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当前问题的量，还不足以形成什么错误倾向。最好还是具体分析，哪篇作品存在什么问题就指出什么问题，是多大范围就是多大范围。
至于当前这些问题的质，我们从现象上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些领导同志好像把它看成是右的性质，或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而我们觉得，目前那些有争议作品的作者和发表这些作品的刊物，还是在党的“双百”方针的鼓舞下，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力图在扩大题材，反映现实和丰富创作技巧等方面，从事新的尝试，进行新的探索，追求新的突破。当前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在进行这种实践的过程中，认识上的飞跃不够准确，艺术上的创造不够完美，以致有的作品，在客观上没有收到预期的社会效果。出一本《飘》，就说“要把社会主义飘到哪里？”我认为不宜把这些问题的性质笼统地看作右，看成是背离社会主义的。“左”同右这是个政治概念，加上林彪、“四人帮”多年来在理论上造成的混乱，动不动把不属于右的东西都说成右，其后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更何况现在下面还有不少地方和单位，对于贯彻第四次文代会和中央＇1980＇十一号文件精神的阻力还不小，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甚至还有抵触情绪。因此，判断当前问题的性质要慎重。我个人认为，当前问题的量，并没有形成倾向性的错误；这样的量，也没有引起质的变化，构成右的性质。
第二，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些同志认为是为了迎合读者，为了赚钱。我们觉得也不能这样简单地下结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例如有文艺理论问题，有林彪、“四人帮”流毒和影响，有经济上的原因，还有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等等。有些作者对现实．的某些方面感受很深，出于作家的责任感，力图运用文学艺术来表现，并不都是为了迎合读者，而编辑对作者的这种感受有同感，起了共鸣，为了繁荣和支持创作也就登了。至于说出刊物、出书单纯是为了赚钱，这至少不是有代表性的原因。就以我们江苏人民出版社来说，办《译林》这个刊物，是因为江苏有一定翻译力量，省委指示我们要办一个外国文学刊物。起初我们还怕销路不大，准备赔点钱，后来销路大了，我们考虑这是面向一般读者的，还有意把定价定得低一些。按国家规定，翻译读物每印张定价六分五至七分七，《译林》创刊号每印张只定价五分四，今年第一期也只有六分，比国家规定的标准还低。这一期新华书店要货七十万册，我们也只同意大体维持上一期四十万册的水平。不仅如此，有些虽能畅销但内容不很健康的外国作品译稿，我们已退掉好几十篇，甚至约译后发现有些内容影响不好，我们也宁可向译者赔钱而把选题撤掉。还有些好书应该向读者介绍，但新华书店要货很少，如日本电影剧本《天平之甍》、捷尔任斯基的《狱中书信和日记》，我们明知要赔钱还是照出版。所以，下面大多数的实际情况并不都是单纯为了赚钱。
第三，如何处理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也许有些同志认为已经出现了右的偏向，所以提出来要赶快刹车，有些用词还比较严厉。而我们觉得，对待当前的问题，要注意把方向性同学术性区别开来。对于违反宣传纪律的错误，进行批评、通报都是完全必要的。但也有一些问题，是带有学术性钩而不是方向性的。例如，如何评价一种文学体裁，如何评价国内的或外国的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如何评价在国外拥有大量读者的畅销书等、等，这些恐怕还是学术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文艺界、翻译界有不同的看法，应该提倡讨论、研究、争鸣，而不宜用行政的办法轻易加以肯定或否定。文艺现象十分复杂，尤其是外国文学更加复杂，经过“四人帮”长期的禁锢，可以说我们所知还有限。因此，更有必要允许不同意见、不同做法的交流和探讨，实事求是地来提高大家的鉴别能力和欣赏水平。即使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该提倡的现象，光靠“堵”恐怕不是唯一的办法，更重要的是要引导，要用更好的东西去代替它，战胜它。我们当然不能跟着读者跑，但也要考虑到读者现有的接受能力和爱好。社会效果是在读者愿意看你的书刊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达到。他连书都不去看，这个社会效果怎么来实现呢？我们很赞成耀邦同志讲的，对文艺问题不能性急，要慢慢来。要允许不同的实践，实际上，有些问题只要领导同志在一定范围打个招呼，点一点，下面就舍注意的。最好不要轻易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处理。
李景端同志恳切地希望能保护作者、编辑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积极性。—现在作者这么踊跃创作，编辑这么热心出刊物，这是一种很可贵的积极性。禁止一篇作品、砍掉一个刊物很容易。可是，办起一个刊物是多么的不容易。纸张、印刷等物质困难不用多说了，还要有克服种种阻力的决心和韧劲。多办一种刊物，编辑个人既无名又无利，，组织刊登一篇作品要付出多少的心血；既要做作者的工作，给作者以支持和鼓励，又要按党的。方针把好关，出。了问题编辑还要跟着承担责任。如果不是出于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责任感，如果不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迫切要求提供更多精种食粮，编辑何苦要去担那种风险！如果发表了一两篇有争议的作品，出版了一两本有争议妁书，就要通过组织系统，对刊物和编辑进行审查和处罚，那就只能鼓励那种“多干不如少干，少干不如不干”的懒汉思想。我们拥护对文艺立法，而且既要立禁止伪法，也要立保护作家、翻译家和编辑人员积极性的法。
会议上多数人的类似看法，我想主持者肯定是会知道的。后来通知说，原定冯至先生的大会发言不讲了。与会的外文所副所长陈冰夷同志也主动找我们交换意见，说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下面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那封信只是个人意见，难免有片面性等等。这时，我们感到面对的压力，比会议刚开始时仿佛减轻了许多。到了5月9日下午会议闭幕总结时，我们的这种感觉，果然得到了事实的验证。
那天向会议做总结报告的是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同志。我们根本没有料到他会在会议总结中就《译林》问题讲了那么多的话。他在讲到不能认为党委领导同志过问文艺界的问题就说是粗暴干涉时，特别举出了《译林》做例子。他讲了冯至先生给乔木写信，后来批转给江苏省委，以及江苏省委非常慎重予以处理这些经过之后，特别指出：这些信和江苏省委转发时写的按语，我和耀邦同志都看了。耀邦同志要我说一下，这件事就这样处理，就到此结束。同志们，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处理方法，对不对呢？《尼罗河上的惨案》印得多了一点，这一件事，要追究责任？要进一步处分？不会嘛！及时指出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为了引起同志们的住意，以便今后改进工作，这叫做打棍子吗？不能叫打棍子。至于冯至同志的信，这位同志七十多岁了，他的用心是好的，是为了文艺事业搞得更好，信中有些话可能说得过于尖锐了一点，个别论断不够适当，但出发点是好的。我们认为，江苏省委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妥当的。
谁也没预料到，这场因《尼罗河上的惨案》飞来的“横祸”，竟然以这种明确了当的方式做了结论。更令人没料到的是，会议结束的当天，冯至先生特意派车接陈立人和我上他的家去；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外国文艺》主编汤永宽也随车一道去。进门寒暄之后，冯至先生首先对我们说：“由于我的那封信，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此向你们表示歉意。信里有些地方是片面性，有些提法不大妥当。”见老前辈当我们一进门就做自我批评，不禁增强了我们对他的敬意。陈立人说，有些情况由于不沟通，难免有些误会，不过这次中央、省委处理这件事的方法非常好，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也是一种促进。我这人向来心直口快，有话在心里憋不住。我当然是用很委婉的语气说：“您是外国文学研究界老前辈，如果您对《译林》有什么意见，写封信批评我们，甚至把我们叫来，当面训斥一顿，我们都会诚心接受。只是用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信，并批转给省委处理这种方式，似乎太严重了一点。以后我会按期把《译林》寄给您，您有什么意见，只管直接向我们提。”大家聊着聊着气氛缓和多了。冯先生接着说，建议北京、上海、南京三家外国文艺刊物更好地分工；《世界文学》主要介绍名家名作，《外国文艺》主要介绍外国流派，《译林》可以多介绍一些有社会意义的外国通俗文学；他还主张，适当时候可以在江苏召开一次外国通俗文学讨论会。
至此，有关“《尼罗河上的惨案》的风波”，算是画上了句号，但是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并没有立即消除。实质上就是在当时思想还不够解放的情况下，外国文学研究界有一些同志，因为对西方当代的通俗文学依然怀有偏见，以致总是对它“看不顺眼”。当《译林》第二期译载英国畅销小说《吕蓓卡》时，也是一位外国文学界的老前辈，出差时在火车车厢里，对正在拿着《译林》看的戈宝权说：“你看，《译林》又在登这种东西。”不过，对《译林》有选择地介绍外国通俗文学表示支持和鼓励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钱锺书、杨绛夫妇作为《译林》的编委，给编委扩大会写来的一封信：
《译林》这一年来不断改进，在我们接触到的青年人里，有很好的“口碑”。我们听到后，觉得沾了光，同时也内心惭愧，因为我们挂了“编委”的空名，一点儿也没有实质的贡献。
译林的特色是把“通俗”的或眼前“畅销”的作品和“经典”或“高级” （elitist）的、公认较经得起时伺考验的作品、有比例地作准确的介绍。“畅销”并不保证作品的文学价值，但是也并不表明作品的毫无文学价值。“经典”或“高级”作品里有些是一度的“畅销书”而为了理解外国当前的社会，通俗流行的作品常常是较好的指南。这些事实是“文艺社会学”（literary sociology）家像R。D。Altick，R．Escarpit，R．Schenda，J。L。Sammons等著作里反复阐明的。《译林》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有显著的成功。敬祝你们——实在不敢老着脸说“咱们”——的刊物办得更出色。敬祝到会同志们愉快健康！
钱锺书 杨 绛
1981年4月14日
钱锤书把介绍通俗流行作品，从文艺社会学的理论高度来阐明，使我们更增强了坚持《译林》办刊宗旨的信心。其实当年冯至先生与我们的分歧，主要是对当代纷繁的文学现象，在认识和评价上存在着差异，这当然属于可以探讨的学术问题。冯先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表达了他的看法，正如王任重部长所说，“他的用心是好的。”尽管一度使我们蒙受了巨大压力，但我们对他依然怀着很高的敬意。事实上在这件“风波”之后，他同我乃至《译林》之间，已经建立起日益增强的友好关系。他的地址变动以后，特意给我来信，要求按新的地址给他寄赠《译林》。1987年他亲自主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