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语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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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语言技巧- 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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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之后,他声音哽咽,热泪流淌(据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据李银
桥介绍,1955 年以后,毛泽东有一个要求,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每次探亲
回来都要向他交一份调查报告。1957 年12 月左右,战士马维不但交了一份
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又黑又硬的窝头交给毛泽东:“我们家乡的农民还很
苦,他们就是吃这个窝头,我讲的是实话。”毛泽东接过这个窝头,手直发
抖,眼圈发红。他掰一块窝头放到嘴里,泪水立刻溢满眼眶,咽下那口窝头
时,豆大的泪珠顺着脸颊淌下来,鼻子也壅塞了。他一边哭,一边掰了窝头
分给身边的人。此后,他总是自言自语:“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人民
当家作主了,不再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得解
放嘛。。”(《走向神坛的毛泽东》)

从以上这两个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加
上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有那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的战斗
精神,能生能杀、敢爱敢憎,所以他的文章和讲话,除了那些学术论文、决
议、决定、通知等文体之外,几乎所有的社论、评论、报告、演讲,乃至调
查报告等,都充溢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从而使他的语言增加了更多的鲜明性。
毛洋东这种把抒发浓烈感情于议论、说明和叙述之中,以增强感情色彩来增
强文章和讲话鲜明性和生动性的方法,我们称之为增色法。

毛泽东运用的增色法有三种具体情况:一是运用比喻、夸张、讽刺等修
辞技巧,二是借助于一定事理抒发感情(包括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三是
选择某些感情色彩十分强烈的词语。关于讽刺的内容,请参阅第一章中的有
关内容;关于运用比喻和夸张等修辞技巧的问题,请参阅第四章中的专门评
述,这里只介绍如何抒情和选择词语两方面内容、三种具体情况。

①直接抒情
毛泽东在阐述某些具体事理时,有时感情冲动,无法遏止,于是便直抒
其情。例如,1940 年正当处于抗日战争第二阶段——相持阶段,全国范围内
“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又“甚嚣尘上”,许多人感到迷惘,毛泽东为此撰
写了《新民主主义论》,文中提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
人民共和国,同时还设计出了这个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
都是什么样子。在这之后,就是文章的结尾。这个结尾有三个自然段,每个
自然段都只是一句话: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这是对美好未来的渴望,是对革命同志的鼓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号召!

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毛泽东是这样欢欣鼓舞;对敌人的失败,他又如何
呢?1949 年国民党反动派已陷入灭顶之灾,帝国主义者也在悄然敛迹,9 月
21 日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将于10 月1 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
结尾之时,情绪激昂: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
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就是毛泽东对待敌人的态度:对于我们的胜利,敌人是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他们只能“发抖”了,剩下的,可能还会诬蔑、谩骂,对此,我们不必理睬,
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当然,其中也表达了毛泽东对自己事业的必胜信心。

毛泽东有时还通过对比,抒发对丑恶、腐朽事物的憎恶和对革命新生事
物的赞美。在1940 年初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他根据当时的国际形
势和对前途的展望,曾经讲过下面一段著名的话:

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
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
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
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
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对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说它们是没落腐朽的”东
西”,不是“进了博物馆”,就是到了垂死阶段,而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
和社会制度则是昂扬向上,充满生机,无限美好:一贬一褒,一抑一扬,表
现出鲜明的爱憎。

②间接抒情
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毛泽东把感情好恶爱憎溢于言表,把它完全融于
具体的事物或问题的阐述当中。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毛泽东抒情比较隐蔽。
比如,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
《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中,形式上是在讲
斯大林、白求恩、张思德、鲁迅的事迹和品德,纪念他们的意义,但同时也
是在抒写他内心对这些人物满腔热忱的爱和敬,表达了他对自己事业的追
求;在《反对投降派》、《必须制裁反动派》、《质问国民党》、《评国民
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评战犯求和》等文章中,表面上
是与国民党顽固派、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争论问题,实际上,也在向这些反
动派发泄仇和恨;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
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等五篇评论文章,则更是借驳斥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和言论而喷发出的对
美帝国主义的复仇的怒火;至于《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文章和


讲话,表面是讲抗战的政策、方针等问题,实际上这既是在抒发对日本帝国
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也充满了对革命胜利的坚强信念;在《反对自
由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
《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中,内容是
讲如何指导革命和党的各种工作问题,又是既反映了他对党和革命工作最深
沉的热爱,也反映了他对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作风和言行的厌恶。试想如
果毛泽东在讲话写文章时毫不动情,他的这些文章和讲话,绝不会有那样强
大的感召力,不过这种抒情方式比较隐蔽罢了。

③词语选择
为了增强语言的感情色彩,毛泽东经常选用一些感情色彩浓烈的词语,
使他的语言具有突出的鲜明性。例如,他称斯大林是“忠实的朋友”、“亲
切的朋友”(《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这说明当时毛泽东对斯大林
十分友好;说白求恩的死是“以身殉职”,具有“国际主义精神”、“毫不
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他人“极端的热忱”,
对技术“精益求精”,等等,这些高度评价,更能体现出他对白求恩的崇敬
之情。反之,对于反动和腐朽的人或事物,他则经常选用反面感情色彩的词
语,从而增加对它们的厌恶和痛恨之情。例如:他称长而空的文章为“又臭
又长”的“懒婆娘的裹脚”,称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两个怪物”(《反
对党八股》),其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把教条主义称为“狗屎”,甚至说它
“连狗屎也不如”,可见他对教条主义的痛恨真达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他
把美国大使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勾结活动比喻为“双簧”,称国民党要召开的
“国民大会”为“臭物”(《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把国民
党反动派对美帝国主义无法摆脱的“拖累”比喻为“又臭又深的粪坑”(《评
赫尔利政策的危险》),这些词语都能体现毛泽东对反动事物嗤之以鼻的鲜
明态度。他把最下层的土豪劣绅称为“土豪劣绅崽子”,称旧县政府警察、
警备队、差役为“豢养的”“恶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骂皖
南事变后国民党重庆军事委员会造谣而又自相矛盾的发言人为“蠢猪”,并
要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骂一个
托派汉奸(张涤非)为“乌龟王八”(《质问国民党》);称国民党反动派
为“美帝国主义的儿子们”(《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
平”?》)把司徒雷登称为“滚蛋大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把
汉奸的托洛茨基主义比喻为“瘟疫”、“臭虫”和“狗屎”(《质问国民党》)。
这些称呼都表达了毛泽东对那些反动派极大的愤慨。

毛泽东运用感情色彩的词语,经常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从
某些变化的词语来判断他对某一人或某一事物态度的变化。关于这个问题,
从毛泽东在不同形势下对蒋介石不同的称呼上就可以得到说明。

大革命失败,国共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对蒋介石都是直呼其名,有时
也称他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卖国贼营垒”的“总头子”(《论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表明毛泽东对蒋介石是仇恨的;1937 年民族统一
战线形成,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前后,毛泽东称呼蒋介石,除了直呼其名之外,
有时是“蒋介石氏”或“蒋氏”(《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致张学良》,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有时是“先生”、“公”,在“先生”之后还有
“台鉴”二字(《致蒋介石》);有时是“蒋委员长”(《中英两国人民站
在一条战线上》)。从这些称呼上,都可以看出他对蒋介石的态度比较和缓。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到解决战争,毛泽东有时称蒋介石为“极端残忍和极端阴
险的家伙”(《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有时称“中国法
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挑动内战》);有时称“人民公敌”(《评
蒋介石发言人谈话》);有时称“帝国主义走狗”(《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
潮,);有时称“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评战犯求和》)。
从这时起一直到建国以后,“蒋匪”的称呼再没有实质性变化,总是称之为
“匪”。这一段时期中,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称呼“步步升级”,说明他对蒋
介石的仇恨达到了誓不两立的程度。

另外,毛泽东还十分善于选用某些色彩鲜明的动词来增强对敌人的愤怒
感情。

例一:

我们常常觉得,这一类(物以类聚)国民党人的嘴里,是什么东西也放
得出来的,果不其然,于今又放出了一通好家伙!(《质问国民党》)

例二: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污蔑和谩骂,都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嘴里喷出来。
(《论联合政府》)

例一中除了把国民党中的一类人称为“物”,把他们的话称为“东西”以外,
感情色彩最鲜明的就是动词“放”,它使人想到“放屁”,便增强了蔑视的
色彩(但又不失大雅);例二中的“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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