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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我在路上突然看见他们两个，我停下车说：“哦，约会被我抓到！”他们急忙澄清说是要找新的公车路线，方便去我家……我远远地看着他们两个，有种时光倒错之感。两个人因热恋而结合，生了一对女儿，然后了解多了，不得不分手，他们没有太多怨恨，孩子也没有怨恨，他们各自试着去爱别人，但始终爱着孩子，孩子也爱他们。如果不是太贪心，这样的人生应该是可以了。
以前我真是个克星吗？如果是，那我现在可不可以说，几十年过去，我已经修炼成福星了喔！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5期P12
我妈
钱海燕
她对我说：做你梦想的事，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只要不杀人放火卖国求荣。
上幼儿园时我开始喜欢画画，纸上画不过瘾，就用蜡笔在客厅的白粉墙上涂鸦，踮脚站在凳子上，好像莫高窟里呕心沥血的画匠。爸军人出身，建议先揍我一顿，可妈说，让她画吧，客人可以在书房喝茶。
妈这么宽容并不是想把我培养成张大千或毕加索，她对我说：做你梦想的事，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只要不杀人放火卖国求荣，你快乐我也会快乐，而且，你要懂得为快乐付出代价。
最后这句话我是慢慢弄懂的。那次，巷子口新开家糖果铺，我天天跑去买薄荷糖吃，妈除了提醒我刷牙并不多说话。可几天后我要租小人书的钱，妈拒绝：钱已经给你了，你有支配的自由，但自由的限度是每天一毛，就这样。我知道妈一说“就这样”即意味着讨论结束。多说无益，权衡再三，我选择了精神食粮。
从小我是个不听话的孩子，进学校变成了一个不听话的学生。有一阵，学校要求中午回家必须睡觉，还要家长写午睡条。但我天生觉少，躺在那里翻来覆去简直活受罪。跟妈商量用阅读代替午睡，她答应了：要是你能保证下午上课不瞌睡。啊，我现在还怀念那些美好的逃睡的夏天中午：窗帘如羞涩的睫毛低垂，电扇轻轻地吹，我躺在冰凉的席子上看唐诗、童话、外国游记、本草纲目，手边一碗冰糖绿豆汤。妈没说过开卷有益之类的话，但她不禁止我看任何课外书，对她来说，书就是书——也许可以用好不好看来区分，但没必要说是否跟学习有关。四年级我看《红楼梦》，妈远远瞄了一眼：“也许你现在还看不懂，”我闲闲翻一页：“懂——黛玉是个爱闹别扭的女孩，比我们班胡晴晴还小心眼，可她心里喜欢宝玉，宝玉也知道。”妈把最后一个饺子扔进锅里：“有道理。”
初中经常逃学，背了画夹去美丽湖写生，到图书馆翻旧杂志，或者干脆在家写诗。妈委婉提醒几次后放弃了说服的努力：“我不赞成你这样做，但我保留意见。我希望你有分寸感，而且，我不会替你向老师撒谎请假。”一定是“分寸感”三个字触动了我，我把逃学频率控制在每周两次，考试保持在十名之前。爸说以我的聪明应该考前三名，但妈说与考分相比，她更希望我有个宽松丰富的少年时代，“孔子说因材施教，”妈一边抹玻璃一边悄悄对爸说，“你得承认你女儿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妈以前当过老师，其实她常说的话就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这是教育的前提，她说。
高中我开始有了点稿费，开始有男孩子到家里来找我——借书，还书，或者什么的。我买了一大堆美丽的画册，买了一个绿色的缎子蝴蝶结，配一条苔绿的丝绒芭蕾裙，在镜子前面照来照去。还有一次，我偷偷买了一支口红，妈妈看见没说话……我也就没用，后来她替我保存起来了。
十八岁进大学，先在经济系。当我和一大群女伴关起门听摇滚翻时装杂志时，妈会笑眯眯地敲门端来几碟自己做的绿草冰激凌，顶尖一粒樱桃。她从来没当众问过我的测验成绩。她笑着说：年轻真好。
那年我有了今生第一次约会，我告诉妈，他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可爱最英俊的男孩子（现在我已经忘了他长什么样子）。周末的夜晚，我兴高采烈地踩着舞步推开家门，看见爸正坐在客厅里开着电视打盹，我问他干嘛呢，他嘟哝说他喜欢那个侦探片。妈早就睡了。后来，男孩打电话来说对不起：他喜欢另外一个女孩——他只是把我看作一个小妹妹。我哭得枕头都漂了起来。爸摩拳擦掌，声称要去揍那个有眼无珠的小子。妈只是端来一碗汤：喝了就好啦！她微笑：相信吗？有一天你会连他长什么样儿都忘了。
大二那年我转系，转中文。当时经济专业热得像个走红大歌星，中文如式微的贵族小姐粗头乱服可怜巴巴。朋友劝我，喜欢写东西可以把它当业余爱好嘛，我说真喜欢就没法业余——就像真爱一个人，就不愿仅仅给他做情人一样。妈签字，我转了系。
毕业后，我在一家报纸做副刊编辑，闲了自己画画插图，偶尔趁约稿外出旅游一番，薪水是当初经济系同学的三分之一。妈问我是否后悔——当时我正在比照同学刚买的一件对我而言太昂贵的晚装裙动手仿做。我想了想，低头画了一道粉线：不。
妈笑了：真是我的女儿。
这似乎是一种夸奖。
父母成为儿女的朋友，这是一种境界。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5期P40
误会
伊然 编译
一位农场主驾驶着自家的拖拉机外出办事。在行驶到距家５００米左右的 时候，拖拉机的刹车闸线断了。农场主回头看到妻子正站在家中的门廊里，便 大声呼喊，挥手摇臂，想让妻子看到他。
农场主的高声喊叫终于让妻子听到了。他想让妻子把家中放在货架里的钳 子送过来，但由于距离太远，妻子根本听不清他在喊叫什么。农场主灵机一动 ，决定给妻子打手势，他认为妻子一定能看明白。
于是，农场主将一只手举过头顶，一握一握的，做出拿钳子的手势；然后 又做出推开橱柜门的姿势，接着又比划着碗的样子。
妻子对他点点头，似乎是说明白了他的意思。妻子转过身子，拍了拍自己 的屁股，还使劲地摇了摇。
“蠢女人，笨女人。”农场主暗自骂道，“我比划得这么清楚都看不出来 。”农场主非常生气地又重新比划了一遍。
让农场主怒不可遏的是，妻子仍然没有看明白，还在那里拍拍摇摇。
无奈之下，农场主只好怒气冲冲地返回家中，训斥道：“你这个笨婆娘， 我的手势打得多清楚啊，你竟然看不懂！看不懂就看不懂吧，你瞎比划什么呀 ？”
“你才蠢呢，”妻子生气地反驳道，“我早就看懂了，不就是要钳子吗？ 还告诉我钳子就放在碗橱里。”
原来妻子看得明明白白。“那为什么……”农场主纳闷地问道。
“我比划得还不够清楚吗？我拍拍屁股摇摇屁股，都是为了要告诉你，你 屁股下面的工具箱里就有把钳子。”
生活中，农场主这样的男人并不少见，他们总是习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要求别人去理解他，却不愿意尝试着去理解别人。这样的男人，会时不时地吃 点苦头，就是生活给他们的惩罚和警戒。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5期P37
希望就藏在身后
蔡成
杨桃出现在我面前，吓我一大跳。我没做过统计，不知道杨桃是第多少个不远千里从湖南到深圳来求我找工作的家乡人了。
背地里，我挤出一丝苦笑，对满脸愠色的妻开玩笑：“党考验我的时候到了。”
杨桃的模样太对不起人民群众了。脑袋大，嘴巴和鼻子皆宽阔无比，尤为不堪的是，双唇奇厚，红红的，还向外翻卷。杨桃并非天生奇丑，这副尊容与她11岁遭受的一场火灾有关！除长相难看外，杨桃只读了四年小学，普通话仅能说三五句，更别提广东话和英语了……不止这些，杨桃还有一个大缺陷——这个，且待下文透露。
杨桃有自知之明，她低着头，左手指玩弄自己的右手指：“六叔，拜托您随便帮我找个工作就行，只要管吃住，每月能给几十上百都好。”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凡是来深圳请我帮忙的非亲非故的老乡，不是喊我六叔六舅，就是六哥六弟，好像一见他们就叫苦不迭却又无可奈何的我与他们真是沾亲带故的亲朋。杨桃说，她来深圳打工，不是赚钱自己花，而是为了供弟弟读书。
我绞尽脑汁，给杨桃寻思“出路”。将一种又一种可能的职业逐一淘汰后，我只能万般无奈地决定给16岁的杨桃找份保姆工作了。文化、相貌、技术全无优势的杨桃手脚勤快，力气大，当名合格的保姆绰绰有余。
哪料，我带着杨桃去与“保姆中心”介绍的几家雇主一见面，人家转身就逃之夭夭。事后“保姆中心”的负责人悄悄对我说，那几户人家都是为幼儿请保姆，担心杨桃的相貌吓坏了孩子，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三番五次的失败，使我对“保姆中心”丧失了信心，我决心亲自出马。
操起电话逐个给要好或不要好的朋友通通挂电话，没藏着掖着，我将杨桃的情况如实汇报……总算没白费工夫，有个朋友的弟弟正在找保姆，服务对象是瞎眼的岳母。杨桃兴高采烈去“上班”了。想到老人家盲人，反正看不见杨桃的“惊人”相貌，我长吁了一口气。
我是一万个没想到，第二天一早，门铃被摁响。朋友和弟弟两个人开着车，将杨桃完壁送回了。万幸，看在朋友的分上，他弟弟没向我索赔。杨桃说话，嗓门超大。当保姆第一的晚上，她的大噪门，竟将老太太惊得从床上跌到地下！在乡下山村，人人说话大噪门，证明气力足，是好事。却不知进城细声细气地说话才是有礼貌，才是有修养，才是优点。
瞅着杨桃满眼里蓄满泪水的可怜与委屈样，我心里一软，说：“杨桃，干脆你往后就帮我家买菜，扫扫地吧，月薪450元。”其实，因妻怀孕，当时我们家的“老年义务保姆队”简直达到了人满为患的地步。我的父母、妻的父母全在我家安营扎寨，严阵以待地等待我家的“太阳”出世呢。
杨桃在我家当保姆的第四天上午，原本要去买牛奶的她出门才一阵，匆匆忙忙空手跑回家“报警”了：“六叔，后面有人跟踪我。”我出门，伸长脖子往楼梯看，果真，后面气喘吁吁追过来一个穿短袖衬衫留长发的家伙。
“长头发”开门见山说话了：“我想请你这位小姐去当模特。”当时我一定瞪圆了双眼，想看清楚“长头发”究竟来自火星，还是从疯人院溜出来的精神病人。我还在思索是否该抡起拖把招呼到“长头发”身上的时候，“长头发塞给我一张名片。
“长头发”是家广告公司的策划总监。这回，我真正大开眼界了。原来除了我们常见的在T台上晃来晃去的所谓“身模”外，模特家族势力还大得很：手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