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蒙古部落的威胁。翻开历史地图集，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从拿下叶赫，到安抚蒙古，努尔哈赤已经形成了对于大明帝国辽东控制区域的战略包围态势。他收敛兵势，开始静静地等待时机。
此时，熊廷弼在辽沈一线苦心经营，构筑起了相当坚强的防御体系。他希望站稳脚跟，再图进取。然而，北京城中发生的剧变，使他一年多的呕心沥血全部化为泡影。
公元1620年即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大明在位时间最久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终于度过了他那漫长的四十八年皇帝生涯，走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皇帝在最后一年里，有两件事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一，他死死把住皇宫中堆积如山的金银不放，在前两年已经加征过赋税的基础上，于本年三月，下令每亩地再次加征赋税。
其二，如今，皇帝早已恢复了对全国文书报告不理不睬不批复的状态。帝国文武百官再次有如被爹娘抛弃的孩子，陷入孤苦伶仃之中。数十位文武大臣忍无可忍，在吏部尚书——相当于今天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带领下，来到文华殿，跪在地上，坚决请求皇帝接见群臣，以便商讨国是。皇帝以同样坚决的态度命人告诉他们：天子身体不舒服，速速退下。其中一位大臣痛苦万状地致书皇上说，等到努尔哈赤率领他的骑兵来敲门时，皇帝难道也准备以身体不舒服答之吗？皇上很宽厚，没有计较这厮的出言不逊。
随后，四月一日，首席大学士——相当于内阁总理大臣——方从哲请求皇帝召见，亦被拒绝。初九日，孤独的方从哲大学士万般无奈，来到皇宫思善门前放声大哭，皇帝这才允许他晋见。据说，在谈到辽东局势时，皇帝闭上双眼，只说了一句“辽东患在文武不和”。（《国榷》卷八十三，万历四十八年四月丙辰。）
我们的皇帝所言，真的称得上是切中时弊的至理名言。可惜，说完就没有下文了。并且，这句话一语成谶，魔鬼般预示了熊廷弼的命运。
努尔哈赤则按兵不动，等待着时局的变化。这一变化，很快就让他等到了。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龙驭宾天。八月初一日，皇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这位朱常洛当太子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是位不幸的太子；好不容易煎熬着当上皇帝后，内外交困、病体支离，是位不幸的皇帝。明朝后期的所谓“四大疑案”——妖书、梃击、红丸、移宫四案，全部与这位皇帝有关。他后来之所以在历史上名气很大，除了这四大疑案惹人关注外，还有一个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在皇帝的宝座上只坐了整整一个月，三十八岁时便患病死去，遂成为著名的“一月天子”。
到九月一日，四十天之内，大明帝国连续死了两个皇帝，帝国政治秩序陷入混乱。终于，九月初六日，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登上了皇帝位，成为大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位不识字的文盲皇帝。据说，在他登基时，陕西巡抚——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欣喜地报告说，浑浊的黄河水已经连续五日变清。古人云：圣人出，黄河清。于是，全国军民共同庆贺，欢呼自己得到了一位“太平有道天子”。
夺取广宁（3）
熊廷弼的日子，并没有因为黄河连续五日变清而好过起来，相反，却日益艰难。两年前的一段话，成了他今日的真实写照：“将多而难调，兵弱而难用，饷久而难继，贼狡而难制，地险而难攻，助寡而难恃。”（《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乙未。）这些，尽管都是实情，熊廷弼却还能对付，令他切齿痛恨并痛苦的是来自朝中同事们的猛烈攻击。
平心而论，熊廷弼和所有人一样，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从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此公脾气火暴，性情刚愎自用，盛气凌人，见到看不惯的人和事立马便破口大骂。显然，这种人在我国官场上的人际关系恐怕不会太好，史书也谈到“朝士多厌恶之”。但熊廷弼有大才干，史称“有盖世才”，特别是对辽东局势具有准确的洞察力与判断力，且身体力行不畏劳苦，具有极强的执行力，为国事不惜赴汤蹈火。这种性情的人，若是生在李世民的时代，大约能够成为凌烟阁上的千古名臣。可惜，他偏偏生在了穷途末路的大明晚期。于是，就成了敌对者眼中最好的靶子。
当时，大明帝国朝堂之上，党争剧烈。叫得上名目的就有山东人为首的“齐党”，浙江人为首的“浙党”，湖北人为首的“楚党”，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东林党”。这些党派，今日联手，明天反目，党同伐异，纵横捭阖。不久后，更有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加入战团，令大明晚期的帝国政治舞台十分好看。
如今，朝中大权基本掌握在东林党人手中，史称“众正盈朝”，意思是朝堂之上满是正人君子。他们特别讨厌熊廷弼，因为，熊廷弼不是他们一党，且曾经多次公开批评或者叫攻击过他们。担任监察官员时，熊廷弼有一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名叫姚宗文，他们在政治见解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后来，姚宗文希望熊廷弼能够举荐自己补官，遭到熊廷弼拒绝。此次，这位姚宗文便发起了针对熊廷弼的首轮进攻。随后，熊廷弼受到了连珠炮般的攻击。炮火凶狠而且密集，最严重者，列举了熊廷弼的无谋八罪、欺君三罪，认为不罢熊廷弼的官，“辽东大事必不可保”。熊廷弼眼花缭乱，只好三次上书，请求因病辞职。他心情郁闷而沉痛，说道：“辽东转危为安，臣也就该由生到死了。”最后，主要由东林官员组成的专议此案的联席会议，建议天启皇帝朱由校同意熊廷弼去职。
九月二十一日，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后的第十五天，正式下令罢免熊廷弼辽东经略一职，熊廷弼交回尚方宝剑，“听候处分”。
努尔哈赤一年多按兵不动，等的就是这一天。
果然，新任大明辽东经略袁应泰一到任，就将熊廷弼一年多的心血“多所更易”——大部分废止，然后雄心勃勃地准备兵分三路，收复失地。努尔哈赤没等他把部队组织好，便率大军悄悄开到了沈阳城下。经两日激战，沈阳陷落，号称辽东用兵以来的“第一血战”。
六天之后，努尔哈赤率得胜之兵直抵辽东首府、辽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阳，新任经略仓促应战。三日血战后——公元1621年即大明天启元年三月二十二日，辽阳陷落，经略袁应泰“佩剑印，引刀自裁”。这是一位有骨气，也很能干，却不懂军事的官员。临自杀时，他对一同守城的一位监察官员说：“您没有守城的责任，赶快走吧。我愿与此城共存亡！”这位名叫张铨的监察官大呼：“我张铨也是血性男儿，岂能贪生怕死！”
张铨身着大明官服，坚决不肯化装逃走。城破被俘后，在努尔哈赤面前，他坚不下跪，并告诉努尔哈赤：“我是大明天子的执法官员，我的膝盖决不会向你弯曲。”并将自己的头颅伸向两旁的刀剑。铁石心肠的努尔哈赤大为感动，下令派车马礼送这位真正的英雄离去，张铨一概予以拒绝。于是，努尔哈赤命两名亲兵将他强行架到马上，送回到他过去的办公场所。路上，许多辽东父老流着泪为他求情，他大声呼喊道：“你们是我堂堂大明的良民百姓，不要为了苟全我的性命求人！”最后，死于他昔日的办公室内。
夺取广宁（4）
他死后，努尔哈赤为表达对忠臣烈士的敬意，很有风度地下令予以礼葬，并在辽阳城北门外为他建纪念祠堂。
只有看到了这些仁人志士，我们才会明白：当一个政权腐烂透顶时，将会是如何地对不住那些忠贞的儿女们！
不过，中华帝国臣民们的很多作为，也确是时常出人意表。譬如，就在上述血战之后，辽阳城内的居民为了表示投降的诚意，便集体剃发，并张灯结彩，用黄纸书写着“万岁”字样的标语牌，焚香奏乐，敲锣打鼓地欢迎努尔哈赤进城。届时，鼓乐齐鸣，辽阳人民站在街道两旁，仿佛曾受过良好训练般，一起叩拜如仪，将努尔哈赤迎接进了几天前的大明帝国辽东经略衙门——如今的后金国汗王临时行宫（《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无数次上演：一二十年后，满清铁骑踏进帝国首都北京和一路杀进南京时，这种情形均曾再现；不止一种史料记载说，这些来自寒冷北方的骑士，刚刚在扬州杀人杀到了手臂发软的程度，就要面对南朝女子花枝招展的温柔款待。没有人在文化与制度层面上深入探究过，这个曾经创造了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何以一到历史转折的时刻，便会如此行事。
此后数日间，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宽甸、凤凰、鞍山、岫岩、镇江（即今日之丹东）等辽东七十余城，全部为努尔哈赤夺取。七日后，公元1621年即大明天启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夜，在庆功宴会上，努尔哈赤宣布迁都，定辽阳为后金国首都。
辽沈陷落，京师大震，自辽东战事以来，帝国首都北京第一次实行戒严。十六岁的天启小皇帝痛定思痛，下诏痛斥并惩处当初口无遮拦、罗织编造罪名弹劾熊廷弼的官员，告诫文武百官，要求他们“洗涤肺肠，一心君父，共佐时艰”。（《明熹宗实录》，天启元年四月癸酉。）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将会一再有机会看到：在一个污浊的社会里，想要保持洁净的肺肠已属不易，若想将已经肮脏的肺腑洗涤干净则更其艰难。
为了敦请熊廷弼复职，天启皇帝两次下诏罪己，话说得十分恳切，并派员专门前往转达自己的特别命令。熊廷弼遂于六月初一日再次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从史书记载上看，熊廷弼料事很准，史称“每言奇中”。而从后来发生的情形来看，此次相信皇帝的诚意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实在不该复出。
努尔哈赤则大不同于以往。
抚顺战役之后，他虽然得到了范文程，但似乎并没有特别予以重用，不过从此做事却也开始有模有样。
萨尔浒大战之后的三年之内，除有一年多时间与熊廷弼相持不下之外，其余，攻开原，克铁岭，灭叶赫，抚蒙古，一举拿下辽沈，先后席卷辽东七十余城，可谓攻无不克。如今，他将后金国首都从偏僻的赫图阿拉——新宾县迁到了辽阳。
过去，大明帝国文武除李成梁外，很少有人拿努尔哈赤当回事儿，大多将他看成草寇土贼山大王，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用当时人们喜欢的一个词形容，是个饿贼——饿了就来抢，抢完了就跑。如今，迁都辽阳之后，孟森先生评价说：努尔哈赤“一改其寇钞出入，饱即飏去之故态矣”（孟森《明清史讲义》），开始建设自己的中央政权。虽然格局仍嫌粗疏简陋，却也显得进退有据，生机勃勃。努尔哈赤甚至一度作出了在后金国“恩养汉民”的承诺，虽然执行得不怎么样，甚至很糟，但毕竟显示出他已经不是那种草莽英豪之流了。
熊廷弼复职后，日子却比以前更加难过。万历皇帝临死前两个月说的那句“辽东患在文武不和”，不但应验，而且直接应到了熊廷弼本人的头上。
此时，东林党人占据了中央政府绝大多数要害职位。但他们已经不是顾宪成等“东林八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