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6- 第3节

　　上海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银圆；

　　上海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圆，每年100银圆；

　　上海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圆，每年120银圆；

　　上海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圆，每年90银圆（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总之，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

　　＇center＇30年代学费占平民家庭收入的份额　＇/center＇

　　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

　　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来说确实是上不起的。特殊情况如清贫的青年周恩来能上天津南开大学，是因为减免学费的缘故。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这是足以引发我们深思的。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参看《鲁迅全集》第4卷151页），他们正是劳动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我国的大学生们多数来自这样的中间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我曾经统计分析了当时许多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本文因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从货币购买力看大学学费

　　为了便于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作定量的比较分析，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早就提出了“生活费指数”、“生活程度”、“物价指数”和“货币购买力”等科学概念。我在前些年所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专题研究中，由统计数据计算出：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这个基本换算率，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举几个形象的例子：在30年代，1块银圆可以买6斤好猪肉，或20张公园门票，或两本不太厚的书；北平1块银圆足可以请客涮羊肉，上海1块银圆可以买两份西餐。最豪华剧院的入场券为2银圆，梅兰芳等〃国剧大师〃的票价为1银圆；一般电影票价为2角…8　角银圆。

　　读者很容易把这些价格与今天的情况作一参照。

　　如此说来，在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27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4800元。

　　又，据新华社消息，教育部门发出通知：“从2000年9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　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　元。师范、体育、农林、航海、民族专业等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学生免缴学费。〃

　　那么我国目前人民收入状况如何呢？据报刊资料，14家调查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4座大城市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大城市人均月收入821元，人均年收入9850元。

　　还有一个统计资料是有关“我国两亿城镇居民”收入状况的。国家统计局公布：1999年我国两亿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491元，人均年收入5888元；根据〃十五计划〃，到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将达到666元，人均年收入将达到8000元。

　　这就是说，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达到〃两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以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据市民家庭生活费份额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或者说，目前我国大学的学费至少相当于普通职工4…8个月的工资。这样沉重的负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道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吗？（至于广大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状况，肯定比城市差得远；但因为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本文暂不能进行讨论。）

　　由此看来，大多数市民家庭为子女上大学的学费问题而苦恼、而发愁、而焦虑，是应该给予高度同情、高度重视的。

　　几点建议

　　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方能得到缓解呢？我的初步建议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切实提高工薪阶层按劳取酬的实际货币收入。

　　（二）大幅度地、迅速地提高国家教育经费，从而在实质上降低大学学费。

　　（三）普遍发展和加强奖学金制度，鼓励优秀学生，保障杰出人才的培养。

　　（四）对于贫困学生、特别是贫苦农民子弟实行有效的助学金政策；等等。

　　现实可行的目标是：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降低到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两三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这个要求，也正是回到30年代一些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的水平；在历史上曾经达到过，在今天也一定可以达到的。

　　以上这些研究和思考，不一定妥当全面。但事关国计民生，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关注。

　　摘自《读者》2006年第1期　
　



　　　

对一个女人的悼念　
毛志成

　　她终于没能熬到８０岁。我听到她死去的消息，无论如何也静不下心来，高

　　低去到我的家乡，到她的坟前坐了坐。

　　我已是６０余岁之人，兼之有些虚名，大半生中参加过的追悼会和为死者写

　　的悼词数不胜数。按照通例，我本来无须去缅怀这位草芥似的农妇，但我偏偏做

　　不到。

　　６０年前，我五六岁。那时的乡俗是：姑娘出嫁当日，夫家花轿去女家迎娶

　　时，花轿不能是空的，也就是说，派花轿去女方家时，花轿之内必须有个儿童坐

　　在其中，名之为“压轿”。回轿时，新娘身边也必须是原来的儿童陪坐。

　　那天，我有此幸运，承担了“压轿”的任务。

　　新娘坐在花轿内，除了用红纱蒙头之外，一般不允许说话。五六岁的我，一

　　是出于好奇，二是出于寂寞，静坐十余里对我来说也是难熬的。

　　于是我就不老实了。有时向新娘低声问这问那，她不语。有时索性扯扯她的

　　袖口，或是低头摸摸她的鞋，看是否裹小脚。摸的结果是：她未缠足。就在这时，

　　她烦了，狠狠地拧了我的屁股一下，低声骂道：“你是猴！回头等我收拾你！”

　　看来，她不是那种蔫女人。

　　一直到她结了婚多日，见了我时还追着我用手拧我的屁股。拧过之后，往往

　　又随手塞给我一把枣子或花生，佯作生气地说：“堵堵你的嘴！你的话太多！贫

　　嘴鸹舌的！”

　　我能感受到她喜欢我。我本来应该叫她二嫂，但她说：“叫嫂子远，叫姐姐

　　近！以后叫二姐！”

　　二姐的模样一般，个子虽然小，但力气大得出奇。到地里割草装筐时，或用

　　柳筐往家里运庄稼的秸秆时，她的身后像是驮着一座小山！她待人是温和的，而

　　一旦发起脾气来，也令人生畏。她的丈夫也有男尊女卑的传统意识，对媳妇时时

　　摆摆架子，偶尔还打几下。有一次，两口子睡觉之前，这男人骂骂咧咧不休，她

　　忍无可忍，一脚将丈夫踢到炕下足有七八尺远。男人服了。

　　二姐还有一个特殊的出色处，就是声音的高度、响度、传播度都无人能比。

　　她的儿子到村外的田野里去玩，二姐站在房上叫儿子回家吃饭，那声音足能传到

　　三五个村子远，而且，她的声音没有一点噪音感，很好听。二姐也喜欢骂人，骂

　　人的话也一大串。难能可贵的是，她用来骂人的话近于打油诗。有一次她家丢了

　　鸡，只见她一边剁猪菜一边依据挥刀的节拍骂道：“好你个偷鸡贼，我知道你是

　　谁！偷了我的鸡，三天变乌龟！吃了我的鸡，烂肠又烂肺！下雨出了门，保准撞

　　上雷……”

　　我认为她是天才，如果能认几个字一定会成为“工农兵诗人”。若能学唱歌，

　　后来也很可能成为歌星。

　　不过她最可贵的是：在“文革”中搞大批判式的“赛诗会”时，多少人请她

　　上台带领喊口号或喊几句顺口溜，她都脸红，说：“别让我造孽……”

　　当时，我由于忍受不了造反派对我的折磨，逃回了家。但单位的造反派们便

　　以“内查外调”为名来到我村的“大队革委会”。这消息被二姐的那个造反派儿

　　子知道了，自以为很光荣地接受了“革命任务”，要将我揪到“大队革委会”进

　　行批判。二姐闻讯，抢先跑到我家，发抖般地低声说：“大兄弟呀，快跑吧！到

　　我娘家侄子那里躲一躲。我侄子是哑巴……”

　　她儿子听到我逃走的消息，带了人到火车站抓我。这一回，二姐又一次站在

　　房上呼叫儿子了。不过，这次她不是叫儿子回家吃饭，而是指着小名喊：“你给

　　我回来！你要干缺德事，我立马跳井！我要是做不到，我管你叫爷爷了！”

　　他儿子虽然愚但却是孝子，高低还是回了家。

　　几十年过去了，二姐早就做了奶奶、姥姥。我偶尔回老家，一定要看看二姐。

　　连我都老了，她能不老吗？再无骂人的力气，也没有那种既高亢又悦耳的声音。

　　她的一个外孙女早已是城市人，梦想之一是当歌星。由于听到过姥姥年轻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