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口说：“让我们开诚布公地承认，玛莉有她的难处——特别是在她爬上楼梯之后——这会危及你们大家的安全。”
大家默不出声，玛莉的哮喘声似乎更响了。
游西问：“我可以说话吗？”
“当然可以。”
“我的意思是我们大家到你们家里来住，都是因为某些的难处。我们都是没人要的孤儿。任何一位都可能危害到别人的安全。我提议让玛莉继续住下去。”
律师韩克说：“你说得好，让我们投票来决定。”
有人开始举手，玛莉挣扎着说：“要不记名投票。这样就不会有人觉得不好意思投反对票。”
韩克从另一个房间的桌子上拿进一张纸来，把它撕成九份。他把纸头也分给父亲、碧茜和我，说：“你们也该投票。万一我们被发觉了，你们也会与我们一同受苦的。”
他又发给每个人一枝铅笔：“如果你认为太冒险，就写个‘不’字；如果你认为她该留下来，则写个‘是’字。”
有片刻的时间室内只有铅笔在纸上摩擦的声音，然后韩克收回所有摺好的票。他默默无声地将它们一一打开，然后伸手把全部的票都放在玛莉的膝盖上。
九张小纸片，每张上面都写着一个“是”字。
****
于是我们的“家”便这样形成了。其他的犹太人只在此停留一天或一个礼拜，但这七个人会一直在此长住下去：他们是我们这个快乐家庭的中坚份子。
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还能够保持快乐的心情，这完全要归功于碧茜。我们的客人在身体活动方面受到极大的限制，可是每晚在碧茜的领导之下，大家都能尽情地活动。有时我们有音乐节目。凌德拉小提琴，蒂雅是个造诣极深的音乐家，她则负责钢琴伴奏。有时碧茜宣布今晚是“温德尔之夜”（温德尔可说是荷兰的莎士比亚。），我们大家则分别朗诵其作品的一段。她又说服了游西每礼拜花一个晚上教大家学希伯来文，另一晚则由美达教大家意大利文。
然而晚间的活动时间很短，因为哈林市每晚有用电的管制，而蜡烛则要留到紧急时使用。当灯光摇曳闪烁，最后终于完全熄灭之后，我们就会回到楼下的餐厅。我们将我的脚踏车放在那里，后轮离地架起。我们中间一个人去坐在上面，其他各人则坐在椅上。那位坐在脚踏车上的人则尽力踏着脚踏车的踏板，使车灯发亮。另一个人就会打开我们昨夜读过的一章书诵读。当车夫与朗诵的人都累了时，我们再换人。所读的东西则包括历史、小说和戏剧不等。
父亲每晚在九点十五分晚祷之后就上楼休息了，但我们其他人都流连不去，不愿意打断这样的团契。每到不得不结束晚间的节目时，大家还会有依依不舍的感觉。有时当我们终于起身回到各人的卧房里去时，游西还会满怀希望地说：“唔！也许今晚会有演习！差不多一个礼拜我没有吃奶油松糕了……”
第八章 阴云密布
虽然晚间愉快，但日间的生活则愈来愈紧张。我们的工作简直太大了：我们的人数太多；情报网又太广。已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们这种双重的生活算是侥幸瞒过敌人的耳目。外表上我们还是一个老钟表匠与他两个没出嫁的女儿，同住在他小小钟表铺的楼上。可是事实上贝雅古屋已经成为一个地下活动的中心。我们的活动甚至已遍及荷兰最远的角落。每天有几十个人从古屋中进进出出，携带情报，传递消息。迟早我们总要出纰漏的。
最叫我担心的是用膳的时间。每次用膳时，都有这么多的人，以致我们不得不把椅子斜摆在餐桌旁。我们家的猫倒喜欢这样的布置。游西给它起了个希伯来的名字“玛赫·沙拉·哈施巴斯”，意思是：“快争食，勤捕鼠”，这真是名符其实。由于每张椅子靠得那么近，哈施巴斯甚至可以沿着每个人的肩膀绕圈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且不时咪呜低吟。
人多得叫我担心。餐厅离小巷只有五级台阶高。任何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走过都能从窗外望进来。于是我们在窗口挂上一幅白色的窗帘，这样光线可以透进来，但室外的人却看不见屋内的情形。只有等到晚上，当那厚厚的隔光帘子被拉下来后，我才能宽心一点。
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透过那薄薄的窗帘布，我仿佛看见一个人影站在外面巷子里。一分钟以后，我再看，人影仍在那里。除非有人对贝雅古屋里面的情形感到好奇，不然，实在没有理由一直站在那里的。我站起身来，稍微揭开窗帘的一角。
原来竟是娜莉家的老嘉琳！她呆呆地站在数尺之外，似乎给某种异常可怕的情绪吓得不能动弹。
我飞步下楼，打开侧门，把她拉了进来。八月的白天很热，但这位老妇人的手却是冰冷的。“嘉琳！你在这儿干嘛？你为什么呆站在那里？”
她啜泣说：“她疯了！你的姊姊疯了！”
“娜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他们来了！秘密警察！我不晓得他们知道什么？或者有谁告诉了他们什么？你姊姊和安娜坐在客厅里。我听见她的！”她又哭了。“我听见的！”
我尖叫了起来：“听见什么？”
“听见她对他们说的！他们指着安娜问娜莉：‘这是个犹太人吗？’你的姊姊说：‘是的’。”
我觉得膝头发软。哦！安娜！那个金发、美丽的少女安娜！她有天衣无缝的证件，她信任我们！哦！娜莉！娜莉！你要严守诚实的原则，如今却弄成何等的地步！我又问：“后来呢？”
“我不知道，我从后门逃了出来，她疯了！”
我把嘉琳留在餐厅，把脚踏车推到楼下。一颠一颠地尽快驶往一里半路外的娜莉家去。今天华见道的天空不再比别处宽阔了。在波士安荷文街的街角，我把脚踏车靠着一根电灯柱停了下来，大大地喘着气，心好像要从口中跳了出来。然后我尽量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沿着人行道朝娜莉家的方向走去。除了一部车子停在屋前的街边外，一切都显得十分正常。我走过那部车，继续往前行，那片白窗帘的后面寂静无声，屋子里的一切似乎都与它左右的邻舍完全无异。
当我走到街角时，我再转过身来。就在那一刻，屋门开了。首先是娜莉走出来，跟在她后面的是一个穿着咖啡色西装的男人。一分钟后，第二个男人出现了，半拉半扶着安娜。安娜面白如纸，在她走到那部车子之前，有两次我都以为她会晕倒过去。他们上了车，车门碰的一声关上了。引擎声响起，车子很快地驶开了去。
我踏着单车转回贝雅古屋，一路上强忍着焦急的眼泪。很快我们便打听出，娜莉被解到街角的警察局里，拘留在后面一间囚房里。但安娜则被送到阿姆斯特丹城中的一家老犹太戏院中去了，从那里大批的犹太人要转到德国及波兰的集中营去被毁灭。
那位驼背、憔悴的监狱清洁女工——美芝，如今成了我们与娜莉之间的联络员。过去我们对她说要回报我们的话一笑置之，如今则全靠她，我们才能与娜莉保持联络。美芝说，娜莉心情很好，时常用她甜蜜的女高音唱着圣诗和歌曲。
她出卖了一位朋友还怎能欢喜歌唱呢？每天早晨美芝将碧茜烘的面包带给娜莉。娜莉要那件在口袋上有绣花的蓝色毛线衣，碧茜也设法请美芝带去给她。
美芝传来娜莉的消息，是特别给我的：“厄运不会临到安娜身上。神不容许他们把她送到德国去。祂不会因为我顺从祂命令的缘故反叫安娜受苦！”
娜莉被捕后的第六天，电话铃响了，是毕伟的声音。“亲爱的，我在想你能不能亲自把那表送来？”
他是说有一个消息不便在电话中谈。于是我立刻骑着单车到爱登豪去。为了安全起见，我在身上带了一只男表。
毕伟等我进了客厅，关上门才说：“昨夜在阿姆斯特丹，有人偷进了一个犹太戏院，救了四十个犹太人出来，其中有一位年轻女孩坚持要让娜莉知道：‘安娜自由了！’。”
他用一只斜眼望着我说：“你懂得这话的意思吗？”
我一味点头，心里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娜莉怎么晓得呢？她怎能那么有把握？
****
在哈林狱中拘留十天以后，娜莉被解到阿姆斯特丹的联邦监狱。
毕伟说，那里负责监狱医院的德国医生是个仁慈的人，偶然也会安排一个机会，以健康为理由释放囚犯。我立刻动身到阿姆斯特丹去见他，当我等在他屋内的通道上时，心里一直在想，我能说什么呢？我怎样才能打动他的慈心呢？
通道上有三只黑色棕斑的大狗，不时过来闻闻我的手脚。我想起我们在脚踏车灯中曾高声朗诵过的一本书，书名叫“如何交友并影响别人”。作者卡纳基曾提出一种交友的技巧，就是先找出对方的嗜好。我在想，养狗的嗜好如何……
终于一个女仆出来，领我进入一间小小的客厅。我用德语对沙发上这位头发灰白的医生说：“医生，你真聪明。”
“聪明？”
“是的，你记得把狗带来。这样当你与家人分开时，它们就成了最佳良伴。”
医生的脸立刻发亮。“那么，你也喜欢狗？”
我唯一知道的狗是傅利斯以前的那两只老虎狗。“我最喜欢老虎狗，你喜欢老虎狗吗？”
医生热烈地说：“人们都不晓得，其实老虎狗是很有感情的。”
约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只谈着狗。我搜索枯肠，尽量找出我以前所听过和读过有关狗的资料。突然医生站了起来：“我敢断定你不是为了谈狗而来的，你有什么事吗？”
我正视着他的眼睛。“我有一个姊姊被关在阿姆斯特丹的监狱里。我在想，是否……她身体不好。”
医生笑了笑：“原来你对狗毫无兴趣。”
我也笑着回答说：“但我现在有兴趣了，只是我对我姊姊更有兴趣。”
“她叫什么名字？”
“娜莉·华登。”
医生出去了一下，回来时手中拿着一本褐色的笔记本。“是的，她是新来的囚犯，告诉我关于她的事。她为什么入狱？”
我冒险告诉他，娜莉是因为藏匿一个犹太人而被捕的。我又告诉他，她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如果无人在家照顾他们，这可能要负累国家（只是我没告诉他，她最小的孩子如今都已经十七岁了。）
“唔！我会试试看。”随即走到客厅门口，示意要我告辞。
在回哈林的火车上，我心中甚觉欣慰。这也是我自娜莉被捕以来，心情最好的一刻。但等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过去了，仍然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于是我再回到阿姆斯特丹。我对医生说：“我是来看你那几头狗的。”
但他显然不欣赏我的幽默。只是一本正经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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