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世界包括这间小牢房与门外的走廊——很快地，我开始看出这种限制自己视域的智慧，也能了解为何囚犯们对自己过去的生活总是避而不谈。在坐牢最初的几天，每当我想到父亲、碧茜、伟廉与毕伟，心中就因焦虑而觉狂乱。父亲能吃这样的食物吗？碧茜的毡子也像我的这张那么薄吗？
这类的思想只能带给我极端的绝望。于是我很快便学会不让它们来搅扰我的心灵。为了使我的精神有所寄托，我请美琪教我玩牌。她将每天分配给犯人的两张草纸省一些下来，做成纸牌。整天坐在小床的一角一次次地把牌摊开在她面前，然后又收集起来。一小时又一小时，我这样地打发过去了。
由于在贝雅古屋从来没玩过任何的牌戏，因此我学得很慢。但当我终于学会如何玩这种一个人玩的纸牌之后，我不禁在想为何父亲不许我们玩牌——这些印有梅花、黑桃与方块的纸牌，玩玩应该没有什么害处吧！
但是几天之后，我开始发现它隐藏的危险。当纸牌戏玩得顺利时，我们的情绪也跟着好起来。我把它当作一种预兆。必是有从哈林来的人获释了！可是如果牌运不好？！那么，我又会想像必是有人病了，或是密室里的人被发觉了……
终于我必须停止玩牌。不管怎样，我发觉自己很难坐那么久。我全身骨节与肌肉都觉酸痛，需要躺在小床上的时间也愈来愈多。但无论日间或夜晚当我在那薄薄的草褥上躺着的时候，总是辗转难眠，无论倒向哪一边，身上的疼痛都无法减轻。我的头部不停地悸动，手臂上下痛得厉害，咳嗽时痰中有血。
一天早上，我发着高烧躺在床上，人真是苦不堪言。突然牢房的门打开了，门外站着那说话冰冷的女狱长，也就是两个礼拜前我入狱的那晚见到的那个。
“彭柯丽！”
我挣扎着站起来。
“戴上帽子，穿上大衣，跟我来！”
我望望周围的室友，想看看她们能否给我一点暗示，究竟会有什么事发生。我们那位监狱专家说：“你要到外面去。当他们叫你戴帽子时，就表示要带你到外面去。”大衣已经穿在我身上，我从钩上取下帽子戴上，踏出牢门，来到走廊上。女狱长把牢门重新锁好，然后就快步地往前冲。我一跛一拐地跟在后面，心跳急速，但尽量小心避免踏在那宝贵的椰衣地席上。我迫切地望着两旁锁着的牢门，然而我又记不得我的两个姐姐是究竟关在哪两间囚室了。
终于我踏入那座宽广，但给高墙围住了的院子里。天空！这还是两个礼拜来我第一次看见蓝蓝的天空！浮云多么高，又是多么的洁白与清新！我突然想起妈妈是多么喜欢天空的。
女狱长尖叫一声：“快点！”
我快步走到一辆黑色汽车旁边，女狱长已经站在那儿。她把后门打开，我坐了进去。另外还有两个人已经在后座上，一个士兵和一位面色苍白的瘦削女人。前面司机旁边坐着一个看来病得极重的男人，他的头有点奇怪地靠在椅背上。当车子向前开动时，我旁边的那个女人举起一块有血渍的毛巾放到嘴里咳着。我明白了，我们三个都病了，也许我们是到医院去！
巨型的狱门打开了，我们来到外面的世界，车子在宽阔的街道上疾驶着。我从车窗往外望。街上有人来回走动，有的在浏览橱窗，有的正停步与朋友交谈。难道我在两个星期前也真的是那么自由吗？
车子在一幢办公大楼前停了下来。那个士兵和司机合力把那病了的男人抬上三层楼梯。我们进入一间挤满人的候诊室里，在那士兵的监视下坐了下来。等了将近一个钟头，我请求他准许我到厕所去一趟。那士兵对坐在登记台后一位穿着整齐白色制服的女护士说了一声。
她只是简洁地说：“这边来！”随即领我下到一条短短的通道上，与我一同进浴室，把门关上。“快点。我能帮你什么忙？”
我对她眨一眨眼。“是的，哦，是的！一本圣经！你能设法帮我弄一本圣经吗？还有——一根针和一点线！一枝牙刷！一块肥皂！”
她咬着嘴唇，有点迟疑的样子：“今天那么多病人——还有那个士兵——但我会尽量想办法。”说完她便走了。
但她的仁慈照耀在这间小小的洗手间里，明亮得有如那些洁白的瓷瓦和闪闪发光的水龙头。我心情极其兴奋，扭开水喉，洗擦着脸上和颈项上的污垢。
门外一个男人的声音：“出来！你在里面够久了！”
我匆匆把脸上的肥皂冲去，跟着那士兵回到候诊室。那位女护士已经回到她自己的桌上，与刚才一样的在冷静地办事了，甚至连头也没有抬一下。又等了许久，终于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医生叫我咳嗽，又量了我的热度与血压，再用听筒听了一阵，最后宣布我有结核性的肋膜炎，而且已有出血的现象。
他在桌上写了几个字，然后抓住门的把手，另一只手按在我的肩上，低声说：“希望我的诊断结果会对你有利。”
候诊室外那个士兵已经站起来等着我。当我穿过房间时，那位护士敏捷地站起身来，从我身旁擦过。我感到有一小团东西塞进我的手心，是用纸包着的。
我将那团东西悄悄地塞进大衣口袋里，跟着那士兵下了楼。另外那个女人已在车上，另一个重病的男人则没有出现。归途中，我一直把手放在口袋里的那团东西上面，摸摸捏捏。“主啊！这包裹这么小，但它仍可能是——希望它是一本圣经！”
监狱的高墙出现了，我们进入院子，铁门在后面碰的一声关起来。走完那无限长、有着回声的走道尽头，我终于回到自己的囚室。我把那包东西拿出来，用颤抖的手把报纸打开。同牢的人都聚拢前来，甚至连那位男爵世家出身的女孩子也停下脚步来观看。
当两块宝贵的战前肥皂出现时，美琪用双手掩住她的嘴巴，不让自己发出欢呼的声音来。包裹里没有牙刷也没有针，但有一包出人意料之外的宝贝——一整包的安全别针！最好的是，虽然没有一本全部的圣经，但纸包中却有四本小小的四福音书。
我把肥皂和别针分成五份，与大家共享。当我要分四福音书时，她们却都拒绝了。那位专家说：“万一他们发现你藏有圣经，刑期会加倍，而且每天只能啃硬面包，没有那碟热的食物。”后者乃是我们最担心的一种刑罚。如果我们太吵，便会给罚啃硬面包，如果我们没有把马桶及时传出去，我们又要罚啃硬面包。但我心想，即使为着手中紧握的几本宝贵书本，给罚啃硬面包也是值得的，随即拖着发痛的身躯在那张肮脏的草褥上躺了下来。
****
两个晚上过后，正要熄灯的时候，牢门忽然给打开了，一个狱卒踏了进来。
她厉声说：“彭柯丽！收齐你的东西。”
我呆望着她，一种疯狂的希望自我心中升起。“你的意思是——”
“闭嘴！不许说话！”
收齐我的“东西”花不了多少时间：总共就是我的帽子和一间挂着待干的内衣。那件内衣在盆子里用许多次的水洗过了，但也干净不了多少。我的外衣和口袋里宝贵的东西则一直没有离身过。我想，为什么要绝对保持静默呢？难道一个狱卒偶然露露笑脸，或说几个字解释一下，也是那么不对吗？
我以目示意，向同室的囚友们道别，随即紧跟着那个背部僵直的妇人走到通道上去。她停了一下把门锁好，然后就开步朝走廊下走去。但方向不对！我们不是朝着外面出口的方向走，相反的，却是向着那条错综曲折的通道中更深的一方走去！
她还是一声不响地在另一扇门前停了下来，用钥匙把门打开。我踏了进去。牢门在我后面砰的一声又关上了，门锁立刻弹了回来。
这间牢房与我刚才离开的那间一模一样，六步长，两步宽，后面放有一小张床。但牢房内空无一人。当狱卒的脚步声从走廊上消失时，我靠在冰冷的铁门上。孤单一人，只有我自己在这四道墙里面……
我必须控制自己，不让自己的思想狂奔；我必须十分成熟！能认清现实！走六步，坐到小床上。这张床比以前那张更臭，草褥似乎发了霉。我伸手去拉毡子：有人曾吐在上面。我一把扔掉它，但已经太迟了。我冲到近门的马桶旁，人软弱地斜靠在上面。
就在这时候，天花板上的电灯熄了。我摸索着回到小床上，在黑暗中蜷曲着躺下来，咬牙忍受床褥的臭味，把身上穿的大衣裹得更紧了。牢房中冷的刺骨，呼呼的寒风打在墙上。这里必定靠近监狱的外线：在从前那一间囚室中，风从来没有这样呼啸过。
我犯了什么错，要这样与人隔离？难道他们发觉我在医生的诊所中与护士的谈话吗？抑或是从哈林来的犯人中有些受审讯，把我们所从事的活动泄漏了出去呢？也许我要被判这样单独监禁无数年、无数年吧……
第二天，我的热度更高了。我连站起来到门口架上去拿送来的食物的力气都没有。大约一小时过后，那碟早餐原封不动地给拿走了。
将近黄昏的时候，传递食物的洞又打开了，一块粗糙的监狱面包出现在眼前。这时我迫切地需要食物，可是又完全走不动。在通道上的人大概也看出了我的难处。有一只手伸进来，拿起那块面包朝我这边丢过来，面包落在床边的地上，我爬下去捡起来，狼吞虎咽地把它吃下肚去。
一连几天，我发着高烧，晚餐都是这样送来的。每天早上牢门尖声地打开，一个穿蓝色罩衫的女人把那碟热粥带到床边来。我渴望看见一张人脸的程度，绝不亚于对食物的渴望。我试着用沙哑的悲呜向那妇人谈话，但她显然也是一个囚犯，只是一味的摇头，并以惧怕的目光望着门外的通道。另外，门每天也开一次让分派药物的囚犯进来。他从一个十分肮脏的玻璃瓶里倒出一剂苦涩的黄色液体给我喝。当他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我抓住他的袖口，用粗涩的声音对他说：“我求求你，你看见一位八十四岁，白发、长须的老人吗？他叫彭嘉士伯！你必然曾派过药给他的！”
那人用力地摔开了我。“我不晓得！我什么都不晓得！”
牢门砰的一声撞到墙边，狱卒站在门框上。“单独囚禁的犯人不许说话！如果你再对任何一位奉命工作的囚犯说话，那么你就要罚每天啃硬面包！”牢门随即在他们身后碰的一声关上了。
那位每天来派药的囚犯也奉命负责量我的体温。我必须把衬衣脱去，把温度计放在腋下。这样量温度，依我看来不会准确。果然，那个周末，一个激怒的声音从传递食物的洞口传了过来：“起来，自己来拿食物，你的热度退了——没有人会再伺候你了！”
我敢担保热度没有退，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战战兢兢地爬到门口去拿我的碟子。等我放回碟子时，我再回到那臭气熏人的草褥上躺下来，硬着头皮等那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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