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后期文学史- 第23节

　　达夫等成立了“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2年4月，翻译出版了歌　

　　德的小说　《少年维特之烦恼》。在1921、1922两年中，郭沫若曾三次回国，　

　　但黑暗、落后的中国使郭沫苦的理想破灭，就是历来被诗人所赞美的大自然　

　　也成为他寄托其抑郁和寂寞的所在。诗集《星空》中借抒写自然以求解脱的　

　　诗篇就是诗人心灵受到创伤又渴望继续奋斗时留下的诗作。　

　　　　　　　第三阶段：回国（1923—1928）　

　　　　　　　1923年4月，郭沫若从日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回到上海。与郁达夫等人　



①　《郭沫若文集》第10　卷第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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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办　《创造周报》及《创造日》，并经常发表作品，这是前期创造社的极盛　

　　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日益扩大，郭沫若的政治思想也有了较大　

　　的变化和发展，逐渐从迷茫中走出来。他不仅高呼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　

　　　　　　　　　　　　　　　　　　　　①　

　　产阶级的精神”的口号，并且指出唯物史观的见解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　

　　　　　　　②　

　　路”　。从此，《星空》里那种对自然的抒情描写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女　

　　神》中对工农的赞美。《前茅》便是诗人这一思想变化的真实写照。这一年，　

　　郭沫若还写了历史小说《鹓�汀贰ⅰ逗�谷关》；历史剧《卓文君》、《王昭　

　　君》；新诗　《留别日本》；散文《梦与现实》等。　

　　　　　　　1924至1925年，有几件事对郭沫若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作用，其一是　

　　郭沫若于1924年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此　

　　书的翻译，使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开始减弱，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二　

　　是　1924年春夏之交进行的社会调查，使他对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有了新的认　

　　识；其三是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发主，军阀的暴行使郭沫若奋笔　

　　疾书，起草了　《五卅案宣言》。从此，他由一个泛神论者成为激进论者，由　

　　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随着世界观的改变，郭沫若的文艺观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要求进步的文艺家把握　

　　住时代精神。1925年，他配合当时反帝形势的需要，写出一部三幕历史剧《聂　

　　嫈》。　

　　　　　　　1926年1月，小说戏剧集《塔》出版。3月，郭沫若任广东大学文学院　

　　院长，出版了译作《雪莱诗选》。7月，参加北伐，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　

　　治部宣传科长、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27年4月，诗集《瓶》出版。5月，　

　　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严厉声讨蒋介石镇压工农群众的罪行。8月4　

　　　日，郭沫若从九江赶到南昌参加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8年初，诗集《前茅》、《恢复》，译作《浮士德》相继出版，　

　　此时郭沫若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大多数的人　

　　们”的口号。2月下旬，郭沫若离开上海，流亡日本。　

　　　　　　　第四阶段：在日本10年　（1928—1938）　

　　　　　　　在日本的10年间，他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古文字学，论证了中国　

　　奴隶社会的存在，写了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两周　

　　金文辞大系》、《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　

　　四种》、《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等，成为中国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的开拓　

　　者之一。此外，他还写了《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　

　　伐途次》等自传、小说、散文等，并为中国左翼文学家在日本的刊物《质文》　

　　撰稿。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这“海外十年”，是郭沫若“保持活力，　

　　　　　　　　　　　　　　　　　　　　　　　　　　　　①　

　　埋头研究，补充自己”　的10年，他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　

　　研究，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五阶段：抗战以后（1937—1978年）　

　　　　　　　　　　　　　　　　　　　　　　　　　　　　　　　　　　　　　　　　　　　　　　　　　　　　　　　　　　　　　　　　　　　②　

　　　　　　　1937年，芦沟桥事件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回到祖国。《归国　

　　杂吟》等7首诗就是归国前后感情的抒发之作。郭沫若在上海开展抗日宣传　



①　《我们的文学新运动》，载《创造周报》第3　号，1923　年5　月。　

②　《泰戈尔来华的我见》，载《创造周报》第23　号，1923　年10　月14　日。　

①　《我要说的话》，载1941　年11　月16　日重庆《新华日报》。　

②　《战声·归国杂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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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主编《救亡日报》，组织战地服务团，以抗日为题材写了话剧《甘愿　

　　做炮灰》。　

　　　　　　　1938年，郭沫若来到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后担任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领导文化界的抗日宣传工作。　

　　　　　　　皖南事变前后，郭沫若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6部　

　　历史剧，1944年3月，为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郭沫若写了《甲　

　　申三百年祭》。1945年6月应邀出访苏联，写有《苏联纪行》。　

　　　　　　　1949年7月，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主席。新中国　

　　成立后，他担任了领导职务，长期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并出版了《新华颂》、　

　　　《蔡文姬》、《武则天》等诗文和著作。1951年，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　

　　林国际奖。　

　　　　　　　郭沫若于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杰出的诗　

　　人、作家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是继鲁迅　

　　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①　



　　　　　　　　（2）《女神》及其他　

　　　　　　　郭沫若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很高，其中新诗和历史剧的创作尤为突出，对　

　　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巨大贡献。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是　

　　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集中体现，成为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除《序诗》外，共收诗歌56首，包括1916　

　　年至1921年的诗作。《女神》共分三部分，每部分都受到外国诗人的不同影　

　　响。第一辑收三首诗剧，受歌德影响较多；第二辑是《女神》精华所在，受　

　　惠特曼影响很大；第三辑受泰戈尔影响。其中惠特曼对郭沫若产生的巨大魅　

　　力，就在于他确立了不受传统格律束缚的自由诗的地位，表现出把一切的旧　

　　套都摆脱干净的诗风，这与我国“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正好合拍。　

　　　《草叶集》雄浑、豪放的气势振撼着郭沫若的心灵，以致使他开了闸的作诗　

　　欲又受到暴风雨般的煽动，几乎每天都能感到诗兴的猛袭。“五四”运动的　

　　爆发，使郭沫若找到了抒发个人和民族愤恨的机会，他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　

　　希望，便将自己的爱国热情抒发出来，融入到“五四”运动的大洪流中去。　

　　于是，《女神》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爱国主义。郭沫若说：“五四　

　　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心的姑娘，她简直就和　

　　我的爱人一样。”　（《创造十年》）。在《炉中煤》中，诗人自喻为正在炉　

　　中燃烧的煤，把祖国比作“年青的女郎”，他怀着“火一样的心肠”，为他　

　　心爱的“年青女郎”勾勒新颜，描绘理想，为她尽情歌唱，即使变成灰烬也　

　　在所不惜。同时，他把养育他的地球当作母亲，无限深情地向她倾诉衷肠：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凤凰涅磐》和《女神之再生》是《女神》中的代表作。《凤凰涅槃》　

　　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为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134　页，唐彛�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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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着旧中国以及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女神之　

再生》取村于中国的神话传说，揭示的主题便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宇宙、新的　

世界，表达了诗人对旧社会的批判、揭露，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向往。　

　　　　　歌颂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表现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力量，是《女　

神》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女神》中的诗作，处处通过抒情来表现鲜明的自　

我特色，有一些诗篇，更是直接唱出了自我的颂歌。如在《天狗》中，诗人　

把自我比作“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如电气一样　

地飞跑”，称自我“是全宇宙的能底总量”。在《梅花树下的醉歌》篇中，　

诗人公开宣称“我是个偶像破坏者哟”“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　

透露出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当然，诗人所歌唱的自我不是那种忧伤颓废、　

孤芳自赏的自我，而是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解放要求的自我。　

　　　　　　《女神》中还有许多诗是对劳动、对劳动群众的景仰和歌颂以及对大自　

然的赞美。如《三个泛神论者》和《光海》、《梅花树下的醉歌》等等。在　

　《地球，我的母亲！》里，诗人认为“田地里的农人”是“全人类的保母”，　

　“炭坑里的工人”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斯”。在《光海》中，他讴歌自然，　

赞美自然，能够在“无限的大自然”里感受到“生命的光波”和“新鲜的情　

调”。对劳动者的歌颂、对大自然的赞美使郭沫若的诗充满了蓬勃的朝气。　

　　　　　气势雄浑豪迈的自由体诗，是《女神》中最具特色的篇章。它没有固定　

的格律和形式，连韵脚也不押，但诗的内在旋律和诗人的感情节拍是一致的，　

那些重叠反复的诗行表达了诗人澎湃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使读者受到感　

染。除自由体诗外，《女神》中还有一部分谨严的格律诗。如五言诗形式的　

诗剧《棠棣之花》等等。　

　　　　　　《女神》所显示出来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奇特的艺术构思，丰富的想象，　

激昂的旋律，使之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精神，开创了中国新诗的一代新风。　

　　　　　发表于1923年的《星空》和1928年的《前茅》也是郭沫若的两部重要　

诗集。　

　　　　　　《星空》中所收诗歌均为1921至1922年在日本和上海所作。此时国内　

政局混乱，诗人的思想感情也处在极端矛盾之中，诗中便常常流露出虚无主　

义情绪，希望在大自然里或者在超现实的空幻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