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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去的上海电影影像里，有一个令我痴迷的影子，快乐、悲伤、迷惘、阴毒、仇恨、沉沦、高贵，这种种的情态交替地浮现于她那张永远年轻的脸上。说她是一个影子，是因为我只能透过远逝的影调试图触摸她的感觉，而她非常的姿态，总令我质疑于她的真实，也许是年代隔得过于久远，也许是她太平凡，又太传奇的缘故吧？
几年前，几位香港的青年导演来到上海，拍摄出《上海之夜》、《红玫瑰与白玫瑰》、《阮玲玉》等怀旧电影，以留存现代香港的“她者”——老上海的美丽身姿。“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电车在夜上海的街头穿梭，抚慰着现代都市中寂寞难眠的女子，就如张爱玲，便喜欢伴着电车的声音入睡，而她又把电车与它所发出的音乐多次写入自己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即其中之一。几十年后，关锦鹏通过电影影像，重绘了那一段爱或非爱的尴尬存在。
这些影片摄影方面很是考究，每一个镜头都是那样的精致，为我们打开了一幅幅旧上海的画卷，一个风月无边，动荡中也保持着浮华，喧闹的上海离我们是如此的亲近。我能听见街上报童的叫卖，我能听见黄包车的咕噜噜驶过，我能听见歌厅里的莺歌燕舞，灯红酒绿，我也能听见亡国也不在乎的觥筹交错……虽然没有什么外景，但三四十年代旧上海的气氛营造得非常成功。欲望之体，随着现代的交通工具，游荡于城市的繁华之中，有的人苏醒了，而有的人恒久的迷失着，这就是真正热爱都市灵魂的人，图绘的城市景象吧？！
还是那个执着的关锦鹏，再一次回到上海的过去，唤醒曾在孤境中断绝生命的心。暗淡的旗袍，精致的脸庞，自虐的眼神……《阮玲玉》如昙花一般芬芳而寂寥，关锦鹏女性般的细腻和哀婉也全投射到了《阮玲玉》和张曼玉的身上。
每当我看着《阮玲玉》中的张曼玉，又回想《神女》、《新女性》里真实的阮玲玉，便会不自觉地陷入“精神分裂”的状态，或许是我太想看到现实中阮玲玉的生命之态，而张曼玉活灵活现的模仿，几乎到了难以分辨的程度，但这两个形象总是无法于我的脑中叠而为一，因为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这中间隔着岁月，这中间隐藏着我们无法真切体会的悲伤和绝望。
就让我暂时地相信《阮玲玉》的“真实”，因为还没有什么能替代它重现当年。阮玲玉的摩登辉映着上海的现代文化景观，她在新兴艺术——电影中沉醉；她踩着漂亮的高跟鞋欢舞于上海舞场的灯红酒绿；她在左翼风潮的冲击下扮演革命女性；她像千万个普通少妇一样为都市生活精打细算；她恋爱、她同居、她在欺骗中哭泣、她为迟到的爱情心狂神迷。
老上海风情
上海，一个并不古老却怀旧的城市。石库门，百乐门，月份牌，滑稽戏，阮玲玉，张爱玲，还有那狭窄弄堂里妖娆的旗袍身影，以及形形色色的在这个城市中存在过或者仍旧存在着的物和人……当怀旧的气息染满街道和窗棱的时候，那些沾满尘埃的泛黄的老照片又重现了从前的繁华和梦想。……
月份牌
月份牌的诞生源于近代中国门户洞开后外商致力于洋货倾销的广告宣传。每逢年尾岁首，商家作为商品宣传附送。洋商们起初企望以西洋画片推销其产品，然而收效甚微，于是便改用符合中国传统审美趣味、类似于年画的形式，突出民俗内容，如“八仙上寿”、“沪景开彩图”等。在画面适当的位置标有商品、商号与商标，并配以中西对照的年历或西式月历（由此产生“月份牌”这一称谓），赠送给顾客。这种形式新颖、寓意吉祥的月份牌一经诞生，其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与别具的韵味便赢得人们的喜爱，于是精明的中外商家趋之若骛，乐此不疲。
月份牌对我国的近代史、绘画史、商业史及烟草、服饰、戏剧、影视等都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它作为一种民族绘画形式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历史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目前，我国专门收藏月份牌的人也不在少数，月份牌成了一种极为抢手和难觅的收藏种类，且价值不菲。
旗袍
旗袍是上海的招牌形象，她曾经伴随着上海女子走过了几十年的风华，如今又成为了那个时代、这个城市的标志之一。
上海是雌的。记得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在小说里曾这样写到。这句话的褒贬暂且不谈，但它却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一种事实，上海女人永远是受宠的，上海也永远是宠爱女人的。旗袍真可谓是奇袍，正规而庄重，富贵而典雅，裙衩间若隐若现的那点春光，显出了无比的性感和女人味。上海女人是多变的，也是善变的。旗袍似乎永远和上海有关，更和上海女人有关。70年前的海派旗袍，70年后的今天，旗袍重又显山露水，再过70年，旗袍又会出现怎样一番景象？我们不必揣测，也无法揣测，就如同女人们的内心世界。旗袍之与女性的意义在于解放之美。一种可以量体裁衣的服装意味着女性终于能够对自己的穿衣打扮乃至生活命运都有所选择，所以钟爱旗袍，即是钟爱自己。
旗袍在近代上海的兴趣留下了一个惹人回味的背影。《海上花》里的沈小红，黄翠凤们都还穿着宽大的看不出身材的褂裙，到阮玲玉就已经开始穿着旗袍款款生姿了，《花样年华》里的张曼玉更是连下楼买混沌都穿着旗袍。
弄堂
这典型的上海民居，这已纵已逝的生活镜头，这万言难尽的衔坊悲欢，正像黄浦江水般悄悄地流淌过去，终究会仅留几段旧痕遗梦，夹进相册里，储在记忆中，去酿造日醇一日的伤逝情绪。
一座城市就好像一个有生命的肌体。从高空俯看：纵横交织的道路犹如动脉，把城市分成若干个小区；每个小区之内，又有许多建筑与建筑之间形成的小通道，它密密麻麻布满全城，就像毛细血管那样细小却充满了生机。对这些小通道，各时代、各地区、各民族都有不同的称呼，上海人则把它唤作“弄堂”。
去过上海的弄堂，大概再到上海的别处去，会看得懂更多的东西。因为上海的弄堂是整个上海最真实和开放的空间，人们在这里实实在在地生活着，就是上海的美女，也是家常打扮，不在意把家里正穿着的塌跟拖鞋穿出来取信。
曾经率先进入弄堂的上海人，已在那狭长的空间里生活了一百多年。如今有些人已经或正在走出弄堂，搬进新建高层楼房里去，当然还有近一半的上海人仍生活在弄堂里。
走了的人带去的是回忆，没走的人面对的是现实。
百乐门舞厅
百乐门舞厅是上海著名的综合性娱乐场。全称“百乐门大饭店舞厅”。
1932年，中国商人顾联承投资七十万两白银，购静安寺地营建ParamountHall，并以谐音取名“百乐门”。该娱乐场由杨锡镠建筑师设计，号称“东方第一乐府”。建筑共三层。底层为厨房和店面。二层为舞池和宴会厅，最大的舞池计500余平方米，舞池地板用汽车钢板支托，跳舞时会产生晃动的感觉；大舞池周围有可以随意分割的小舞池，既可供人习舞，也可供人幽会；两层舞厅全部启用，可供千人同时跳舞，室内还装有冷暖空调，陈设豪华。三楼为旅馆，顶层装有一个巨大的圆筒形玻璃钢塔，当舞客准备离场时，可以由服务生在塔上打出客人的汽车牌号或其他代号，车夫可以从远处看到，而将汽车开到舞厅门口。
该娱乐场建成后，一度租给某法国人经营。由于出租合同规定，“百乐门”老板根据客人人数抽成，这位法国人即规定舞客一律自带舞伴，而收费极为昂贵，这使“百乐门”蒙受极大的损失。不久，“百乐门”辞退该法国人，重新易人经营，并向社会招聘舞女。当时，舞女的月收入高达三千至六千元，是普通职员的十倍以上。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位叫陈曼丽的舞女，因拒绝为日本人伴舞，被日本人派人枪杀在舞厅内。1954年，由于“百乐门”亏空严重，而由政府有关部门揍管。原舞厅主建筑改为红都戏院，其他附属建筑则改建为商场。后改为红都电影院。1990年6月11日，影院大门口的雨棚因年久失修倒坍，压死行人一名，曾被责令停止营业，进行大修。令址为愚园路218号。
“百代”和老唱片
上世纪末，英商谋得利琴行（行址在南京路外滩）在上海推销留声机及唱片；本世纪初，主营唱片电影的法国百代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从此，留声机在上海逐渐普及。
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讲，留声机实在是一个新鲜玩意。于是各大商店门口都会放一台留声机来招徕顾客，婚丧礼仪中借一台留声机，既可以热闹气氛，也可以省去请〃小堂名〃（旧时的民间演唱班子）所花的钱。１９０６年出版的《沪江商业市景词留声机器行》中咏：〃伶人歌唱可留声，转动机头万籁生；社会宴宾堪代戏，笙萧锣鼓一齐鸣。〃〃买得传声器具来，良宵无事快争开；邀朋共听笙歌奏，一曲终时换一回。〃
当时，这个没有生产唱片的能力和工厂，为了打开留声机及唱片的中国市场，本世纪初，百代公司在上海设立录音棚，邀请名伶和演唱戏班进棚录音，将声波灌制成蜡模后，再送国外工厂印制成唱片返回中国销售，民间拥有留声机量的上升又刺激了唱片制造业的发展，１９２１年上海的百代公司改组为〃东方百代〃，并在贝当路（今华山路）设厂，直接在中国生产唱片，１９３４年，总部设在巴黎的〃百代〃因经营失利而关闭，全部资产由英商电器音乐实业公司代理，于是其在上海的工厂也改称为〃英商上海电器音乐实业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厂被日军接管，并由〃日本蓄音器株式会社〃受托代管，战后产权复由原公司收还。１９４９年，该公司退出上海，１９５２年改组为中国唱片厂，以后又先后改称上海唱片厂，人民唱片厂，今为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强的音像制品企业。
怀旧的时尚
衡山路
解放前，衡山路是法国租界的一条街，如今是使馆区了。衡山路是欧式的，有殖民地色彩。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条街慢慢地出现了各种酒吧，直至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品牌。这里的一切：梧桐、音乐、美洒、香风……无一不透露看这个主题：怀旧的时尚。
凌晨两点多的时候，衡山路通常是堵车的。全上海最漂亮的车紧接在路面上缓缓行进，三五步一停。这样的速度像是有意考验车主的身价气度，因此，车上的人少有焦躁和不安，无声无意地。也许是洒精的作用，搭车的人多半是眯着眼斜倚在车座上，残妆半掩，与其说是半醉看，不如说是半梦着——堵车也是诗意和风情的。
霞飞路
霞飞路就是现在的淮海路，说起霞飞路总像有多少往事被淹没在岁月里不为人知似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不见了，所以人们深为留恋。
淮海路，地处上海市中心。长期以来，她承受了东西方文明的浸润，历经现代化的洗礼。今日淮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