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走了以后，我常常很怕自己会忘记他，毕竟，我懂事的时候，他已经是很老很老的人了。我能知道多少他的心情？我能记得他多少？但后来发现，我越往下活，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越鲜明。
他跟着公公多久了，没有人算得清楚。传说曾祖父时代，还不到“民国”的时候，他十三岁就在湖南老家担任所谓“家仆”。而后我公公去上学，他的职务就变成书童，每天跟着公公去学堂，旁边一站就是一上午，等着公公放学，然后再安全地把公公送回家。黄埔军校开办，公公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决定从军。那年，祖父只有十四岁，根本不符合从军的最低年纪，但公公还是谎报年龄上了黄埔。于是，易，就也跟着去从军。即使“少爷”起了爱国心，热血沸腾的要报效国家，“易副官”的责任还是没有变。公公报效国家，易副官报效的是我公公。
离开黄埔后，公公去了俄国念书，易无法跟去，就在家乡等他回来。公公留学回国，生了我爸爸，他就成了我爸爸的保姆，我叔叔诞生，他就变成了我叔叔的保姆；后来公公撤退到台湾，家里有了姑姑，当然他就是我姑姑的保姆。一直到连孙少爷孙小姐都长大了，易，摇身一变，又成了家里掌厨的。这倒不奇怪，因为只有他能做出一手地道的湖南家乡菜。从小，我便当里的菜都是他给准备的。他的晒腊肉、他的糖醋排骨，都是一绝，也都是我自此没有再品尝过的味道。
我搬来跟祖父母住的时候，我三岁，他六十八岁。从那一天起，他的新任务，就是当我的保姆。
小时候，可能因为安全的考虑，家里几乎不让我跟附近的小朋友玩。也因为自己家有院子，所以我的游乐场就是完全建立在这个当时觉得很大的前院里。而我最重要的玩伴，就是这位已经七十好几的“易”。
记得第一次打羽毛球就是他陪着我，他穿着拖鞋，我因为他没能把球打到我面前而生气地摔球拍，过去踩他的脚，然后骂他说：“你根本就不会打球。”他的桌上永远有一个装满糖果跟零钱的透明玻璃罐。我会爬上他那张破旧的藤椅，望着那个罐子，然后他就会打开，给我两颗糖。等我吃完，他就把包糖的纸仔细地折起来，中间打一个结，做成一个个穿蓬蓬裙的小公主，然后逗我说，那就是我。我当时觉得他无聊透了，这个招数用了那么多年也不换一下。就像他每次都用两根大拇指各自弯曲，然后接起来，跟我说他的大拇指可以分开——鬼才相信。
另外一个第一次，就是我从那个糖罐子里偷钱，原因是我想跟同学去学校巷口的那家杂货店抽奖，另外，我还想吃一种会弄得满嘴红红的芒果干。后来听姑姑说，家里所有的小朋友都是从那糖果罐下手。也许，易，是故意把钱放在那里的。
我的公主床头后头是一个小小窗户，每天早上我不需要闹钟，易，会在那个窗口后头问我，今天想吃什么早餐啊？咸面包？菠萝的？还是肉松的？还是稀饭？烧饼？通常他还没有念完，隔壁的窗口就会出现一个声音——我婆婆，“易副官，不准那么宠她，哪有每天问的！”即便如此，他还是每天都这样问，然后我才起床。
家里不准我们吃摊子上的小吃，嫌不卫生，我总是羡慕同学可以随意坐在路边吃蚵仔面线跟刨冰。有天趁婆婆不在家，我就叫他在巷口把关，大剌剌地坐在摊子上吃起面线。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很不到位的安排。
我看着老板用着浅浅的碗，舀进稠稠的面线，撒上香菜跟大蒜，然后抖着手端给我，确实，老板的大拇指都伸进面线里了。但卫生不重要，可以突破禁忌才是重点。就是这么巧，婆婆搭着车进巷口回家了。易副官见到了，但他的行进速度怎么比得上汽车？我才刚想说再来一碗时，一只涂着蔻丹的手已经把我拎上车了。我回头找易，只见他追着车子跑，满头大汗。
我的小学就在我家后头，走路十五分钟的距离。他每天接送我上下学，就像他当年陪公公去学堂一样。因为他为我所做的事是如此地理所当然，我从来不会珍惜，只抱怨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小朋友自己背书包，而是他帮我提着。有几次，我都故意一放学，在校门口，把书包一丢给他，跑着回家。以他的年纪，再加上脚上那双黄色的塑胶拖鞋，理当我会比他先到家。接着公公听到门铃声就会说：“易副官没去接你吗？”我就会说：“不知道，没看到。”小孩子事实上是不单纯的。真想用一下小叮当的任意门，回到那个时候，把当时的我毒打一顿消消气。
我现在脸上留有的疤，也跟易有关。那年我七岁，跟着婆婆去朋友家打麻将，因为婆婆盘算着我三点的钢琴课就在牌友家的正对面，走路两分钟距离。眼看着三点就到了，公公一通电话过来说，已经叫易过来带我走过去。婆婆说，才两分钟的路，英英应该可以自己过去。但是爱孙心切的祖父说什么也不肯。于是我坐在院子里等易，手上拿着点心，动弹不得。婆婆的朋友家有一条狗大概是看中了我手上的点心，一口扑了上来。只听见我一声惨叫，左边眼睛正下方被狗狠狠地亲了一下 ——缝了二十八针。据说，当我惨叫声起时，挂钟正当当报时三点整，而门外站着的易，正准备按铃。
爸爸是船长，跑远洋的，两三年才回来一次。我嘴上从来不提爸爸，因为他实在太遥远了。我对他的印象有时不是脑海里的，而是照片上的。但是每每听说他要回来，我就会穿上我最喜欢的衣服坐在院子里，呆呆往门口望着。易，总会走过来无声地拍拍我的衣服，帮我把皱褶拉平，像是能看穿我的心意。
终于，那帅气的船长爸爸回来了，全家围坐在餐桌前，听他说着国外的奇闻轶事，虽然我完全听不懂，灯光还是显得出奇温暖。婆婆告诉他说，易帮我买了辆自行车。瞬息间，爸爸突然翻脸，像是忽然想到要行使他做父亲的责任，说不可以。他的说词是：“第一，危险；第二，不可以宠我。怎么可以小孩要什么就给什么。第三，就算要买也不能是易买。”他立刻叫家里佣人把车丢出去。我突然吓坏，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哭了起来。是因为我将失去得来不易的自行车，或是爸爸终究破坏了我对他的美好等待，我现在已不复记忆。
就在爸爸无休止大发雷霆的时候，突然易的声音从屋外出现了。他隔着纱窗大怒说：“你小时候就多乖啊？还不是成天跟人打架？你就会骂，孩子你带过几天？”
爸爸住口了，因为他知道，易说的都是事实，毕竟易也是他的保姆。
没几天，爸爸又离开了，我的自行车也被偷了。
我想易应该知道我是叛逆的。小时候我除了整他，不太爱说话，常常对着窗外发呆，他也从来不问我在想什么，只是搬张凳子也陪着我坐在那里，安静无话。最多抽根烟，然后咳嗽。
我一直不知道易的身体不好，我只记得他老咳嗽。大家说他是抽烟抽太多。有天早上他送我去学校后，说去看病，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当时以为他只是需要休息几天。然后，婆婆带着我去一个肺结核的医院，她说易住在里面，但不让我进去，说怕传染。那个下午，我等在外头，踢了好久的石头，很想哭。
再两个月，一个暑假天，我躺在易副官那张铺着凉席的床上，光着脚丫。糖罐子里的糖都快吃完了，他还没有回来。他是那个下午走的。
他的桌上，除了糖罐，还有一样东西，易常常望着它发呆。那是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留着长发。我问过他，他说是家乡的媳妇。两个人似乎没有见过几次面就结婚了。然后，他就来了台湾。他说得很平静，然后转过身去把床垫翻过来给我看，藏着一叠叠扎好的十元大钞。他说很快他就会回去，到时再和她过好日子……对当时的我，这种话题没多大意思。多年后，我常在香港机场转机时，看见那些老荣民身上背着一包包的东西准备回乡，脸上有着疲惫和期盼。我会很感伤，感伤 “易”没能等到这一天。
易在我家服务了四代人。我不能替他说他是“无怨无悔”，但牺牲奉献的概念是他教给我的。时代耽误了他，甚至可能糟蹋了他，但也许惟有这种阴差阳错，能向我们展示极致的忠诚和美。易出殡的那一天，我们全家带孝，我公公带着全体老老小小，下跪向他磕头。他是家仆、是书童、是副官、是管家、是保姆、是大厨，是我永远的亲人和老师。也许我有幸，哪辈子也能当上他的保姆。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09期P48
母亲的声音
卫宣利
父亲去世那年，她10岁，弟弟8 岁。生活就像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卷，才刚刚露出幸福的颜色，便被突然袭来的暴雨打湿，一切的快乐和安宁，都被浸染得一塌糊涂。
温柔贤良的母亲，从此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狂躁、暴戾。不小心打碎一只碗，也会被母亲声嘶力竭地训上半个小时。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讨厌母亲的声音的吧，那种尖细而干裂的声音，粗暴地打磨着她的耳朵，一点点地浸透到她的生命里去。她想不明白，为什么母亲原来甜润柔美的声音，一下子全变了味儿了呢？
其实那时候，母亲也才30多岁，成熟饱满如一枚盛夏的果实。许多人来提亲，却都被母亲泼妇一样给骂跑。母亲像一只全副武装的刺猬，逮谁刺谁，甚至包括她和弟弟。
母亲在菜市场争到一个摊位，每天早上4点起床，蹬着三轮车，从城北的家到城南的蔬菜批发市场，再到城北的菜市场。这样的路程，等于把整个城市绕了一圈。风里雨里，饱满成熟如一枚盛夏的果实的母亲，很快便风干成了一枚瘦小干瘪的干果。
16岁，她长成一个沉默而内敛的姑娘，读高一，成绩优秀。每天中午，她从学校跑回来，飞快地做好饭，提着饭盒，骑自行车穿过5条马路，去给母亲送饭。常常，在人声嘈杂的菜市场，母亲一边飞快地往嘴里扒饭，一边用粗大的嗓门和人讲价钱。有一次她去的时候，母亲正和人吵架，母亲尖锐凌厉的声音，充满了她的耳膜。对方是个胖而骄横的女人，吵不过，便叫了男人来，那男人，蹦跳着要去打母亲。阳光下，她看得见母亲飞舞的唾沫星和着眼泪，一点一点，濡湿了她的青春。
22岁，大学毕业，保送的研究生她放弃了。因为小弟也在读大学，而母亲，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第一个月的工资交到母亲手上，厚厚的一沓，在母亲干裂粗糙的手中抖动，如一群飞舞的蝶。她静静地望住母亲，低低的声音说：“以后，不要去卖菜了。”
母亲笑，声音不再尖锐，沙哑而厚重，满是艰辛和沧桑的味道。第二天早上，仍然是在菜市场找到的母亲。隔得老远，就听见母亲响亮的声音在说：“我女儿，大学毕业了，在外国人开的公司里上班……”她从母亲的声音里，听出来一个词：扬眉吐气。
28岁，她有了自己的女儿。月子里，孩子整夜整夜地哭，母亲便也整夜不睡，抱着孩子，悠着哄着。有一天晚上她从梦里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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