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家人都平安健康，艰苦日子还算平静。家里一旦有人得了大病，或者碰上三灾两难，那么这户人家基本上就要拖垮了。在农村得了病不敢治、治不起的事情太多了，前几年，我见到外村一个六十岁的老头，乡村医生估计他有心脏病，他连到县城医院检查都不肯去。他说我都过六十岁了，还检查什么，管它哪一天发作，哪一天走都不算早。去年冬天，我村里有个兄弟叫万里民的，得了白血病，医生告诉他如果治疗得好，还可以活三五年，如果不治疗，连一年也挨不到头。但是他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来治这种病？没有几个农民之家有能力承担治疗大病的医药费，得了大病基本上就是等死。亲戚朋友再怎么慷慨解囊，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春节期间，那个兄弟找到我，希望我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帮助呼吁一下，看是否能得到社会上一些捐助。我告诉他，写这篇文章很容易，但是我拿到哪里去发表呢？八十年代初发表这种文章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再发表这样的文章，已激不起多少人的关注和同情，因为大家听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已经无力顾及了。我帮他出了一个主意，先让亲戚朋友、社会各界帮助捐一点，再请一个人来就大家热心捐助他这件事写一篇报道，也就是不能采取这个个体生命痛苦的角度、而只能采取一个歌颂社会光明面的角度，这样的报道或许能够找到发表的机会？
这几年老在我心里盘算的事情，还有村里两个孤儿的命运。我的邻居万跃平，是我的侄子辈，三十来岁，年年在广东打工。两年前，他春节后刚到汕头不久，觉得自己身体不对劲，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肝癌。城里的医生问他是什么身份，他说自己是农民工。医生说，那你早点回家吧，想吃什么就吃点。这病你治不起，检查费就不收你的啦。
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啦。他对在一起打工的兄弟姐妹说，我回家去等日子啦，你们跟我一起回去吧。那意思就是帮忙处理后事。
兄弟姐妹陪着他回到家乡，在当地医院勉力治疗了一阵，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他的妻子叫但艳红，看到这一切，知道这个家快要完了，留下两个孩子她哪有能力抚养？于是在丈夫还没有闭眼之前，她先喝农药自杀了。过了十多天，万跃平去世了。这是发生在2002年四五月份的事情。父母都死了，留下一对儿女，女儿万颖当时是7岁，儿子万通当时是5岁，只好由祖父母抚养。这两位六十多岁的农村老人自己的晚年都没有保障，哪里还有能力抚养两个小孩？只能说是过一天算一天吧……
农民的生命如此不堪一击，而现在城里很多人提倡定期体检，已进入保养阶段了。两者一对比，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多么艰辛。最近，我老想写一篇文章，题目想好了，叫做《咱们村的非正常死亡》。我在那个500人口的山村长大，却见证了许多非正常死亡。十多年前，乐平县一家小煤窑发火，烧死了20多个人，我们乡死了7个，其中我们村有2个人。这两个人当时都只有三十几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期。煤窑烧起来以后，窑主立即把窑门封闭起来以切断氧气，防止发生更恶劣的事故，那些死难者的遗体就这样捂在里面化为灰烬。家里人只能拿几件他们生前穿过的旧衣服堆了一个衣冠冢，妻儿老小都在泪水中艰难度日。那次煤窑发火发生在元旦那一天，我们村里那两位死难者都是十二月三十一号赶到煤矿的，意思是挣点钱回家过年。哪知道第二天就把命搭进去了。迫于生计，我们村里许多人不得不从事这种最危险的工作。有的人至今还年年去乐平的小煤矿挑煤。我每年春节回家见到他们，都为他们能够活着回家过年而感到庆幸。
看到农村中学这么恶劣的条件，当年我心里总会生出一股怨恨。每当这时候，再看到学校墙壁上刷的标语——“再穷不能穷学校，再苦不能苦孩子”，更觉得分外刺眼……
我看见这些教室真是揪心，学生坐在里面怎么成长啊！九江地区的农村在全国来说还算是自然条件不错的，都只是这个样子，其它条件恶劣的农村更可想而知。
时下农村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还很困难，辍学的孩子仍然很多。我家乡的小学生上学要交95块钱，中学生交100多块钱，但是开学之后，学校总要找点理由再收一些。当地的校长有的是我同学，我和他们在一起聊天，他们也是一个劲地诉苦。学校其实也非常艰难，能得到的拨款非常少，不得不靠学生多交一点钱来维持运转。可即使只收100来块钱，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些农民还真是拿不出。
现在教育体制的变化，几乎打破了农民改变命运的幻想。过去上大学是公费，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家里需要负担的开销不是很大。我的父母那一辈人，就希望孩子能够通过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家境好一点的家庭便会努力供孩子念书，争取有朝一日金榜题名。
一封情书
＇墨西哥＇亚·内尔沃 朱景冬 译
一
那天上午课间休息的时候，学校的教长走过来，用冰冷的口吻——我预感到可能大祸临头了——对我说：“苏亚雷斯，高级教士从‘另一个学校’打电话叫你去，戴上你的帽子，去吧！”
我一面去拿那顶我经常戴的帽子，一面怀着疑惧的心情猜测着，嘀咕着：高级教士叫我去，肯定不是为了夸我爱我，这我早就一清二楚。这一次少不了又要训斥我惩罚我，可是到底为了什么呢？由于我在野外捡到的那只破鞋底——我把鞋底剪碎，精心地拌在所有的肉菜盘里，吃饭的时候我把菜盘端给我的同学们——我被罚了半个月不准吃甜食，现在还有五天呢。由于我用手指捅伊亚萨巴尔的腮帮子，逼他把口里的水全部喷吐在教长的长袍上，我又被罚抄了十遍听写的词语，现在还差三遍呢。高级教士此次发怒又可能给我什么处罚呢？正在这样的思捉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在我脑海里一闪：为了孔恰，对，是为了孔恰！我顿时慌了手脚。
诸位须知，我们所说的“另一个学校”，指的是我们学校对面的那所女子学校，也是由我们学校的创办者创办的。我们这些男生经常到那个学校去请富有经验的护士索尔·帕斯夸拉来救护，头疼脑热也请她。有时候我们也会被那所学校邀请观看为欢迎上级领导而举行的戏剧演出，或者参加奖金评选和颁发活动。
这样一来二往，不断见面，两个学校的男女生之间就产生了真正的爱情，但往往转瞬即逝。最初双方总是怀着难以形容的疑虑书信来往。表露难以言表的强烈渴望的纯洁诗篇成了许多学生用于消磨课堂‘课间和宗教活动的缓慢而令人厌倦的时刻的乐事。两个学校就是墨西哥内地一座平静，美丽的村庄中的两个巨大的养蜂场。
我不愿意在别人面前甘拜下风。别人有女朋友，卿卿我我地写情书，为什么我要昏头昏脑地把破鞋底剪碎放在同学们的肉菜里，同学喝水时捅人家的腮帮子逼着他弄脏别人的衣服，从而使自己多日不得吃甜食，没完没了地抄写词语呢？想到这儿，我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于是就草草地给孔恰写了一封情书。孔恰是一位有着比五月的清晨阳光还要金黄的头发的女生，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比大海还深不可测。我对她说了什么？我已经记不得，大概像一只开始迎着太阳展翅飞翔的调皮的小鸟的啁赇声，是用世界上顶难看的字体写在练习本中一张不很干净的纸上，然后又把那张纸叠了十次八次。一碰见她，我就把信塞到了她的手里。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城里的小教堂听戒律弥撒的时候，孔恰用含笑的不安的目光对我表示了赞赏。
我对自己的大胆举动感到满意，焦急地期待着她的回答。说老实话，几天以后的激动的心情就平息了，因为那个时期，我更感性趣的是百鸟的窝，而不是像鲜花一样美丽的嘴。诱惑我的唯一的禁果是果园里红润多汁的大苹果，尽管我还摘不到手。我和我一见钟情的女朋友年龄还小，再过几年我们才能在彼此的眼睛里窥探出美丽的幻想和为写最初的爱情诗篇所需要的火热的激情。
二
我垂头丧气，诚惶诚恐地跟着教长穿过两个学校之间的野草丛生的小广场。此刻的小广场撒满清晨的阳光，碎玻璃和瓷片石块在枯草中间闪闪发光。不一会儿，我就手拿着帽子走进了会见室。高级教士戴着他的夹鼻子大眼镜——眼镜架在他的大鹰钩鼻子上——看一本又厚又黄的不知说些什么的书。
教长打了个手势走了出去，随即把我的女朋友带了进来。马上又走 出去，好象有什么预先规定的、不可违抗的命令指挥着他。
倘若我那时掌握的可怜的拉丁语够用的话，我一定会对自己说；“这下完了！”我不由得沮丧地望了望我女朋友。她的眼里 满泪水，快要哭了。在她的眼睛里，我看到了某种不可挽回的东西，某种比禁食一切甜食和听写世界一切拉丁词语还要痛苦千倍百倍的东西。我们不可避免地完蛋了。
这时，连一眼也不削看我们的威严教士，在 死一般的寂寞中扔在用那双近视眼在书本里寻找着什么。
他终于抬起头来。我们却被他的咆哮声吓得低下了头‘。。。。。
“这么说，你，伊利亚特小姐，你们是未婚夫妻了！”
难堪的寂静。
“你，苏亚雷斯先生，勇敢地给这位小姐写了情书！”
又一阵沉默。
“首先，我必须提醒你，‘爱’字应该写作‘querer’，而不像你那样写成‘cerer’；‘渴望能够’（anhelar）中的h不能写在a前，而应写在n后。其次，既然你们相爱，我就成全你们。明白吗？今天我就让你们结婚。”
我的天！事情比我想象的还可怕！
一听到高级教士的头几句话，孔恰就露出了哭相，双手不安的捏着围裙，禁不住放声大哭了。我也跟着缀泣起来。
要我结婚！要我结婚！我母亲知道了该说什么呢？要我结婚！我的全部生活秩序就会被大乱。窘迫的姑娘也一定有她的为难之处，因为她一面抽抽搭搭地流着眼泪，一面鼓足勇气叫起来：
“不，教士！不，教士！我再也不做那种事了！”
我也随着她说：
“我再也不干那种事了！”
但是，无情的审判官的瘦面孔冷若冰霜。他那双眼睛透过眼镜瞪瞪我，又瞪瞪她，恨恨地逼视着我们。他那粗暴的、毫不留情的声音有响起来：
“不幸，绝对不行！只能这么做：我立刻让你们结婚！”
“教士，”我痛苦万分地祈求说，“我向你保证，以后我不干了。要是让我结婚，我母亲该怎么说呢？人们回怎样看待我们的家庭呢？”
孔恰姑娘也痛心地叫道：
“我不愿意结婚！我不要结婚！”
高级教士 “好吧，”他说，“我不让你们结婚了。不过，有一个条件‘‘‘‘‘‘‘
我们这两个罪人提心吊胆地不敢吭声。
你们俩每个人必须六戒尺。你们同意吗？”
不，不，我们不能同意。但是，如果让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