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上，第二十八号营房中有三个妇人停在里面几分钟避寒。第二周全营房的人都要受罚，在外面多立正站一个钟头。早上三点半，当我们从床上给赶出来的时候，拉格街上的灯都还没有亮。
就在这样一个提早排队的早晨，我看见一件再也不能相信的事。在这条长长街道的尽头，一辆卡车的车头灯所散出的光线在雪地上摇曳着。后面铺着床位的大卡车慢慢向前驶来，将地面上的雪水向路旁两边泼去。卡车终于在医院门口停了下来。医院的门开了，一个护士扶着一位老妇人走了出来。下台阶的时，她的腿软了下来。护士把她轻轻抱起放进车后。不久许多人从医院门口出来了，有老的，有病的，她们全倚在那些护士和医院助手的膀臂上。最后出来的医院的侍役，手里抬着帆布扛床。
我们目睹一切的细节，但脑中却一直拒绝相信。过去我们当然听说过，当医院人数过满时，他们会把病最沉重的犯人送到前面那座筑有正方烟囱的大建筑物里去。但这些在我们面前的妇女——她们是活生生的人呀！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更令我不解的是那些护士们仁慈的做作。就在前面卡车里的那位护士，她竟然热心，甚至温柔地弯下身来照顾她的病人……这一刻她的心中究竟在想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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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越来越冷。一天傍晚正当点名的时候，拉格街远处一小队的犯人开始有节奏地踏步。脚步声越来越响，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学着这么做。守卫并没有叫我们停止，终于全条街上的犯人都在原地踏步。破烂的鞋子踏在冰冻的地面上，帮助我们冻僵了的腿、脚重新恢复血液循环。从此以后这便成为点名时候的声音，数以千计的脚在那条漆黑的长街上踏着、踏着……
随着酷寒而来的乃是集中营生活中特有的一些试探，这类只想顾及自己的试探越来越多了，而且花样很多。我很快便发觉，如果我们能设法挤在队伍中间的话，我们就可以稍微少受一点刺骨寒风的侵袭。
但我也知道这是自我中心的行为。当碧茜和我站在队伍中间时，就有别人得站在外围边缘。多么容易找托词呵！我这样做只是为碧茜的缘故。我们的任务十分重要，应尽可能保持健康；再者波兰向来比荷兰冷，那些波兰女人也许要比我们能受寒……
自私也有它一套的作风。当我看见美恩给我的那瓶维他命油越来越少时，我开始只在晚上熄灯之后才把它从麦杆下拿出来。那时别人看不见，就不会来要求分给她们一点点。碧茜的健康不是更重要吗？（神啊！祢晓得她能为她们做许多事，记得那座战后的房子！）
即使这样做不对——但也并不算太错啊。不是吗？并不像我们每天在赖文集中营所目击的虐待、谋杀和其他极端的邪恶那么不对！啊！这是撒旦在牠的国度中所施最大的诡计：向人显示那些可怕的邪恶，以致人们相信自己一点点隐密的罪就算不得什么了。
这种毒瘤不断地蔓延下去。十二月的第二周，第二十八号营房的犯人每人都多发了一张毛毡。第二天，有一大群自捷克撤退来的女囚送到这间集中营来，其中一位被派到我们的铺位上来。她连一张毛毡都没有，碧茜坚持我们应该把我们多的一张分给她。那天夜里我答应“借”给她一张毛毡，但我没有说要“送”她。在我心里，我仍坚持那张毛毡是我的。
不知不觉间，我的事奉失去喜乐和力量。这难道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我的祷告变成十分机械化，连读圣经也变得呆板、毫无生气。碧茜试着替我读经，但她咳得太厉害，不能高声朗读。但我继续挣扎下去，带领着那个失掉真实性的崇拜和教导。直到一个下着微雨的寒冷下午，营房内只有足够的亮光从窗口照进来，我读到保罗述说他“身上一根刺”的事。他说，他曾三次祷告，求神叫这刺离开他，求神把他肉体上的软弱除去，不管那究竟是什么。然而神每次的回答都是——来依靠我。最后保罗归纳说——突然圣经上的话似乎在纸上跳了起来——就连这样的软弱都要向神感谢。因为保罗如今晓得，他的事奉之所以能带来许多奇事神迹，并不是由于自己的本领与美德。那完全是基督的力量，并不是出于保罗自己的能耐。
这就是了。
那真理好像阳光一样照进第二十八号营房的阴影中。我的罪不是因为怕冷而挤进队伍中间，我真正的罪是在于我自信任何的帮助和别人的改变均由我而来。当然那不是因为我多么完全，乃是基督的力量使这里的一切有所改变。
短促的冬日很快地消逝；我再也看不清经上的字迹。于是我合上圣经，对着那群挤在一起的妇人，说出自己的真像——我的自我中心，我的吝啬，我的缺乏爱心。那夜真正的喜乐又重回到我们的崇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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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点名时，寒风似乎变得更为刺骨。只要有机会，美恩就会设法从医院职员的休息室里偷来一点旧报纸。我们把报纸塞在衣服下面御寒。碧茜里面穿着那件娜莉的蓝色毛线衣，如今沾满了报纸上的墨迹，已变成黑的了。
寒气似乎冻坏了碧茜的腿。有时早上她完全不能移动。因此必须有两个人抬着她出外点名。其实那也不难——她不会比一个小女孩更重，只是她再也不能像我们其他的人一样踏步，使腿部血液流通。一回到宿舍，我就用手摩擦她的手、脚，可是她身上的寒气反而传到我自己身上来了。
圣诞节前的一个礼拜，碧茜一早醒来发觉手脚都不能动弹。我从拥挤的通道中挤到中央房去，看到那个绰号叫“蛇”的守卫在值班。
我哀求说：“求求你，碧茜病了！她必须到医院去！”
“立正！报上你的号码！”
“第六六七三○号犯人报告。求求你，我的姐姐病了！”
“所有犯人都必须出来点名。如果她病了，到告病登记处去排队。”
古玛莉，一位在我们上层床位的荷兰女人帮着我。我们手臂围成一个扛床，把碧茜抬了出去。拉格街踏步的节拍已经响起。我们来到医院，却又停了下来。在街灯下，登记患病的行列一直延伸到这座大建筑物的尽头，甚至绕过街角，我们看不见行列的末端在哪里。附近染污了的雪地上躺着三具尸体，显然是在排队时因不支倒在地上死了。
玛莉与我一声不响，回头把碧茜抬回拉格街。点名后我们把她抬回床上。碧茜话说得很慢，而且模糊不清，但她显然有话要说。
“柯丽，一座营——是一个集中营，但由我们……负责主持……”我得弯下身来靠近她，才能听见她说什么。这营在德国，但不会再是座监狱，乃是一个收容所。那些被仇恨与暴力的哲学所摧毁的人，可以到这里来学习另一种的人生哲学。那儿没有高墙，没有装着倒钩的铁丝网。营房里的每个窗口都栽有盆景。“那对他们很好……望着东西成长，人们可以从花卉中，学习爱……”
现在我明白她是指什么人说的。她是指德国人。我想到早上站在营房门口的那条“蛇”。“报上你的号码，所有犯人都必须出来点名。”
我望着碧茜凹陷的面颊。“碧茜！我们会在德国负责这集中营吗？这间集中营要取代荷兰那座大房子吗？”
她似乎对我发的问题感到惊愕。“啊！不，我们会先有那座大房子！那房子已经准备好了，等着我们去领用……窗子多么高啊！阳光会如潮水一般地照进来——”
忽然她咳个不停；等她停止咳嗽时，麦杆上沾满了黑色的血迹。那天白天与夜里，她断断续续地昏睡了好几次。每次醒来，就很兴奋地述说一切有关我们战后在荷兰或德国工作的新细节。
“柯丽，那些营房是灰色的，但我们可以把它漆成绿色。要是鲜艳的浅绿色，好像春天一样。”
“碧茜，我们会在一起吗？我们真会一同做些事吗？你有绝对的把握？”
“柯丽，我们会在一起……你和我……我们时常在一起。”
第二天早上，汽笛声响起的时候，玛莉和我再抬着碧茜出去。“蛇”站在通往街上的门内。当我们抬着碧茜正要出门时，她举步拦住我们：“把她抬回床上去。”
“我以为所有犯人都要……”
“抬她回去！”
我们心中有点奇怪，但仍遵命把碧茜抬了回去。雪雨打在窗上沙沙作响。难道第二十八号营房的气氛竟影响到这位残忍的守卫了吗？点完名后，我立刻奔回宿舍。在我们的床边竟站着那个绰号“蛇”的守卫。她旁边站着两个从医院来的侍役，正忙着放下一张扛床。当我走近的时候，她竟有点自咎地挺了挺身子，厉声地说：“犯人要迁调。”
我仔细地望着这个女人；难道她竟冒着虱子和跳蚤的危险，使碧茜可以不必排队等候吗？当我举步跟着扛床走时，她也没有阻拦我。一队编织组的妇人正走进这大房间来。当我们经过时，一位波兰藉的朋友，跪下来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
我们走到外面，冰冷的雨雪打在身上好像针刺一样。我靠近扛床用身体护着碧茜。越过排队的病人，经过医院的门，我们走进一间大病房里。他们把扛床放在地板上，我弯下腰来要听碧茜说些什么。
“……必须把我们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告诉别人。我们必须告诉他们，不管深渊多深，祂比深渊更深。柯丽，他们会听我们，因为我们曾在这里生活过。”
我看着她那憔悴得变了形的身体。“柯丽啊！这一切几时发生呢？”
“现在，就快了。啊！很快就要来了！柯丽，年初的时候，我们都要出狱！”
一个护士看见了我，我退到门口，眼睁睁地望着她们把碧茜放到靠近窗口的一张窄床上。我出去绕过这间建筑物。终于碧茜从窗口看见了我。我们彼此交换了微笑和无声的言语，直到一位营地的警察喝令我离开。
正午时分，我把织针放下，走到外面的中央房。“第六六七三○号犯人报告，请求准许到医院探望病人。”我挺直地站着。
“蛇”抬头向我望了一眼，然后签了一张许可证。外面仍旧下着雪雨。我走到碧茜病房门口，只是那个可怕的护士竟不让我进去，有许可证也没有用。于是我只好再次走到靠近碧茜床位的那扇窗外。我等着护士离开了病房，然后轻轻敲着窗子。
碧茜张开了眼睛，缓缓地转过头来。
我用嘴唇示意：“你好吗？”
她点点头。
我继续说：“一定要好好休息。”
她动了动嘴唇，只是我看不出她说什么。她又动动嘴唇。我将头倾向一边与她的头平行，她那张发紫的嘴唇再次张开了：
“……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
“蛇”下午和晚上都休假。无论我如何求别的守卫，都不准离营。第二天早晨点名散队以后，不管准或不准，我径自向医院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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