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拿着大叠用过的盘子往楼下走去，忽然听到下面有一声尖锐的笑声上来，我晓得是毕伟来了。由于我们爱他，我们也就常常忘了陌生人在第一次见他时，总是会被他那付丑恶的相貌给吓呆了。我冲到门口，匆匆地把他介绍给阿姆斯特丹城一位批发商的妻子后，就把他领到楼上来。拖着臃肿、笨拙的身躯，他在父亲身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一眼望着我，一眼望着天花板说：“请在我咖啡里放五块方糖。”
可怜的毕伟！他爱小孩正如父亲爱小孩一样，但小孩子见了父亲便会涌过去，而毕伟则必须设法赢得他们的心。然而他也有秘诀，而且是每试必灵。我把他那杯甜浆似的咖啡端了进去。他首先故意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然后假装惊讶地说：“吭！柯丽！没有桌子放咖啡呵！”随即张着他那双大斜眼，看看孩子们是否都在注意他，然后接着说：“呵！幸亏我带了自己的桌子来！”说完就把那杯咖啡连碟子放在他突出的大肚皮上。这时没有一个孩子能忍住不笑的，很快的好些孩子便挤到他身旁去了。
不久以后，娜莉和她的一家也来了。彼得故意装着十分天真的表情跟我打招呼：“柯丽姨妈，你并不像一百岁那么老呵！”我还未来得及打他一下，他已坐上贞苏姨妈的钢琴旁弹奏起来。室内的客人不断提出曲名请他弹奏，从时代曲到巴赫的合唱曲和圣诗，很快地整个房间的人都合声唱了起来。
谁会知道这个快乐的下午，在这屋内有多少人很快地要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之下再相聚呢？彼得，那些警察朋友，还有我们最亲爱的丑毕伟，除了我哥哥伟廉和他一家不在外，我们都在那里。我奇怪他们为什么来得那么迟，伟廉他们住在离此三十里的喜华森城。尽管如此，他们现在也该到了。
琴声突然停了下来，彼得由琴凳上转过身嘘声说：“公公，你的劲敌来了！”
我往窗外一望，看见康先生夫妇正由巷口的转角处走来，他们在我们这条街上开了另外一家钟表铺。按照哈林市的标准，他们仍是新客。他们的店铺是一九一零年才开张的，在我们这条百德街上只有二十七年的历史，但是因为他们卖出去的钟表比我们多很多，我想彼得的评语倒是与事实相符。
但父亲显然有些不悦，他略带谴责地说：“彼得，他们不是劲敌，我们是同业！”随即把膝上的孩子放下，匆匆起身向楼梯口走去招呼康先生夫妇。
每一次康先生到楼下铺面找父亲聊天时，父亲总是非常客气地招呼他。等康先生一走，我就要忿忿不平地对父亲说：“难道你看不出康先生来访的用意吗？他是来打听我钟表的价钱的，这样他好卖得比我们便宜。”不用说康先生橱窗中的钟表定价一律比我们的便宜五块钱。
父亲知道后，脸上总会露出惊喜的表情：“可是，柯丽你再想想看，人家到康先生店里买表不是可以省点钱吗？”但他事后又会不解地补上一句：“我真不懂他怎么能把价格压得那么低。”
父亲在做生意赚钱这件事上，天真得正如他自己的父亲一样，他会花好几天的功夫研究一个极难的修理问题，然后又忘了送出帐单。越是稀罕、昂贵的钟表，他越是不计较修理费，他会说：“一个人若有机会修理这样一个名贵、稀罕的钟表他应该贴钱才是！”
至于做生意的方法，在这间铺子最初开张的八年，向着大街的百叶窗总是每天下午六点正就拉上了。知道二十年前我参与父亲的生意时，才注意到每晚在那狭窄的人行道上散步的人群，同时又看到许多店铺晚上也是橱灯大亮，继续营业的，这才想起我们亦有一改作风的必要。当我向父亲指出这事时，他万分高兴，好像我完成了一项最重要的发现：“如果逛街的人看见那些钟表，可能会被吸引着进来买！柯丽，我亲爱的孩子，你真是聪明！”
现在康先生正满口塞着蛋糕，说着腴词向我走来。我自觉心中对他有着妒忌的思想，不好意思见他，乘着人多，溜到楼下去。修理室和店铺的贺客比楼上更多。汉司在后房中分蛋糕，杜丝则在前面，她唇上挂着一丝近乎微笑的表情。至于基士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站在门前招呼客人，谁也认不出他就是原先我们店中那位衣衫褴褛、身躯佝偻的老人。他首先谦恭有礼地欢迎贺客，然后带他们尽情地参观铺中的一切。显然这是他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天。
冬天的下午很短，但所有自认是父亲朋友的人那天下午都来了。贺客中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穷人、有富人、有饱学的绅士，也有不学无术的女仆。但在父亲看来，他们都是一样。这就是父亲做人的秘诀：并非他故意忽视人与人间的不同点，而是他根本不知人与人间还有不同之处。
伟廉一直未到，我到门口去送客，顺便在街上逗留片刻，我向着百德街上上下下地张望，但依旧没有伟廉一家人的影子。此时虽只是下午四时，但因着正月早临的黄昏，家家铺子里的灯光都亮了起来。对于伟廉这么多年来，我仍旧有着小妹崇拜大哥的感情。他比我年长五岁，是个受职的牧师，也是我们彭家唯一的大学毕业生。我总觉得伟廉才是真正见过世面的人，他明瞭世界大势。
然而多少时候我巴不得伟廉对世局变化不会看得那么透彻，因为他的看法真叫人害怕。十年前，即远在一九二七年，当伟廉还在德国写博士论文时，他便说到有可怕的恶势力正在德国扎根。他说就在大学里面，一种世间从未有过贱视人类生命的恶种正在怀胎成长。凡是读过他论文的人都对伟廉的看法一笑置之。
但如今说到德国，再没有人敢笑了。多数好的钟表都由那边来，但最近好几家我们往年所交易的钟表公司都神秘地倒闭了。伟廉相信那就是有计划大规模反犹运动中的一部分，因为这些倒闭的公司都是犹太人经营的。伟廉是荷兰改革宗教会的牧师，专门负责向犹太人传福音，因此他有许多这方面的情报。
当我们踏回铺内关上店门时，心中暗想，伟廉对福音正如父亲做生意一样，两人的手腕均不甚高明。近二十年来我也没听说他带领过一个犹太人信耶稣的。伟廉从不想改变别人，他只是专心服侍人。这些年来他们一家省吃俭用，终于省下一笔钱，在喜华森建了一家养老院接待年老的犹太人。但事实上他也收留其他宗派信仰的老人，因为伟廉一向反对种族歧视的观念。但过去几个月来事情却显得格外不寻常，养老院中挤满了年轻人，而且都是由德国逃出来的犹太人。伟廉和他一家不得不把自己的住屋也空了出来，搬到走廊上去睡，但那些被吓得弃家逃往的犹太人仍是成群成群地涌进来，随着他们而来的则是许多恐怖的新闻。
我上到厨房里，娜莉正沏好一壶新咖啡。我拿着咖啡壶，走到楼上贞苏姨妈的房间。当我把咖啡壶放下时，我对着那群聚在蛋糕桌旁的人问说：“那些德国人究竟要什么？想要打仗吗？”我知道这是不合时宜的话题，然而每当我想到伟廉，我就会禁不住想到这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上去。
一阵沁人骨髓的缄默临到那张桌上，很快便散布到整个房间。
过了片刻有人开口说：“管他去呢？让他们大国打仗，反正影响不到我们。”
一个钟表推销员应声说：“对啦！上次大战时德国也没给我们找麻烦，让我们保持中立，对他们有利。”
“你说得好容易，”另一位我们常向他买钟表零件的商人说：“你的货都是从瑞士来的，但我们呢？如果德国打起仗来，我做什么？战争会叫我们关门大吉。”
就在这时伟廉走了进来，跟在他后面的是我的嫂嫂文婷及他们的四个孩子，但这时全屋的人眼睛却都落在另一个人身上。伟廉正紧紧握着他的手臂。他是个三十出头的犹太人，戴着犹太人典型的阔边黑帽，身上穿着一袭黑色长衣，但叫人不能不看的乃是他的那张脸。他的面部被灼伤了，右耳前挂着一小束灰色卷曲的胡须，其他部分的胡须都没有了，只剩下敞开的新鲜伤口。
伟廉用德语说：“这是屈礼伯先生，他今天早上才到喜华森。屈先生，这是我的父亲。”
接着他又用荷语很快地告诉我们：“他是坐牛奶车逃出德国的。一群慕尼黑街上的青年人把他拦了下来，烧掉了他的胡子。”
父亲已离座站起来热烈地与这位新来的客人握手。我给他端来一杯咖啡和一碟娜莉做的小甜饼。如今我多么感激父亲坚持他的儿女们在呀呀学语的时候，除了荷兰话外，还得学说德语和英语。
屈礼伯先生在一张椅边正襟危坐，眼睛呆呆地注视着他膝上的咖啡。我搬了一张椅子在他身边坐下，一面不着边际地漫谈着我们荷兰正月这个不寻常的天气。周遭其他客人的谈话声则继续不断的此起彼落。
我听见那位钟表推销员在说：“那只是一群恶少，是喜欢恶作剧的街边飞仔！每个国家都一样。警察迟早会逮住他们。德国究竟是个文明国家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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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那个一九三七年冬的一个下午，一片阴影开始轻轻地笼罩在我们身上，但谁也想不到这片小乌云会继续增长直到遮天蔽日。有谁会想到在这个遮天的大黑暗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选召扮演一个不同的角色呢？父亲和碧茜，康先生和伟廉，甚至连这座建筑格式特殊的贝雅古屋都要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晚上客人散去之后，我爬上楼梯回到自己的的房间，一心回想往事。床上还放着我那件深红褐色的新衣，一整天我都忘了穿回它。我想：“我向来就不注重衣饰的，年轻时就是如此……”
那夜童年的往事开始浮现在我眼前，显得格外接近也格外紧急。今天我晓得那夜的种种回忆不是开启往事的钥匙，乃是开启通往将来的一扇门；我晓得当我们肯让神使用我们生命中的种种经验时，神能将它们转变为奇妙、完善的先锋。帮助我们日后作成神所要我们做成的工作。
只是当时我并不明白这一点。其实像我这种年纪的人，一向过得是呆板的生活，某些往事格外栩栩如生地显现在我眼前。它们是那么清晰，那么接近，似乎并不只是往事而已，似乎这些往事还要告诉我些什么……
第二章 往事
一八九八年，我才六岁。一早起来，碧茜就把我叫到穿衣镜前教训我：
“看看你穿的鞋子！每隔一个扣子便没扣上。难道才第一天你就准备穿那双破袜子上学吗？看娜莉穿得多整齐！”
娜莉和我合用贝雅古屋楼上的一间卧房。我瞄了一眼我那位八岁的小姐姐：的确，她那双多扣的鞋子倒真是扣得整整齐齐的。我勉强把袜子脱了下来，碧茜则埋身在衣橱里认真翻动。
其实碧茜那时也才不过十三岁，但她却持重、老成得好像一个大人。她不会像其他孩子一样地乱跑乱跳，也不像他们那样卤莽。碧茜患有先天性的恶性贫血，因此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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