分析经济发展需要些什么,包括经济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需要。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就要一方面看政治与公民权利,另一方面看主要经济灾难的预防,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政治与公民权利能给予人民必要的机会,以要求政府注意社会上的需要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去满足这些需要。政府对其人民遭受苦难时的反应往往取决于人民施加的压力。而人民能否行使其政治权利(如投票、批评、抗议以及其他的类似权利),确实直接关系到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激励去关心人民的苦难。
  我在别的地方也提到过一个明显的事实,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4〕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是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在世界上此刻正发生的两场大饥馑中,一场北朝鲜,另一场在苏丹,可以说,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
  饥馑经常看上去与自然灾害有关,而新闻记者也常常把饥馑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灾害……在埃塞俄比亚有旱灾,而在朝鲜则是谷物歉收。然而,许多同样遭受到类似自然灾害的国家,甚至其灾情更重,却能有效地避免饥馑的发生。因为,对选民负责的政府必须积极地采取措施以帮助人民、减轻饥饿的威胁。在一场饥馑中,主要的受害者是穷人,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创造收入(例如,通过就业计划等)、让潜在的受饥馑威胁的受害者获取食物,从而使穷人免于饿死。即使是在那些最穷的民主国家里,万一遇到了严重的旱灾、水灾或其他自然灾害(如印度在一九七三年,或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在八十年代前期),政府也能让人民得到食物而从未出现过饥馑。
  如果采取认真的努力,要避免饥馑其实是很容易的。而一个民主政府由于必须面对选举和反对党及独立的报纸的批评,所以除了积极努力地避免饥馑以外别无选择。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直到独立之时都饥馑不断(最后的一次饥馑发生在一九四三年,是印度独立前四年的事,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曾目睹了饥馑时期);然而,自从印度建立了多党民主政治和实现了新闻自由之后,饥馑就突然消失了,这样的结果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我在其他书著中,特别是在我与让·德热兹(Jean Dreze)合作研究的成果中,也谈到过这些问题,在这里就不再赘述。〔5〕避免饥馑实际上只不过是民主政治可以解决的诸多问题之一,当然举这个例子是最容易的。一般而言,政治和公民权利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它有助于防止出现经济和社会性灾难。如果一个国家诸事顺利、一切都走上了轨道,人们或许不会特别注意到民主的这种工具性作用。但当形势因种种原因变坏时,民主政治所提供的政治激励机制就显现出巨大的现实意义。
  我相信,从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即许多经济技术官僚主张使用由市场经济提供的经济激励机制,但却忽视由民主政治所保证的政治激励机制,这意味着实行一种极不平衡的制度基础。当一个国家运气不错、未经历严重的灾难、一切顺利时,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可能未必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当经济或其他环境发生变化,或者发生政策失误而未予纠正时,由此会产生不安全的危险,这时哪怕一个国家看上去十分正常,其中也可能潜伏着这类危险。
  最近东亚和东南亚发生的问题就是对实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惩罚,这在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首先,在这一地区的某些国家(包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里,金融危机的发展与商业上缺乏透明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金融运作方面缺乏由公众参与的监督。没有有效的民主制度下的舆论监督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核心原因。其次,一旦这场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全面衰退时,在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里,民主制度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方面的真空就显得极为突出了,这与民主国家可避免饥馑是同样的道理。在印度尼西亚,很多人被这场经济衰退剥夺而生机困难,当权者却根本不理睬他们的诉求。
  这些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都达到了百分之五至十,也许在金融危机中国民生产总值跌落百分之十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若经济收缩的负担不是由全社会分担,而是集中压在承受力最低的失业者或社会上的过剩劳工身上,那么,哪怕经济增长率只下降百分之十,也会使数百万人陷入悲惨境地,甚至夺去人们的生命。在印度尼西亚的情势一帆风顺时,这些社会地位脆弱的人们或许不觉得没有民主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但在没有民主的社会里他们的声音被压抑住了,而危机来临时所带来的沉重代价就会轻易地压倒他们。在最需要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发挥作用时,他们才体会到了没有民主政治的悲哀。
  民主的各种功能
  以上讨论主要是回应对民主政治的批评,特别是回答了经济中心论者的批评。下面,我将回到与民主政治的批评者的争论,侧重于回答文化差异论。不过,现在我准备先从正面进一步分析民主政治的特点,并说明为什么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究竟什么是民主呢?我们不能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政治所提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其中当然包括投票以及尊重选举结果,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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