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雄感动地把小哥拥在怀中……
“可你不是一个女子，并且，你也不是一个男子，你……怎么总长不大啊！……”程雄用大手拍着小哥那脊柱突出的硬邦邦的脊背。
“干什么哪？！”
终于有人走过来干涉，是军人，还是民兵，还是别的什么人？不清楚，总之该出现的干涉终于出现了……
“他有点晕，他犯病了……你们有药吗？”在小哥慌乱无措的时候，程雄沉着地应付着……
干涉竟很轻易地排除了，但那桥上显然已经不宜再呆，程雄就对小哥说：“该分手了。我心里现在很舒服。我把想说的话总算都说了。这些话也许没有什么意义。这个世界谁要听这些话？你原来也没想要。可你听了。我感谢你，盈平，你快长大吧。你还有希望成为一个人。”
小哥懵懵懂懂地问：“你回哪儿去？我有介绍信，我找到个接待站，要不，我们一起去？我不想离开你，我也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程雄笑笑说：“该分手了。你那个接待站在桥北？我要去桥南，我那儿有个地方……”
小哥站着只是不动。
程雄便说：“不要又惹得人家来问：干什么哪？……要不，明天再见吧，明天一早再来……”
小哥痴痴地问：“几点钟？几点钟？”
程雄说：“八点钟吧，就八点钟吧。”
小哥点头。你知道，小哥为此后悔一生……
小哥望着程雄转身，望着程雄头也不回地朝桥南那边走去，有几辆汽车接连迎面开来，前灯打出的光很强烈，有一些嘈杂的声音，小哥便不由自主地也转身，朝桥北那边走去……
四牌楼 第十一章
小哥走了一段路，大概因为心里头很沉重，脚步拖得很慢，所以实际并没有走很远，忽然他隐约听见背后传来一些人的喊声：“有人跳江！”“什么人？！”
小哥猛回头，木雕般定在那里，两秒钟后，他便发疯地朝那边跑去……一些人，不算多，趴在桥栏上朝下望，几辆汽车在那个位置急刹车，车上跳下一些人……
小哥趴在桥栏上朝下望，下面的江面并没有什么异常的变化，无从判断究竟有没有人跳了下去，显得十分遥远的江面上闪烁着冷冷的月光，传来闷闷的几声渡轮的汽笛……
有一个人在向身旁的人形容，那跳江的人是如何陡然就翻过桥栏掉了下去的，有人在问他那跳江的人的身材面貌，有人问那跳江的人往下跳时有没有喊什么反动口号……
……小哥后来对你忏悔地说，他事后很惊异，为什么当时他五脏俱焚，却并没有也跳下去的冲动……也许是因为他不愿承认那个事实，或宁愿深信跳下去的是另外一个人……
……第二天早晨不到八点钟小哥就赶到了桥上。他在桥上走了整整一个上午。他悲痛欲绝，却也仍然没有翻越过桥栏的冲动。
但是一切都仍然不清楚。而且可能永远不清楚。
那个大桥之夜是小哥的隐私。你永远不可能弄得一清二楚。
说到底程雄给你留下的印象是粗线条的、模糊的。你只记得那是一个男人。世上有那样一个男人被淘汰掉了。就同老舍是一个作家，世上有那样一个作家被淘汰掉了一样。也如同傅雷是一个翻译家，世上有那样一个翻译家被淘汰掉了一样。还如同贺龙是一个革命家，世上有那样一个革命家被淘汰掉了一样。
是一种逆向淘汰……
这样的思绪使你感到沉重。
……你惊异于时下常常出现在电视荧屏上的那些舞蹈，包括为歌唱家演唱时安排的伴舞。你问：
为什么所出现的男子都很像女人，浑身柔媚？
为什么所出现的女子都很像儿童，满面烂漫？
为什么所出现的儿童都很像木偶，最得意的动作便是把头歪向一侧，然后再迅速地歪向另一侧？
四牌楼 第十二章
四牌楼 第十二章
家里来了不速之客。一位年轻的女性。自称来自遥远的故乡。她拿出工作证给我看，我没有在家里检查别人工作证的习惯。我细细打量她，我真怀疑她来自那遥远的县城。她的衣着很入时，那衫、裙和露出的木耳领衬衣显然是价值不菲的来料加工然后又“外转内”的三件套；只是脚上的一双半高跟鞋样式落伍而且做工粗糙，透出一股土气；不过在我们这个大都会中，七成以上的摩登女性也是衣衫不让港台而鞋袜大为“露怯”。据说有位境外的摄影家来大陆后专门拍了一组都会女郎的照片，裁为两截刊载在杂志上，小腿以上的部分说明词是：“猜一猜，她们行走在香港、台北还是新加坡？”小腿以下部分的说明词则是：“不用猜，全是大陆靓女。”来客落座后进一步说明来意，是为了了解我七舅舅的情况。我不免发愣。
七舅舅是我母亲的从堂兄弟。七舅舅的胞妹中有一位我唤做八娘，八娘的老伴我本应称为八姨父，因为觉得绕嘴，他姓曹，我便称他为曹叔。按说“七舅舅”这么三个音节的称谓也够绕嘴的，但不仅是我，我们家族中与我平辈的，也都不简化为“七舅”，都一律叫他“七舅舅”，就是我父母以及八娘曹叔他们，提起来也是说“你七舅舅”如何如何，而不说成“你七舅”如何。多一个音节少一个音节值得这么细交代么？值得。细细推敲，“曹叔”、“七舅”这类双音节称谓，似乎体现出一种阳刚之气，而“七舅舅”，就化为柔曼的韵味了。的确，回忆起来，我的这位七舅舅，无论形象、性格、做派，都绝少阳刚之气而只使人联想到天鹅绒一类的东西。
50年代初，我已随父母定居北京。正上小学。一天放学回家，见家里来了两位生人。一位胖胖的男子坐在椅子上朝我眯眯笑。我觉得他处处都是圆的。圆圆的脑袋（他不留长发，我每次见到他，他总像刚从理发馆里理完发出来，不是时下时兴的那种有棱角的“板寸”，而是随头形而保持等长的短发），圆圆的光下巴；圆圆的肚皮；圆圆的手；圆圆的鞋头。他的五官似乎都是圆形的。母亲一旁对我说：“快叫七舅舅！他跟你七舅母刚下火车哩。”我叫过七舅舅，便去亲热七舅母。七舅母的形象没有什么特色，但我记得母亲多次谈过，我落生时是七舅母接的生。七舅母是个助产护士。七舅舅是个牙医。
七舅舅和七舅母那一回是利用休假时间来北京游览。他们来自上海。父亲因为天天要去机关上班，不能陪他们，母亲虽是家庭妇女不用上班，但一来体力不支难以天天陪同，另外也须在家里安排饭菜，所以陪得也有限；我很想天天陪他们，但父母和七舅舅七舅母都要我好好上学、用功，所以也只能是在课堂上托腮与他们一起神游。
别看七舅舅那么富态，似乎行动不那么利索，他的游兴可真浓得出奇。天天早出晚归倒也罢了，他的一大特点，是要按照旅游地图和指南上所标示介绍的一一游遍。没几天以后我就发现七舅母宁愿留在家同母亲折豆角、擀米粉、聊闲天，也不愿再随他出游了。七舅舅的旅游地图和指南不止一种，有解放后也有解放前的，至于当时新出版的，有多少种他就买多少种。一天吃早点时他问我父亲：“利玛窦墓怎么个去法哇？”我父亲称得上是个“北京通”了，在这个问题面前却也张口结舌。但傍晚时七舅舅兴冲冲地回来了，满面红光地向大家宣布，他终于在阜成门外的一个什么旮旯里找到了利玛窦墓。我母亲问他风景究竟如何？他说有一块碑，他见到了。
父亲望望他，不问什么也不说什么。后来七舅舅和七舅母回上海了，我听父亲向母亲议论七舅舅说：“他那个人呀，连利玛窦墓那样的小风景也不放过，可他根本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哪里品得出滋味来？他是急匆匆地把旅游图和指南书上提到的地方都转上一圈，满足于到此一游罢了。比如利玛窦，他究竟知道这位意大利传教士多少事迹呢？”母亲夫唱妇随地说：“是呀！不光逛风景如此，就说看戏吧，他是什么戏都要看，可他连好戏孬戏都分不清，好的也不见他感动喝彩，孬的也不见他厌烦皱眉……”
七舅舅来京时，的确几乎天天晚上吃完晚饭便赶往戏园子看戏。话剧对于他来说不算“戏”，他只看古装戏曲。我父亲陪他看过梅兰芳的《霸王别姬》，我小哥陪他看过程派青衣赵荣琛的《荒山泪》，我母亲和七舅母陪他看的场次就更多了，我总是闹着要跟七舅舅去看戏，多半是让母亲强行留下，让我在家温书，但总算也看了一些。七舅舅好看戏，但并不懂戏。京剧、昆曲、河北梆子、蹦蹦儿戏（就是评剧）、曲剧（当时刚刚形成）以及恰逢进京演出的汉剧、豫剧、赣剧、花鼓戏……他都一视同仁而并无偏爱。一流剧团大名角儿演的戏和末流剧团四流演员演的戏，他都一样地坐在位子上不知是同样地认作享受还是同样地当作消磨时间。记得有一回我同母亲陪他和七舅母看一出场面瘟得不行的梆子戏，一位嗓音沙哑的小生在纸片搭成的“望乡台”布景上唱个没完，我打完个瞌睡，一睁眼，那小生还在唱；再打完个瞌睡，再睁眼，还在唱！但我斜眼一看旁边的七舅舅，他坐姿不变，但双眼合拢，他不仅在打瞌睡，而且还在均匀地打鼾。显然他比我更难享受那小生的绵长咏唱，但散戏以后，登上三轮（那时七舅舅出游及上戏园子多半雇三轮），搂着我坐定，七舅舅却悠悠地自言自语一声道：“唱得好啊！”
四牌楼 第十二章
我和七舅舅交往不多。刚才讲了，他和七舅母住在上海，而我40年来一直住在北京。七舅舅也很少成为我父亲和母亲谈及的话题。但七舅舅毕竟是我三亲六眷中的一员，所以等我上到大学以至工作以后，零零碎碎也就知道了七舅舅不少情况。据说七舅舅的医术非常高明，在上海牙科界中坐头几把交椅，解放后头一回评定工资他就挣200多块人民币，这样的工资直到十几年前听来还是令人咋舌的。他和七舅母没有子女，因此他们的生活相当的富裕。自50年代末他就不轻易直接给患者治牙了，而是悉心地培养徒弟，他的徒弟总是同他建立起一种类似父子至少是类似叔侄的亲昵关系。有几位干脆就拜他为干爹。他的每一位徒弟后来都成了有口皆碑的好牙医。据说上海的高级干部、社会名流都经常指名道姓要他的徒弟给治牙镶牙，倘若他亲自出马，则更觉荣幸而放心；他和他的徒弟们还有两点广泛地为人称道，一是对普通的市民患者与对上述人士的态度绝无差别，二是绝不靠医术谋求额外的好处，小礼品有时收下一点是因为不收似乎过于绝情，贵重礼品则坚辞不收。
七舅舅在上海治牙以外的时间，据说大多用在两件事上，一是吃馆子，一是进戏园子。他终于吃成了一个圆滚滚的大胖子，但始终没有看戏看成一个行家。他吃东西绝不忌口，各种风味各种菜肴他都乐于品尝，并且还亲自在家里同七舅母一起自制水豆豉和豆豉，这是两种我们家乡的家常佐餐食品。制作过程中都要刻意让黄豆瓣长上霉菌，按说他们两位大夫应该最忌讳这种食品，但他们几乎是无一日不食这类东西，还有糟蛋、腌肉、熏鱼等等。说来也怪，他们吃了一辈子时下保健书中谆谆告诫不宜食用的这类含有“致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