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果然不是好东西，竟要钱先生承认骂毛。他偏不承认，姓林的小子恐怕失望透了”。此其六。
有此六端，已能包纳这桩“非常公案”从最初动机到最终结果的人情事理及法理逻辑。濮氏夫妇如不能提出新的有力的事实和证据，他们面临的只有一种前景，即作为文革迫害者的“另类”形象留名青史。
钱濮公案的背景
钱、濮公案也确有他的“非常”性质，即濮氏确非臂戴红臂章、手持军皮带的“红卫兵”，而钱、杨也已熬过了“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专政时代”。如果还停留在那种时代，钱先生不会想到著作《管锥编》，杨也不会去翻译《吉诃德》。
坦率声称“就‘事’论事，笔者比较倾向于林家”的穆正平曾惊诧说，“从两家的文章看，领导在打架的问题上，既没有偏袒‘为革命立功的人’或曰‘造反派’，也没有惩治‘资产阶级权威’或曰‘黑帮’，而钱锺书打架时似乎全然都没有顾忌对方的‘革命’身份”。请读者注意“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日”这个发案日期。从大局势讲，这时林彪已然自毁，毛氏已然生病，邓氏正欲复出，江青正欲闹腾。老干部相继归位，主持国之大政者为周恩来。在“文革过程”中，这个当口被叫做“回潮时期”。聚焦于这个特殊的阶段，推测钱氏一门选择自我流亡的原因，大致有三：
一，不愿再与“恶邻”朝夕与共，打“持久战”。毕竟“勤钱”部队并非今之联合国维和行动，有合法名义和手段长期驻扎，而钱家老弱既无力深严壁垒“高筑墙”；又已被人断了粮草运输之“生门”（出入住宅之大门），不能“广积粮”。夙愿“不称王”，但更不能接受屈辱的“城下之盟”，于是“走为上”成为惟一选择。这种处境更加证实了钱、杨的奋起是“冲冠一怒”的结果，决非“蓄谋已久”的不周。
二，“回潮时期”虽然提供了一时抗争的机会，但远未到后来“落实政策”的程度，何况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刚转过年来，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江青一伙两次在首都体育馆举行驻京部队、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公然批评周总理“跟不上形势”，政治形势急转直下。随即就有“批教育回潮”、“批黑画”、“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相继而来，泼妇吵架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一类歌曲震耳欲聋，而“梁效”、“初澜”、“石一歌”等大批判班子也粉墨登场，学部这样的“上层建筑”单位重新被置于“风口浪尖”之上。面临这样的政治高压，除了甘心或被迫投靠的“知识分子”外，其余人等只能三缄其口，“沉默是金”。所以文学所对濮氏的严厉批评亦化为耳旁之风，而钱氏的“暂时流亡”也变为长期“流离失所”，虽有群情舆论和人力支援亦“无力回天”。濮氏所以要拿“地主打贫农”挤兑领导，即欲证明钱之奋起和文学所的同情都属于“回潮”现象，要挟领导表态。李洪岩一再不解“这种邻里打架的俗情琐事，到底与中国当代政治具有什么关系？”“妇女嚼舌根的家常琐事，与杨文里一口一个‘革命’究竟具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上述这个背景转换，算不算得“中国当代政治”中极富“革命”性和戏剧性的一幕？
穆正平云“林非早说过，他是安分守法的平头良民，与‘五一六’迥不相干”。但濮氏承认确曾“在学习班上‘帮助’那几位同事交代自己的问题”，并声明“如果伤害了后来成为著名文学理论家的涂途、张炯、钱中文和杜书瀛先生这样几位同事的话，那就得请他们多多原谅了，并且请接受我深深的歉意。”（《说明》）证实杨文所言并非无根。如果愿意翻老帐，濮氏在文革后期给“四人帮”成员写过几封表忠心兼复诋毁何其芳先生信，想必还保存在档案里没有销毁。
三，钱先生年过六十，精力有限，实在不值得为屑小之争耗费时日了。过来人当能记忆，当时的指导思想正是八个大字：“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赵文曾轻松的说，“在那些天天讲斗争的日子里，吵架斗嘴是时时都在发生的事情，本来并不稀奇”，无疑是对这段“最高指示”的生动诠释，也是她当时心态的逼真自白。干面胡同的当年邻居说，钱、杨先生曾经以德报怨，不但以同情心接纳了濮氏一家，而且包下他们一年多的水电费用，可知绝对无意奉陪他们“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当时他的生活乃至生命旨趣所系，正在于驰骋中外，纵横古今，包罗六合，精骛八极，专心构思著述《管锥编》。
正是在这最后这点上，凸显出真假学者的巨大反差，也使钱氏一门这一次的“自我流亡”，区别于普天之下滔滔皆是的受迫害者。这是不为俗务羁縻，不为俗情留顾，自觉，理性的超越。今观《管锥编》百万余言，洋洋洒洒，何曾有一丝尘埃污垢，俗事染熏？足见大智慧者，得大自在；空明之所，尽现灵光。即使今日挑剔偶误，寻觅缺失之“钱学家”们，也未能在《管锥编》中找到对于此事伤时感遇，指桑骂槐之痕迹。也许是眦睚必报，锱铢必较，心胸狭隘，鸡肠小肚的“钱学家”真不明白，达者的心胸能够宽广到何等程度。仅就事后而言，“文革”后钱氏夫妇像“出土文物”似的被发掘包装，红透海内外，当上副院长，住院有领导慰问，逝世有外国总统唁电，但“我心依旧”，从未采取任何对付濮氏夫妇的措施，就更加证实了这种胸怀。否则濮氏还能人五人六地招摇过市吗？
钱濮公案的思索
陈寅恪论史，曾主张“同情之理解”。盖缘古人的生活和生存环境，已与今人判然有别，非此则不足以明晰当时之人，为何作当时之事。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记忆。“文革”仅仅过去二十余年，已经出现了如此巨大的隔膜误解，甚至像李洪岩这样以历史学者自居者，也因思维部位的偏差而不能自已。当年手脚不干净之人，当然更乐于将这种隔膜误解扩大化，把水搅浑，将铁案混淆为“疑案”，“疑案”翻转作“无头公案”或“无是非公案”了。从前有句俗话：“只说过五关斩六将，不提走麦城。”但话题一涉及文革，却正好颠倒了个儿，“只说走过麦城，不提过五关斩六将”了。至今有关“文革”的回忆甚或小说电影，永远是一幅幅泪眼婆娑，可怜兮兮的景象：“造反派”回忆“工作组”，“红卫兵”回忆“上山下乡”，工作组回忆“挨斗”。近年花样翻新，不光文革“积极分子”唠叨“小灾小难”，“梁效”也在回忆清查“四人帮”，“石一歌”侈谈“历史的拷问”。发展下去，说不定姚文元甚至江青的回忆“秦城”，也会来趟这池浑水。日本人抵死不承认六十多年前的南京大屠杀，老爱拿广岛、长崎挨美国人原子弹轰炸说事儿，我们都会义愤填膺地谴责。那么，对发生在文革中的那些往事呢？
细心的读者当能注意，自诩“钱学家”的穆正平、李洪岩等对于挑起的这桩“公案”的事端非常热心，并且有与濮赵联手，呼应唱和的一系列迹象。以篇幅所限，暂不赘言。但穆“教授”已经广告：“全面的叙述文本，则已有五万余言，拟收入《杨绛笔墨官司实录》一书。”“共十八万字，依时间顺序由近及远，一一道来，多讲事实，少加分析。文本样式，一如本篇。”扑鼻子的生意经味儿，这该是他鼓动炒作的真意。至于濮氏在博库沙龙“游医广告”似的“澄清”，也招来了回帖评论，不妨以为本文作结：
我相信文如其人。林肖二人的文笔，倒真令人叹为观止。肖凤的“尽量向外界发射出狐媚之气”段落，颇显其据称是“清高的知识分子家庭”门第，整个一个王善保家的。而作为“鲁迅研究家”的林非，其“钱钟书之低级趣味”一段，不仅“法国马桶”与杨绛《洗澡》中闹得满城风雨的“法国面罩”有异曲同工之妙，津津乐道钱之种种下流之后列上自己两本著作以证干净之举，也可爱得颇似鲁迅《肥皂》中记挂着“格支格支洗一洗”乐趣的道德老先生。乐不可支地提起“皮里阳秋”故事，又宽慰别人“忘却几个典故，又有多大的干系”，倒像钱钟书为答不上他的问题耿耿于怀了半辈子似的。真不用担心被人称为沙子，沙子掩盖不住这一对活宝的光芒。
网上见解，直言无忌，也许就是“公道自在人心”吧！
编者后记
说是“公案”，读后实在令人怅然，难以忘怀。一桩不堪回首的事，发生在一个荒诞、可耻的时代，就事论事，即算能调查得一清二楚，又到底有多大的意思？记得杨绛先生《干校六记》里有一句话，大意说是捆绑行李去干校，“好在人比装行李的木箱耐磨……”人怎么会比木箱耐磨呢？思之凄然。遭遇浩劫，玉石俱焚——这样苦不堪言的日子，若指望人还能活出个人的样子，又何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