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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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3-03- 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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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童心。顽皮使得刘继卣的作品笔触更大,动感更强。
  刘氏父子的绘画有着日本画影子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最主要的可能是1925年刘氏父子在江南陪同日本画家横山大观写生时所致。那一年,继卣七岁,按说不会有太大影响,可是,除却父亲的耳濡目染外,八岁的刘继卣已然开始临摹家藏油画了,后来又学素描、油画。如此多多,使得刘继卣后来的国画创作不仅有着日本画的影子,而且有着西画的“底色”。由于这层关系,刘氏绘画除却上面所谈的法度严谨这一特征外,随之而来的便是生龙活虎一般的“真”,有了这两点,刘氏之画也就具备了教科书的意义。然而,真正的大师又似乎从来不是从教科书中走来的,这也或多或少地令人遗憾。
  宋文治
  宋文治的画总是追求一种可以触摸的诗情。这样说,或许过于文学化,但是,我有我的用意。我的意思是,宋文治作品中的诗情大多不是感物而兴,而是取自唐诗。他的《春风又绿江南岸》、《轻舟已过万重山》、《千里江陵一日还》等作品的画题都是小朋友们也能脱口而出的诗句。不仅如此,他还同题多作,仅“轻舟已过万重山”一句便被老先生搞了好几幅巨制,香港挂、北京挂、南京也挂。然而,无论老先生如何变幻图式的把戏,他在作品中的诗意寻找实际上成了对于古人诗句的直白复述。不同于少儿功课的是,他换了一种背诗方式——用漂亮的笔墨、湿润的山水来背诵唐诗。如此一来,宋老的许多作品一方面失去了深度,另一方面,又显得温文尔雅,颇有书卷气。能在诗词名句里徜徉,哪怕是背诵式的初级形式,也会避过俗气的。其实,以诗句入画并没有什么不好。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就是应老舍的诗题而作,关键不在于是否以诗句作画,而在于以诗句作画后,其作品必须给人想像的空间,这方面,宋的作品就显得过于直白以至逼仄了。
  当然,宋老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的一些作品,尤其是他借鉴张大千的泼彩手法而创作的泼写结合的作品则的确显露了名家风范。他的《溪畔山色》、《秋江图》、《江南春》、《赏秋》、《秋山放泛图》等还真是不可多得,但愿宋老这类的作品更多些。
  曾有人说,宋文治亦是六十年代中国画创新的代表人物。但我以为,宋老在九十年代以前更多地是推陈,在傅抱石、钱松岩、石鲁等人面前,他的出新尚嫌不够。事实上,他的许多作品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有着许多前人及同人的影子,他实在是推陈有余,出新不够。只有从九十年代或者再前延一段时日即八十年代末开始,宋文治的没骨泼彩山水才真正造就了“宋家样”——既有吴门山水一以贯之的清劲苍润,又有自己发自肺腑却又一言难尽的诗性情感,看来,姜还是老来辣。
  关良、马得与韩羽
  关良、马得与韩羽是否有师承关系尚不得而知,但其艺术理念的内在关联还是有目共睹的。我曾就三人的艺术创作的审美形态之间的差异询问过几位职业画家,答曰:差不多。那么,这差得不多的一部分究竟是什么?
  放过洋的关良有油画底子,而且入过北伐军,这就使其戏曲人物的创作有了稳、准、狠的特点,稚拙的笔墨中,更多追求戏曲本身的味道。了庐评关良说,观其画似观戏,而且更大有胜似观戏的文化回味。较之关良的重与拙,韩羽则注重戏曲人物的轻与逸,他不太关注笔下究竟是什么戏或曲中的主人公,更不管笔下人物是否合乎舞台上的板眼节奏,他所注目的只是文人情怀以及随意而出的清雅,虽然,韩羽也偶而弄几笔西画,但是,他的西画与其笔下的戏曲人物根本不搭界,它只能说明韩羽的一种爱好。如果说,关良的西画底子使关良更多地关注写生之中的“生”时,那么,韩羽的西画爱好则只能使其在戏曲人物创作中放弃自己的爱好而回归到国画的笔墨中去,于是,陶醉在传统笔墨中的韩羽便更多地强调写生的“写”字,他的画都是写出来的。事实上,韩本人就是一位很不错的书法家,他以书法的线意来入画,此一点加上那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幽默,韩的戏曲人物画便在关良巨大的身影中顽皮起来。
  在关良的庄重与韩羽的顽皮间,有着既不庄重也不顽皮的马得。这样说,不仅仅是指其作品的审美风格,而且指其笔墨程式。从笔墨本体意义上看,马得稚拙不如关良,轻逸不如韩羽,但其画得多也画得熟,因了这些,他的线条虽然也以中锋出之,笔速却出奇地快,某些局部已有叶浅予舞蹈人物的味道。马得关注戏曲人物的打斗技巧,关良关注的则是戏曲人物打斗之时的怒气与豪气。
  马得与韩羽都喜作文。马得出过《画戏话戏》,一文一画;韩羽也出过《两凑集》,意即画不够文来凑。同样的一文一画,两相比较,韩文多趣,马文多理。
  关良之文不如马得、韩羽,但是一旦谈起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创新必推关良,因其作品具备形态学的意义,马得、韩羽虽然画得不错,却也只能是跟进之卒了。
  董寿平
  董寿平逝后,一直有人称其为国画大师,但是,这热烈而执著的声音,多是董的亲朋故旧以及政界人物发出的,故此这种声音只能代表一种感情,而不能成为一种学理的力量去谱写中国美术史。不过,即便如此,董寿平也是一位绝对应该记取的艺术家,他的山水、古松,尤其是墨竹类作品实在是有着自己的风格。如果说在山水、古松类题材中,董寿平有自己的风格却并不成熟的话,那么,董氏之竹则在我国墨竹画史上具备了自己的形态。
  古人之竹,董寿平看上的没几个,所赞者也仅夏昶、郑板桥、李方膺等少数几人。由董氏画稿中也可看出,董竹由夏昶处得益最多。但夏昶的清秀雅韵更多地筑基在谨严的理性之中,这就有不放手脚的弊,于是,董寿平渐渐以平出之顿笔痛改前期竹画中的锐锋,时日既久,董氏之竹渐得生、老、拙、辣之象。得此气象的另一大家是李苦禅。同为老拙之笔,苦禅之竹节中求劲,其刚硬得就如同老人家当年面对日本鬼子般的勇敢,而董寿平之竹在中锋运笔中不求其刚而求其浑,点划之间横冲直撞却又不乱阵脚,自有大将风范。因了这等风范,当代画坛也就不得不为董寿平之竹留下了“寿平竹”一说。事实上,倘无“寿平竹”,董寿平的画名也就折损过半了,再说严重些,很多人可能因此而不知道世上曾有一位叫做董寿平的画家。
  袁运生
  袁运生被批评家殷双喜誉为中国美术界的良心。这样说,不是因为他公开质疑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刘大为的一些“作为”,而是说“他在一个集权、集体和僵滞的社会框架和艺术制度中,以艺术的方式坚定地证实个人应该而且可以有精神的自由呼吸”(殷双喜语)。因了这种自由而又有精神的呼吸,1979年10月,袁运生创作了首都机场壁画中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作品中,螳螂般的女人体造型成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物画的一个流行符号。然而,这一今日看来的功成名就却孕含了太多艰辛,壁画中的女裸体引发了邓小平与华国锋、江丰与华君武之间的争执,最终邓小平的意见起了决定作用,壁画得以保留。华君武拟批袁运生的意图亦未实现。后来,袁运生赴美国,再后来,他又回归祖国。回归后之的袁运生以更强烈的激情投入创作,自1996年始,他用油、蜡、色粉,蛋墨,麻纸等材料费时四年创作的《浪花》一作,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后现代语境中或许很难让人再像当年目睹其壁画中的女人体那样令人兴奋,但其对即时性以及创作现场的心绪把握还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这种抉择的超前性使得袁运生其人其作都不能当下生效,无论是其闻名全国的壁画还是其当下的表现性极强的作品,都莫不如此。袁运生真正走入人们的视线时,他的作品已然老化,至少在他本人眼里应该如此,这样一来,袁运生也就永远是中国当下艺术的一种悲剧存在,不显达却有分量。

  丘东平致胡风的一束信(三)

  
  ? 张晓风
  (十二)1938年4月25日自新四军军部
  风兄:
  近来好么?前寄上各稿及信不知已收到否?念念。现在拜托你一件事,叶军长从这一月起以后每月帮助我家庭的生活费二十元,这月的已经拿了。此地无国际汇兑,徽州和屯溪都不能寄,不得已只好寄与你,烦你在百忙中为我转汇到香港去,我这个月底(一礼拜内)就要随先遣队出发,到敌人的后方去打游击,以后和后方恐怕要完全隔绝关系,我的二十元以后由钱家奂同志寄与你,烦你每月为我代转一次。事虽麻烦,但出于不得已,望你原谅!
  兹由邮局汇上大洋二十元,请查收。
  祝
  俪安!
  (汇费挂号邮费在款内扣除,剩多少汇多少)
  小弟东平上
  四月廿五日
  另信中款额请代填上。
  信封写“香港干诺道东《珠江日报》编辑部罗吟圃亲启”。
  (十三)1938年4月26日自新四军军部
  风兄:
  我们今日出发了,以后恐怕很难通讯,几时回来也不知道。现在还有一件事麻烦你,《读书生活》社还有一点版税(《给予者》第二版),请你有空的时候替我拿回来,可以和尊夫人奚如兄等到青年会去吃一顿西餐,然后把所余的寄回香港去“香港深水埔基隆街89广成昌号丘成群收”。太麻烦你了,望你原谅!祝
  康健!
  《七月》望继续寄来南昌新四军办事处转前方丘东平收
  小弟东平上
  四月廿六日
  (十四)1938年5月3日自××
  风兄:
  前寄上各稿谅收到,发表后请代存一份。兹寄上通讯两篇,一篇给《七月》,一篇给《群众》,请自由选择。有时间性,望尽速发表。入敌人后方后恐不能有稿子寄上了。另一篇《铁蹄下的故事》给《七月》,请查收。专此即颂
  康健!
  奚如兄均此!
  给《群众》一篇请尽速转上!!!
  弟东平上
  五月三日
  (十五)1938年5月4日自××
  风、奚如二兄:
  我们在这里住了四天。前天南陵被炸,死伤百多人,我们均好,勿念。日间将又出发,以后就是过理想生活了。你们好吗?《七月》出至多少期?念念。关于我们军队出发有通讯两篇由陈毅司令转寄与你,望尽速发表。此次如能达成任务,又能安然归来,一定有长篇寄上。款收到后请转香港老吴,稿费亦然,一切麻烦之处容后面谢。《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不知下落如何,我总怕给失去了。发表后望代存一份。专此即颂
  康健!
  密斯屠、朱均此!
  小弟东平上
  五月四日
  晓风补注:胡风这些日子的日记中有以下几处提到:“1938。5。3。得东平信”;“1938。5。4。得东平信”;“1938。5。5。复东平”;“1938。5。12。下午过江,替东平拿来了五十元稿费”;“1938。5。17。到杂志公司,得东平信及稿,……东平已加入先遣队到敌人后方去了。愿他平安!”因战时的通讯不便,所以无法推断上述记载应分别与哪封信有关。
  在《七月》第三集第2期(1938。5。16。)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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