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女老板说， 本店的客人之所以多，最主要的就是因为C干部在这里，使得山上的人都知道这里很安全。
C干部的这种存在， 几乎完全是为了对付“扫黄”和烂仔捣乱。通常意义上的治安，他不大管，也管不了。这是笔者上山的第一晚就发现的：临睡之前，他把本店的一切稍微值钱一些的东西，统统收藏起来，层层加锁，就连碗筷也不例外。笔者当时不解，问他为什么这么小心，锁好大门不就行了吗？他说，小偷会从棚子的缝里，用长钩子把许多东西钩出去。
当时笔者还没有意识到这里边的意义，后来才逐渐明白：原来山上的小偷可能也知道， 这个C干部，只不过是仅仅“保黄”而已，所以才敢到这里来太岁头上动土。
当然，由于A场所是新开张的，所以C干部的这些活动显得格外突出和引入注目。
B场所是个相对老一些的店，所以那里的保留干部并不直接出面，更不像C干部那样打更。 可惜，由于前文说过，B场所的老板对笔者心存疑窦，所以笔者没能弄清该场所的后台、保镖、关系网和保护伞。
在考察期间，笔者一直怀疑，A场所的女老板与C干部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如果是那样，这个场所的性质就更像极为普遍的夫妻店了。可是，笔者无法弄清这一点。虽然笔者看到过他们同睡在一个“单间”里，但是店里别的人都把这说成是迫不得已，因为那天晚上，所有的小姐都在陪夜，其他人实在是没有地方可睡了。
还有，C干部究竟能够从A场所拿到多少钱，才促使他如此明目张胆地“保黄”，甚至不怕万一被官场上的竞争对手抓辫子？这个问题，笔者也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这里面肯定有两个非经济的因素。
首先， 金矿区指挥部所实行的每个干部分片包干的管理方式，偏偏排除了C干部这样的第一批上山者。这不仅仅使得这些干部很难从管理打洞子的工作中，捞取直接的经济好处，而且看来严重地打击了他们的基本信仰。看来，恰恰是由此出发，而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考虑，才给了C干部那么大的动力和胆量。
其次， C干部属于中年左右、“前途无亮”的那种干部。他年轻的时候在北京部队当过6年兵， 后来一杆子插回老家，当了一个普通的干部。虽然不知道他原来的抱负究竟有多大，但是从他所讲述的个人经历来看，他刚上山的时候，很可能是雄心勃勃，试图大有作为的。同样，由于他直到现在也不过是山上的一个普通干部，连一个芝麻职务都没有；所以他很可能是因为事业上的不得志，才转而捞钱。
第九节 总 结一、考察方法在本次社区考察中，笔者一开始也试图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进行深入访谈。
但是在一上山第一次与指挥部的干部交谈之后就发现，他们既不知道中国人民大学，也不明白“研究所”和“教授”代表什么意思，更对“社会调查”一词毫无反应。
在笔者以前考察的地方，至少一说“社会调查”这个词，立刻引起了当地干部的警觉。他们一般都是马上往上推，要求笔者去更高一级的行政单位获得批准，然后拿着“批件”再来找他们。如果能够多谈几句，他们一般都会关心：调查是干什么用的？研究所和教授是什么级别？
可是这个金矿区的干部却似乎根本就懒得问，懒得谈。甚至当笔者故意说出要深入访谈许多人时，他们也不做回答，似乎希望快快把笔者打发掉。
尤其是笔者的重点访谈对象C干部， 在知道笔者的真实身份之后，既没有任何警觉或者排斥，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兴趣。在访谈中，他仅仅跟笔者聊过北京的情况、教授挣多少钱等等最一般的话题。
这里面的原因，笔者还说不清楚，只能推测。
也许他们这个地方从来也没有来过什么人搞任何一种调查，所以他们对此并不敏感。
也许他们满脑袋经济问题，所以对除此以外的任何问题都毫无兴趣。
不管是什么原因，干部的这种态度，帮了笔者的大忙。在整个考察期间，笔者如入“无官之境”，“大自在”的感觉格外强烈。
但是，在与老板、小姐和客人的交谈中，笔者在第一个访谈点（一家小饭馆）就遭到迎头痛击。笔者没敢说什么大学，什么教授，仅仅说自己是教书的，可是一漏是从北京来的，店老板两口子立刻就追问不休：认识这里的什么人？带了多少钱来？尽管笔者一再说，仅仅是看看，将来回去好给学生上课；但是他俩从始至终一口咬定笔者是来投资的，还安慰笔者：山上来投资的人多得很，不必这样小心谨慎。
于是笔者发现：自己的考察理由实在是太苍白、太离奇了。这里的人们不但根本不可能相信，而且会使得人家怀疑你的人格与动机。因此，最好的理由应该是来投资的，而且恰恰因为想投资于娱乐场所，所以需要做一些调查。
前文说过，这样的理由马上引起了 B场所老板出于商业竞争的警觉，妨碍甚至阻挡了笔者对该老板的深入访谈。但是小姐们却觉得笔者也是“道上的”，顿时就消除了一般的防范心理。尤其重要的是，这一下子就把笔者从嫖客里给排除出去了，所以才能跟小姐有真正意义上的交谈。
在A场所， 老板知道笔者也是来投资的以后，一开始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竞争的警觉， 专门叫C干部来审查笔者。但是他们可能很快就发现，笔者完全是这个行当的门外汉 ，在当地也确实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可能很放心，认为笔者只不过是另一个傻瓜而已，不会构成竞争对手。因此，女老板在对笔者大讲她的投资和经济账的时候，总是念念不忘随时教训笔者几句：你这样的，想都不用想！
当然，有一个好的理由，只能使别人不排斥你，却很难使别人接受你，更不能奢望别人就会信任你。所以正如前文所述，笔者的直接深入访谈其实并不多，大量的资料是通过随时随地的、断断续续的、似乎漫无目标的闲聊才获得的。还有许多很重要的材料，则是靠听、靠看，靠当时猜、事后再找旁证。至于前文里的发挥和议论，显然是“跟着感觉走”。
笔者在迄今为止的所有的考察和访谈中，从未使用过录音机和照相机。这是因为，这些东西只能引起人家的排斥。笔者所考察的地下“性产业”这个特殊目标的有关人员，更是如此。如果笔者私藏偷用，还会招灾惹祸，反而破坏考察。而且笔者一直用不好这些东西，笨手笨脚的，更可能弄巧成拙。
特别是因为，笔者的考察时间都很短，不可能与对方成为知心好友，无法郑重其事地按照教科书说的那样访谈，常常是依靠闲聊。那么录音机就用处不大，照相机则根本不可能使用。
笔者全靠事后追记。没有书包、本子、钢笔，这些东西也太扎眼。只有一些会计用的空白单据，用圆珠笔笔芯，记在它的背面。可是在这个金矿区里，这些东西仍然很扎眼。除了老板用小学生的练习册记账以外，在小姐和客人那里，能够算得上是纸的东西，大概只有餐巾和卫生巾了。
前文说过，由于是个“棚子区”，这里的一切个人活动都几乎是透明的。这给笔者的私下记录带来不少麻烦。有3次都是大白天假装睡觉，才得着机会记录。
除了考察和记录，还要想。一旦离开那个场景，没有了那种生存体验，自己的思考就可能走样甚至枯竭。 结果，A场所的女老板发现笔者那发呆发傻的样子，认为是对投资垂头丧气了，还好心地安慰了两句，哪儿的黄土不埋人之类的意思。
行文至此，笔者很怀念在山上遇到的所有人。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看到笔者的这些文字；不知道会不会得罪他们；不知道笔者的感激之情，对他们有没有意义。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从笔者的内心来说，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是普通人与老百姓的交往，是人之常情的互换，绝不是一个老学究在居高临下地审视着一堆石头。
二、定性的整体分析这个金矿区里的“性产业”，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因此才被笔者归纳到“本地偶发型”里面去。
首先，该地的“性产业”，主要是为当地的居民服务，而不是为各种过客服务的。
其次，“性产业”的从业人员，从老板到小姐到保镖等等，也主要是当地人，或者附近地区的人，而不是远方来客。
第三，该地的“性产业”与整个社区是同生共长、互相促进的；而且也只能发生和存在于这样一个新兴的、迅猛发展的、相当特殊的金矿区里面。
第四，该地的“性产业”，在规模上其实并不很大，在发展阶段上也是相当初级的。笔者没有发现“黄赌毒黑”四位一体成龙配套的现象，也没有发现与“性产业”相关的、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这可能就是它的天然局限所在。
第五，它也是相对封闭的，缺少进一步扩展的可能性。它虽然名声在外，但是看起来不会成为附近地区争相效仿的样板。
第六，它显然是自发产生的，是被本社区的自然需求所催生，而不是由于当地政府的刻意引导。
产生之后，它并没有获得当地政府的特别纵容和着力保护，与整个社区的行政管理阶层也没有结成坚固的联盟。只要有老虎打盹般的缝隙，就足够它自生自灭了。
它的命运更多地是维系在本社区民众的需求与意愿上，而不是依赖于政府意志或者某些官员的去留。 它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 只表现为一些官方人员的个人“下水”，而不是政府的整体行为。
相应地，它并没有，也不会给当地政府或者管理阶层带来什么明显和巨大的现实利益。
如此这般，它就更像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动物”，或者说更像我们中国数千年来的芸芸众生。一方面，从来也不指望什么人能发善心，倒是必须时刻提防自上而下搞起的风风雨雨；可是另一方面，只要上面的宏伟蓝图还没有真的画到这个小地方，它就总能生存下去，哪怕半死不活也罢。
附录 1东北某镇舞厅业发展的考察王雅林 张汝立这是我们农村社区研究中随意碰到的一个题目，就像在去河边的路上偶然拾得一块鹅卵石。但拿在手上稍加品玩，竟发现石子的纹路曲折地透视出当前农村社会变迁中大量社会问题的信息。于是，我们留心观察，并把它记述下来。
一石激起冲天浪这块鹅卵石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 奇迹般在小镇遍地开花的舞厅。 说它是“奇迹” ，是因为。直到半年多前我们去小镇时，那里还只有刚开业的3家带卡拉OK的大酒家，而1995年6月我们再到小镇时，已经满大街是歌舞厅了。
小镇位于东北内陆地区，始建于本世纪初。清政府在中东铁路（原名东清铁路）两侧“放荒”时在这里夯土筑城，设立管理开荒事务的行政和防务中心，并一度成为县城所在地。小镇距哈尔滨、大庆市都在90公里半径以内，虽不通火车但公路交通便利，一直是周围农村地区的农副产品集散地。改革开放以来这里商贸发达，集镇内农业、非农业和流动人口增至近两万人。近几年大庆新采油场又建在镇外，更增添了小镇的人来车往的活跃气氛。
小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