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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某些国家中，某些政治权利的享受是由财产的数量来决定的。但是在这些同样的国家中，就行使这些权利所必具的资格而言，与其说财产是具有赋予性的，还不如说它是表明性的。与其说它是这些资格的原因，还不如说它是这些资格的可以揣测的凭证。”（劳西：《刑法论》）
劳西先生的说法不能由历史加以证实。财产是行使选举权的根据，不是一种资格的推定——一种直至最近才流行的、极端荒谬的观念——，而是一种忠实于现行秩序的保证。选举团体是那些希望维持财产的人为了反对那些不希望维持财产的人而结成的同盟。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有成千种文件、甚至是官方的文件来证明这一点。至于其余的事情，现行制度不过是地方自治制的继续，这种地方自治制在中古时代的产生是与封建制度有关的——一种压迫性的、恶作剧的、充满着偏狭感情和卑鄙手段的制度。
如果再进一步地强调我们这个时代的倾向平等的趋势，是会使读者感到不耐的。此外，有很多人对现今的时代加以非难说，在他们看来，把全国人民大众的、科学的和有代表意义的趋势暴露出来是得不到丝毫好处的。他们迅速地承认那些从观察中得出的推论的确切性，把他们自己局限于对事实作出笼统的非难，并且绝对否认它们是正当的。“从过去十年间人们的言行来看，”他们说，“难怪这个平等的气氛要使我们陶醉了！……你们不看见社会正在瓦解，我们正在为一时的迷恋精神所支配么？”
所有这些重生的希望不过是死亡的预兆；你们的胜利之歌像是临死时的祈祷！你们的号角的响声宣告了一个垂死者的洗罪仪式。文明正在崩溃中毁灭：你们这些最低下的人还会再堕落（Imus，imusprcipites）！
这样的人否认上帝。我可以满足于这样的答复：1830年的精神是维持那已被违犯的宪章的后果；这个宪章是从1789年的革命中产生出来的；1789年的革命意味着三级会议的抗议权和市镇的自治权；这些市镇隐含着封建制，后者又隐含着侵略、罗马法、基督教等等。
但是有必要作更进一步的观察。我们必须彻底了解古代制度的最主要部分，深入到社会的深处并揭露平等的这一弥漫于全社会的不可摧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正义的上帝灌输到我们的灵魂中来的，并自动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表现出来。
劳动是和人并存的；它既然是生存的条件，所以它是一种义务：“在你汗流满面的时候，你才有面包吃。”劳动不仅是一种义务，它是一种使命：“上帝把人安置在果园中叫他去加以整顿。”我还要补充说：劳动是平等的起因和方法。
把两个人抛弃在一个荒岛上，一个是身材高大、强壮和活泼的；另一个是孱弱、胆小和喜欢呆在家里的。后者就将饿死；而另一个则是老练的猎人、熟练的渔夫和不知疲倦的农夫，他能供应自己以充足的粮食。在这种为让·雅克①所如此心爱的自然状态中，可以想像有多么大的不平等！但是让这两个人会聚在一起并互相团结起来：第二个人就立刻会去料理炊事，负责管理家务，并且注意粮食、床铺和衣服；只要那个比较强壮的人不滥用他的优越地位去奴役并虐待他的同伴，他们的社会地位将完全是平等的。这样，通过劳力的交换，那些自然上的不平等就互相抵销，各人的才干就能结合起来，力量也就可以得到平衡。只有在穷人和贵族之中才能发见强暴和懒惰。政治经济学的哲理就在于此，人类的亲如手足的友谊的奥妙之处也在于此。这就是智慧（Hicestsapientia）让我们从假设的纯自然状态进入到文明状态中来吧。
①按这就是卢梭的名字，作者表示同他熟识，不呼其姓。——译者
我愿意和经济学家们一起假定，通过出租生产工具而从事生产的地主，在社会建立起来时每英亩可耕的土地可以得到若干蒲式耳的谷子。在劳动力薄弱和产品种类不多的期间，比起劳动者来，地主是有权势的；他所得到的东西比一个老实人所能得到的部分多十倍、一百倍。但是假使劳动由于发明的增多而增加了它的享受品和需用品，并且假使所有人要想享受新产品，他就不得不一天一天减少他的收入；并且既然原先的产品在价值上与其说趋向上升，不如说渐趋下跌，——由于不断增加的新产品可以作为原先的产品的补充——结果就是不劳动的所有人趋于穷困的速度，同公众繁荣的增加来得一样快。“收入”（先生，我喜欢援用您的词句，因为对于经济学上的这些基本原理，要举出太好的根据是不可能的，并且因为我自己不能把它们说明得更好），“收入，”您曾经说，“由于资本的增加而趋于消灭。一个今天拥有两万镑收入的人，就不如五十年前拥有同样数额的收入的人那样富有了。一切财产将成为不劳动者的负担并将必然转入能干和勤劳的人的手中去的时代正在到来①……”
①12月22日的讲演。
要想过所有人那样的生活，或要想消费而不从事生产，那就必须依赖别人的劳动而生活；换句话说，就必须残害劳动者。所以随着工业的发达，各种各样属于主要必需品的资本的所有人也就以同等的速度增加他们的田租，并在这方面比那些为了巩固所有权而主张减低利息的经济学家更关心自己的特权；而这些资本所有人的做法就是以上述的原理为根据的。但是那个罪行是无用的：劳动和生产在增加；不久，所有人将被迫去劳动，并且所有权就会消失。
所有人是一个对于生产工具握有绝对控制权、自己不去使用这个工具而要求享有它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人。为了这个目的，他就把它出租；并且我们刚才曾经看到，劳动者就因这个租约而得到一种交换的力量，这个力量是迟早会消灭收益权的。首先，所有人不得不允许给与劳动者一部分的产品，因为不然的话，劳动者就不能活下去。不久，后者通过他本行的发展，找到一种方法，可以收回他给与所有人的那些产品的一大部分；所以，最后，享受的物品不断增多，而不劳动的人的收入却始终没有变动，于是所有人在耗尽了他的财源之后，就开始想到要自己去劳动了。生产者的胜利就这样确定了。劳动开始使天平倾向于它自己的那方面，并且由商业来导致平衡。
人的本能是不会发生差错的；正如在自由状态下职能的交换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一样，商业——或者就是与职能交换相同的产品交换——是平等的新起因。在所有人不从事劳动的期间，无论他的收入小到怎样，他总还享受着一种特权；劳动者的福利可能与他相等，但地位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可是所有人一旦成为生产者，——因为他只能把他的特殊产品和他的租户或受委托人进行交换——这个租户、这个被剥削的人，如果不遭到强暴的对待，迟早将从所有人那里获得利益，并将迫使所有人在他们各自的产品交换中把靠资本得到的利息归还给他。因此，在用一种不公平来清算另一种不公平的时候，缔约的两造当事人就变成是平等的了。所以当自由占优势时，劳动和交换可以导致财产的平等；服务的相互性可以消除特权。所以历代的和一切国家的专制君王要掌握商业的控制权；他们希望使他们臣属的劳动不致成为暴君贪婪的障碍物。
直到这时为止，一切是按照自然的顺序发生的；没有预谋，没有巧计。整个进程只是被必然的规律所支配。所有人和劳动者不过顺从着他们的欲望行事。因此收益权的行使、对生产者进行掠夺的技巧——在这文明的第一阶段——是由肉体上的虐待、残杀和战争来决定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就进行着一个反对资本家的巨大而复杂的阴谋。被剥削者利用商业这一工具来对付剥削者所用的武器，——这个商业的工具是一个奇妙的发明，起初就被赞成所有权的道德学家所谴责，但无疑地也被劳动的天才和无产者的米涅瓦女神①所鼓舞。
①见本书第449页译者注。——译者
弊害的主要原因在于所有各种资本所具有的积累作用和固定性——使那被傲慢的不劳动者所奴役和卑视的劳动者不能获得资本的那种固定性。人们感到有必要分割财富并使它成为流动的，使它便于携带，使它从占有人的手中转移到工人的手中去。劳动者发明了货币。后来，这个发明由于兑换券和银行而得到新生和发展。因为所有这些事物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并且是从同一的心理出发的。第一个想出用贝壳、宝石或一定分量的金属来代表一种价值的观念的人，就是银行的真正发明者。实际上，一块钱币是什么呢？它是一张铭刻在坚固而耐久的物质上的、带有购买其自身的价格的兑换券。遭受到压迫的平等就可以利用这种手段来嘲笑所有人所做的那些努力，并且公正的天平秤第一次在商人的店铺中获得了校正。那个圈套是巧妙地安排好的，它的目的完成得很彻底，因此在不劳动者的手中，钱币就仅仅变成一种容易消散的资财、一种虚假的象征、一种财富的影子。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兼渊博的哲学家是把下面一句话作为座右铭的守财奴：“当一个金币被交换的时候，它消失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不动产被变换成货币时，它就算完了。”这可以解释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事实，就是那些贵族——不从事生产的地主——曾经到处被经营工商业的平民所剥夺。在意大利诸共和国形成时尤其是有这样的情况，它们是在中古时代从封建主的穷困中诞生的。我不打算追述因这个问题而想起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我只能复述历史家的证言，并以改变的形式陈述当今经济学上的论证。
如今拥有土地并从事工业的贵族的最大敌人，即平均财富的不断的提倡者，就是银行家。通过他，广阔的草原被分割开来，高山变更了它们的位置，公共广场上生长出森林来，这个半球为了另一个半球而从事生产，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有它的用益权。通过银行这一工具，不断地产生新的财富，利用这种工具（它早就成为自私心所不可缺少的了），可以把搁呆的资本从不肯轻易放弃权利的所有人的手中夺走。银行家立刻成为最有权势的财富创造者，同时又是人造的和大自然的产品的主要分配者。可是，由于那种最奇怪的矛盾现象，这同一的银行家就是那个永远由财魔所授意的赢利、利息及重利的最无情的征收员。银行家所执行的职务的重要性使我们忍受着他所征收的捐税，虽然心里不是没有埋怨。可是，既然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避免它的天定使命，既然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不能规避它为此而存在的那个目的，所以银行家（现代的克利苏斯）总有一天会变成平等的恢复者。在追随您的脚步时，先生，我已经举出了理由；就是资本愈增多，利润就愈减少，因为资本的增加——要求更多的劳动者，如果没有劳动者，它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