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俩每个人必须六戒尺。你们同意吗？”
不，不，我们不能同意。但是，如果让我们结婚，那回更难堪。更可怕。我们只好点头表示同意。
教士摇了摇桌上的小银铃。
“喂，索尔伊内斯，拿戒尺来！”
索尔伊内斯转眼就拿来一件可怕的惩戒工具：那是一根很长的戒尺，上面有一百个小孔，就象其他许许多多到孔眼的惩罚用具一样。
“把你的手伸出来，先打你。”
孔恰乖乖地伸出了她的手，但是我勇敢地走上前去：在我心中打盹的堂吉柯德已经强有力地挺起来，手执他那所向无敌的长矛，嘴里发出了高尚而神圣的呼喊：
“教士，”我以请求的但是坚决的口吻说，“请你打我十二戒尺！”
高级教士把视线转向我。我用挑战的目光盯着他，重复道：
“请打我十二戒尺吧！”
“我不反对。”教士冷冷地说，“伸出手来‘‘‘‘‘‘”
寂静的房间内响起噼劈啪啪的戒尺声，孔恰不再哭泣。她望着我，用她那双蓝色的大眼睛望着我。她的眼睛里隐藏着海洋中一切深不可测的东西。她的目光是对我所受惩罚的最高奖赏。
‘‘‘‘‘‘‘当我跟随教长来到校门外的小广场上时，看到在一棵小树的柔软枝条上有一对小鸟在亲吻，享受着清晨甜蜜的快乐。
我用挨过戒尺的右手指着一对小鸟，愤愤不平地低声对教长说：
“为什么它们不挨打呢？”
一位遇难矿工女儿的求学账本
作者：贺少成
2005年12月21日中午12：30，北京的气温零下一摄氏度左右。李杰匆匆从中央民族大学校园内走来，衣衫单薄。
在这样寒冷的冬天，每个人从头到脚都裹得严严实实，李杰显得很“扎眼”。
没有合适的地方，采访选择在学校旁边一个又破又旧的小餐馆中进行。李杰说，这是她第二次上餐馆。第一次是同学聚会，她没逃过，也是在这儿。
李杰说话时有点拘谨，脸上很少有笑容。
这可能缘于她爸爸去世后给家里留下的一个生活账本。
（一）
我是从黑龙江鹤岗来的，那是一座煤城。生于煤矿，长于煤矿，我和煤矿应该是血肉相连的，但它给我带来的只是恐惧。
在我不到6岁时，我就参加了人生的第一个葬礼。我的伯父在井下挖煤时，井底塌方，他被埋在了煤堆里。我现在还记得，伯父躺在一块薄薄的白布下，挺得直直的，大人说这个人没了，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一年多之后，也就是1994年的3月9日，我刻骨铭心地理解了“人没了”的意思。我的爸爸在井下工作时死于瓦斯爆炸。
那时，我已懂事了。爸爸被抬上来，我跟着妈妈没日没夜地哭。最可怜的是小弟，他以为爸爸是睡着了，就像我当年在伯父死亡时没弄懂是怎么回事一样。直到现在，小弟都一直宁愿相信爸爸是睡着了。
爸爸死后，我们得到了1万元的抚恤金。矿上还给我妈妈、姐姐、我、弟弟每个人每个月70元的补助金，加起来是280元。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靠着这笔钱度日。1998年后，每个月的补助金开始逐步上调，到现在加起来每月能达到500元。
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概念，我从来没有花过什么钱，从小到大的衣服都是别人给的。
但煤矿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煤矿里，瓦斯爆炸是大事故，但像塌方或井底掉煤块等小事故是经常的，就是这样一些小事故，都能要了人的命。所以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的心都会揪紧。
这种恐惧让我对煤矿事故有异乎寻常的敏感。在电视里看到七台河矿难后，我就又想去了解这件事情，又害怕知道这件事情。对别人，死亡只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对我，那是又有多少个家庭里出现了像我这样的孤儿，他们会像我一样永远地背上阴影。
我实在不愿意再听到或看到有这样的事发生。
国家现在花大力气整治煤矿事故，以后的情况也许会好得多，至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会越来越少。
我们家最苦的是我妈妈。我不知道这些年妈妈是怎样挺过来的，她从来不跟我们姐弟说钱的事，也很少去提矿上发生的那些事故。尽管我害怕煤矿，害怕那些黑洞洞的井口，但我还是在妈妈羽翼的保护下长大了。
小的时候我跟妈妈捡过黄豆发出豆芽来卖，还卖过其它一些东西。妈妈也去找过工作，但一直没成功。妈妈去买我们吃的菜时总是很谨慎，要等到菜市场快关门了才去，那个时候便宜。
但这些生活上的事，妈妈很少让我们操心。姐姐初中毕业考上高中后就没再读书了，她一直帮妈妈操持家务或者出去打零工挣点儿钱。妈妈和姐姐让我、弟弟全心全意地读书，家里的事一点儿也不要管。
我也一直在拼命地读书，从小学到高中，我的成绩始终在前两名。考大学时，我只考虑了两个因素：学费贵不贵和将来好不好找工作。
在李杰的一个本子上，记着一些大额开支：学费4800元、书费500元、体检182元、住宿750元、校服300元，保险240元、身份证20元。
这是在高考前和高考拿到大学通知书后一直令李杰忧心忡忡的事情，但让她高兴的是，她顺利拿到了助学贷款。
（二）
我们当地有一个政策，考上重点大学后，矿上要给2000元的上学补助。妈妈为我跑这件事受了不少委屈。
我们全家每个月的生活费还不到200元。2000元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有了它能解决不少问题。妈妈为了这件事在矿上跑了不少地方，托了不少人，但她经常被人从这个部门支到那个部门，又被从那个部门支到这个部门。最后经过很多道程序、盖了很多个章才拿到钱。
妈妈很少跟我说这些，有些事她宁愿跟我小弟说，我小弟也不告诉我，他们怕增加我的思想负担。但其实我知道了一星半点后更担心，有时候拿一本书在那里什么也没看进去，一整天就是在想这些事。
中央有好多政策是好的，但有的在下面却变了：中间隔着省，隔着市，隔着区呢……
鹤岗有许多煤矿。在大的公家开的矿里还有点保障，小的私人开的矿根本没有保障，一出事故矿主就跑了，谁也找不着。所以矿工都是趁着还能干活时多挣点钱。
相比之下，我拿到了2000元钱还是非常幸运的。
其实有时候想想就是挺满足的，毕竟，还是有很多人在帮助我———对这些，我和家里人都是很感激的———在上大学之前，也知道大学里有助学贷款政策，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拿到。通知书寄到时，有助学贷款的申请表，当时填表时每一个字都小心翼翼，惟恐填错了就拿不到助学贷款。没想到在学校里很顺利就拿到了这笔贷款。
24000元的贷款对我来说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4年大学的学费不用发愁了，担心的是4年后这笔钱该怎样还。现在的工作很难找，不知道4年后会怎样，所以从上大学开始我就一直在努力学习。
李杰同样对上大学以来的每一项开销都做了记录。其中2005年12月是这样的：7日地瓜2元、电话4元；11日车费2元；13日本子2。2元；17日电话7元；18日电话1。5元……
李杰觉得这样很奢侈，如果在家里的话，很多钱都不用花。上大学后很多地方要花钱令她很苦恼，也令她觉得对不起家人。
（三）
我在大学里感觉到了压力。我最担心的是我的学习，从小到大我的学习从来都没让妈妈担心过。但现在同学们都很优秀，我经常感觉学习起来力不从心，担心会落后。我学习的专业要求看很多的书，但有些书我发现同学们都看过，而我一本也没读过，这让我倍感压力。
每次打电话到家里，我都会跟妈妈说：妈妈，对不起，我又让你失望了。
尽管妈妈会安慰我，告诉我不要紧，但是我有深深的负罪感。尤其是我现在住在有暖气的宿舍里，而妈妈和小弟却住在没有暖气的土房子里，在屋里都能哈出气来，这些都无法让我集中思想学习。有好几次我都想到退学，务工去帮助家里，帮助妈妈，帮助小弟上学。但我知道那样会让妈妈伤心，也对不起这些年来一直在帮助我们家、支持我上学的人。
学习是我的重心，我的同学平常谈论的都是歌星影星什么的，她们说的我根本没听说过，也插不上嘴去。这让我跟同学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我不知道自己是自闭、自卑，还是过度强调自尊。
我知道这种心理状态不对，自己也在调节。我想跟同学们交流，多一些朋友。
大学这个集体是锻炼人的地方，不管贫穷还是富裕，不管挫折还是顺利，我都不应该放弃。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抓紧学习，在课余时间找一份兼职，融入到同学中去。那么多困难都过来了，还会在乎眼前这一点儿不适应吗？
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自1999年试点、2000年推行至今，全国已累计审批贷款学生115万，审批贷款合同金额达到96亿多元，先后有108万学生得到发放贷款69。8亿元，解决了一大批家庭贫困大学生的实际困难，但与实际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为此，教育部以及有关金融部门仍在进一步解决帮助贫困大学生上学的难题。
与此同时，教育部和各高校已经制订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力图帮助贫困学生从物质和精神上“脱贫”。
她正在努力走出阴霾
——李杰印象
本报记者贺少成和李杰在一起吃的那顿饭总共花了28元，她说这是她吃过的最贵的一顿饭。吃饭时，记者几乎把所有的肉都拨到她碗里，每一块肉她都分很多次吃。
这显然不是一顿开心的饭。好几次，李杰眼里都噙满了泪水。有很多问题，记者都不想再问下去，但李杰却选择把所有的话都讲出来，她说她也需要倾诉。在学校里，老师只知道她是一个申请助学贷款的学生，室友只知道她是一个经常一天三顿只吃馒头的同学。
“物质条件差些不会让我自卑，但学习差真的会让我自卑。”李杰好几次这样强调。她显然没有从高中时的佼佼者到现在“强手如林”的状态中调整过来。
“沉重”是在采访李杰过程中必然被感染的情绪。她担负了太多沉重的东西。
首先是她对成长环境的恐惧。亲人冷冰冰的死亡曾离她如是之近，让她对不绝于耳的矿难心怀惧意。
其次是她对家人的歉疚。学习不理想让她觉得对不起含辛茹苦的母亲、为她和小弟辍学的姐姐。
再次是她对未来的担忧和迷茫。现实的就业压力让李杰难以看清未来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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