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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人民公社兴起后，我国农村生产关系远远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拔苗助长，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各种矛盾日益暴露，最终导致地减产，人挨饿，到处上访告状，乱子越出越多。
农村生产形势的大起大落，引起了中央领导层的忧虑和深思。1960年6月，刘少奇委托邓子恢下乡调查，摸清真情。
邓子恢虽身患糖尿病，但仍抱病率工作组离京，先到山西汾阳，后赴河北石家庄。他下乡一向反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搞形式主义调查，而是带几个随行人员，轻车简从，在农村悄然走乡串户，纯粹是一身农民打扮，人们根本看不出他是北京来的副总理。他亲自找干部和农民开座谈会，亲自记笔记；到农民家里，他亲自揭锅盖，看粮袋，一丝不苟，实地考察农村真实情况。
为避免调查的片面性，他不顾劳累，又南下江苏，深入水乡无锡开展调查。
调查后，他深感南方北方的人民公社虽然天各一方，相距遥远，但都同样存在内部管理混乱，一平二调成风，瞎指挥严重，问题成堆，群众不满；亟需制定一个管理条例，把各项方针、政策条理化、制度化，公之于众，以纠正错误，稳定民心，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邓子恢在无锡立即指挥工作组埋头起草条例，经过反复推敲，连续奋战40多个昼夜，终于完成了《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案），共有66条，所以人们又俗称其为66条。
为慎重起见，他又邀请部分省委的农工部长到无锡座谈讨论，修改后正式报送中央。
刘少奇、周恩来看过后交口赞扬，急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看到66条后，立即批示将其作为研制《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这个内务条例，实际就是后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的前身。
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农村工作问题。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党内许多领导人：不搞调查研究，闭着眼睛瞎说！随即又出人意外大声赞扬：我这里要提一提邓子恢同志，他长期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他搞的那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我看是个创举。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邓子恢同志脾气犟得很，过去我为了说服他，跟他谈了好多次。现在我和他的争论已经结束了，跟他统一了。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是谭震林同志他们有份，他没有份。
接着毛泽东还以责备的口气对大家说：你们看不起邓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并大声询问：“邓老来了没有？”
谁知邓子恢那天身体不适，稍微迟到了一会儿，就在会场的后排找了一个位子坐下，离主席台较远，加之耳朵有些背，起初没有听清主席的讲话，当人们突然都冲着他哈哈大笑时，他甚感莫名其妙，随即问坐在身边的叶剑英：他们笑什么？
叶帅乐哈哈说道：笑你哩，毛主席表扬你啦！
毛泽东声音洪亮，自问自答：农村工作找谁啊？还是要找邓老！他有很多意见是正确的。
过去，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上是“小脚女人”、“右倾”，许多同志都甚感不解。如今，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表扬他是正确的，这是人心所向，大家都情不自禁向邓子恢热烈鼓掌，表示敬意。看来，毛泽东已认识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也认识到邓子恢意见的正确性。有些省委书记立即把会上的这一新动向当作特大喜讯，连夜用长途电话向本省传递。邓子恢本人也深受鼓舞，感到毛泽东毕竟是共事多年的老战友，他了解自己，原先的委屈情绪，顿时一扫而光。
【热心向毛泽东保荐包产到户】
公社60条下达贯彻后，农村形势有所好转。但因公社权力过于集中，农民缺少自主权．多劳不能多得，生产积极性不高。加之遇上连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搅在一起，农村经济依然极端困难。
穷则思变，面对贫穷和灾荒，各地群众都自发地想出了一些新招，如河南有“借地”，安徽有“责任田”，广西、湖南、陕西、甘肃等则有“分田到户”……连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刘少奇的老家宁乡，也同样要求包产到户。
1961年秋，邓子恢尽管已65岁，而且长期患糖尿病，但他依然带病率工作组南下调查。他坚信群众是英雄，实践出真知，希望通过深入调查，从群众实践中找到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度过难关的办法。他从河南转到江西，最后到达家乡闽西革命根据地，所到之处的群众都要求包产到户。两个多月的农村之行，使他知道了许多真情实况，听到了群众的呼声，心中逐渐有了底数。
年底到了，他准备结束调查返回北京，中途路过安徽合肥决定作短暂停留。他早就听说安徽农村搞包产到户，因“户”字有资本主义之嫌，众人避讳，巧妙地称为“责任田”。这次他也想了解一下情况。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他作了汇报：安徽农村也有39。2％的生产队试行责任田。凡试行的生产队，社员责任心大大增强，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产量增加，群众满意。这是邓子恢首次接触责任田，他历来务实、求实，从安徽责任田的实践中，他似乎看到了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希望之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当场表态：“你们的办法好，我赞成。”
谁知第二年初，毛泽东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竟严厉批评了安徽包产到户的责任田，曾希圣被免职。顿时，已经兴起、且受群众拥护的责任田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该省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为民请命，上书邓子恢反映：他们从1961年3月起试行责任田，当年粮食增产18。3％，深受基层干部和群众欢迎。但上级批评这是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大家想不通，请求中央放宽政策，允许他们继续试行。
此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率领工作组，正在当涂县调查责任田，他也写信向邓子恢反映：“责任田把责任制和产量结合起来，农民个人利益和集体经济结合紧密了，社员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对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还说：“责任田还解决了农业合作化以来一直存在的社员劳动不顾质量，以及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与集体生产争肥、争时间的矛盾。应该总结经验，加以提高。”
邓子恢读了两封信后心情十分沉重，为什么对农业生产和农民都有利的责任田，竟遭到不公正的对待？
为慎重起见，他又派人到宿县符离集区调查，同当涂县进行对比研究。
当涂县地处淮南，属水稻区；宿县符离集地处淮北，属杂粮区。尽管两地作物不同，地域不同，但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后，增产效果同样明显，群众感到越干越有奔头。县委、区委、公社党委一致反映：包产到户责任田为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找到了一条新路子，恳切要求不要给他们扣“方向性错误”的帽子。
符离集区委甚至以全体同志的名义再次上书中央，对包产到户责任田作了系统性、理论性的陈述，列举10大变化、7大理由论证它方向对头，效果明显，利国利民。
邓子恢立即把安徽的调查报告，连同广西、湖南等地包产到户、田间管理的经验，一并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表示支持，邓小平甚至公开坦言：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不管黄（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恰巧，此时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对广西龙胜县的包产到户作了调查后，联名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认为“在集中统一经营形式下的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毛泽东批示：他们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后提出的建议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从短短批语连用两个马克思主义的新情况中，邓子恢感到毛泽东的思想可能有新变化，于是决定抓紧时机，趁热打铁。
1962年7月一天夜里，他约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廖鲁言驱车进中南海，面见毛泽东趁机推荐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他手摇芭蕉扇，滔滔不绝陈述各种理由和数据，不厌其烦地汇报包产到户的优越性，从深夜到凌晨，整整谈了一个通宵。毛泽东起初只听不说，最后表示：包产到户可以小范围试一试。
回到万寿路宿舍大院时，天已经亮了，有人不安地问“谈得怎么样？”邓子恢乐哈哈地说：“同意啦，可以试一试！”这一天，他轻松惬意地睡了个好觉。
【因积极倡导包产到户惹怒了毛泽东】
我国60年代初期农村的天灾人祸，一度震惊海内外，全国上下议论纷纷，思想混乱。因毛泽东讲过农村工作还是要找邓老，许多中央机关都先后派人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情况，请邓子恢释疑解惑。
他不顾身边工作人员的劝阻，毅然带病应邀到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学院、中央党校、中央团校、中直机关等单位做报告，他客观分析农村形势，实事求是承认困难和问题，但又指出有前途、有出路。他高度赞扬和支持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认为它给解决农村的暂时困难带来了希望。
那时，尽管毛泽东私下已表示包产到户“可以小范围试一试”，但在公开场合并未改变其基本态度。加之有人经常向他畅谈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散布“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的论点，因此，一些好心人都劝邓子恢对农村形势和包产到户少说为佳，等毛泽东明确公开表态后再讲也不迟。
然而，邓子恢却坦然表示：怕什么！不能为了保乌纱帽不顾农民的死活！
7月上旬，中央决定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农村工作的大政方针。他感到事关亿万农民的前途和命运，机会难得，决心起早贪黑，以争朝夕的姿态为会议准备有关资料。
7月17日，他再次进中南海见毛泽东，依然汇报安徽的农村情况，继续保荐包产到户责任田。毛泽东照旧一声不吭，耐心听着，始终不表态。直到邓老起身欲走时才表示：把你们的报告和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第二天，他把毛泽东要的材料送走后，又不顾周围同志的劝告，继续组织人员准备有关包产到户的材料，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
8月初，各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先后从四面八方赶到北戴河，大家聚集在一起，竟无意欣赏海滨的秀丽风光，反倒七嘴八舌大谈包产到户，包产到户顿时成为谈论焦点。邓子恢目睹人们热情如此高涨，深感包产到户是人心所向，精神为之振奋。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兴冲冲跑到毛泽东住处面谈。他想给老战友多提供一些各地的实情，劝其支持推行包产到户。
然而，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的主意已定。面对邓子恢滔滔不绝的陈述，他毫不客气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了，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他甚至把包产到户同当时波兰的所谓自由化联系起来责备邓子恢：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哩！邓子恢当然毫无这个意思，据理力争声明：搞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