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苏姨妈眼中充满着怒火，娜莉的眼中则满了泪水。幸亏妈妈出来解围，她说：“我不敢确定这盘乳酪新不新鲜。”边说边用鼻子闻着放在餐桌正中的一大盆黄色乳酪，随后又把它推到父亲座位旁边说：“嘉士伯，你说呢？”
父亲是个不懂得掩饰的人，他也一向看不出别人故意掩饰的用意。他信以为真，也就一本正经地在那盆乳酪上闻了个老半天。“亲爱的！我敢断定这乳酪是新鲜的，新鲜得就像刚送来的一样。你知道史提伟先生的乳酪向来都是——”妈妈在一旁拚命以目示意，父亲望望妈妈，又望望旁边的贞苏姨妈，满脸迷茫的表情：“呵，唔——贞苏姨妈——唔——你觉得怎样？”
贞苏姨妈一把抓起那盆乳酪，道貌岸然地朝里面审视个不停。如果有一件比穿摩登衣服更冲犯她的事，便是坏了的食物。过了好久，她才带着几分勉强地表示同意，认为那盆乳酪是好的。这么一来，帽子的事倒被她忘记了。她开始唠唠叨叨地说起一个与她同年的朋友，如何因为不慎吃了不新鲜的鱼而死了的悲惨故事。正说着的时候，店里的雇员们来了，父亲起身从书架上取下那本笨重的圣经。
在一八九八年那时候，我们铺子里只有两个雇员。一个是专门负责修理时钟的，另一个则是父亲的学徒兼差使。妈妈给他们各倒了一杯咖啡，父亲戴上他那副无边的眼镜，开始读起圣经来：
“你的话使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
我望着父亲棕褐色的长胡子随着经文上下移动着，一面漫不经心地在想……是怎么样的一个“藏身之处”呢？又是为了躲避谁呢？
那是一篇很长很长的诗，在我旁边的娜莉开始显得不耐烦起来。最后当父亲合上那本大圣经时，娜莉、伟廉和碧茜立刻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抓了他们的帽子，奔下最后的五级楼梯，一转眼间已由街巷的侧门跑得不见踪影了。
两位雇员也徐徐起身，随着他们下了楼梯，到前面铺子里工作去了。直到这时候，五位大人才注意到我还坐在饭桌旁边。
妈妈嚷了起来：“柯丽！你忘记了你已经是个大女孩了吗？今天开始你要上学了，快去，不然等一下你就要自己过马路了。”
“我不去！”
室内突然寂静了片刻，随即每个人都发言了：
“当我小的时候——”贞苏姨妈首先开口。
“吴勒家的孩子——”是碧姨的声音。
然而父亲低沉的声音盖过一切：“当然她不会自己去上学！娜莉今天太兴奋了，忘记等她。就这么办，柯丽跟我一起去！”
说着，他起身从木钉上取下我的帽子，一手拉着我走出餐厅。我的小手被紧紧地握在他的大手掌中。在我小小的记忆里，当父亲的大手紧握着我的小手时，我们不是去农场看随风旋转的风车，就是到运河旁欣赏在水中遨游的天鹅，但这次他却要带我去一个我不愿意去的地方！沿着屋内最后的五级楼梯，是一排扶手，我用另一只手紧紧地抓着它不放，但父亲那双灵巧的钟表匠的手放在我的手上，轻轻地松开我每根小手指。我边喊边挣扎，父亲却牢牢地抓住我，把我领出这个我一向熟悉的天地，带我到另一个更大、更陌生、也是更不易适应的世界里去……
每隔星期一，父亲就会坐火车到阿姆斯特丹的海军天文台去对时间，现在我上学了，因此只有在夏天时才与他同去。每当星期一来的时候，碧茜就会大力为我洗澡，为我扣好身上所有的扣子，等到她看看我像样了，我才能下到铺子里去。父亲则会忙着叮嘱那个学徒：“司徒太太今天早上会来拿她的表，那只钟你要送到卜罗门街的面包铺去。”
然后我们就会手牵手出门，我尽力跨大步伐，父亲则缩短他的步伐，好叫我们能并排而行。坐火车到阿姆斯特丹只要半小时，但这真是一段愉快的旅程。首先我们会看见古哈林市栉比林立的房子从窗外逝去，换来的则是一幢幢分别耸立的住屋，而每幢房子的周围都开始有一片小小的空地。接着房子与房子间空的地越来越宽，最后火车来到郊外。一望无际的荷兰农田与笔直的运河都飞快地由车窗外掠过，我们终于到达了阿姆斯特丹。这城要比哈林市大许多，街道的建筑和运河与哈林的比起来也有些不同，带给人陌生和迷茫的感觉。父亲通常会在对时以前两小时到阿姆斯特丹，以便拜访一些钟表和零件批发商，好洽谈生意。这些批发商人当中多半都是犹太人，也是我们最喜欢拜访的对象。通常父亲与他们总是只花极短的时间讨论生意上的事，然后父亲会从他的手提箱中取出一本小圣经。而那位留着比父亲还长的、还多胡子的批发商也会从抽屉中取出一卷经卷，再戴上一顶小小的犹太人祈祷用的小帽，两个人便开始热烈地辩论、比较彼此的信仰和教义。有时他们间的争论也会变为十分激烈，但两人都是乐此不疲。
过了许久，正当我开始觉得全被他们遗忘了的时候，这位犹太批发商就会抬起头来，好像是第一次发现我的存在似的，用手敲着自己的头说：
“呵！真该打！一个小客人来了，我竟没有招待她。”随即他就会到橱柜里左搜右索，很快地我的膝盖上便放着一碟全世界最可口的点心——蜜糖饼、枣子糕、蜜饯、栗子、糖和各式的生果。在我们贝雅古屋的餐桌上很少会有点心的，尤其像这种美味的糖果更是从来没见过。
正午之前五分钟我们会回到火车站，在月台的一角站着，从那儿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海军天文台的高塔。在那高塔的顶端，也就是港口所有船只都看得见的地方，有一高柱，柱上有两根能够移动的竿子。当正午钟敲响时，这两根长竿就会一并落了下来。父亲总是站在月台上那最有利的位置上，踮着脚尖全神贯注地对着时间，他会因为自己的袋表十分准确而得意不已。看啊！只快了四秒钟！再过一个小时我们哈林铺内的“天文台时钟”就会连一秒也不差了。
在回程的火车上，我们不再那么注意窗外的景致，这是我们父女谈心的时候——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谈话内容也随之改变。我们谈到碧茜虽然因病旷课数月，但到底与同班的同学一块儿中学毕业了。我们也谈及伟廉毕业后或许能申请到奖学金，叫他有机会上大学继续进修。我们又谈到碧茜不久就要开始在父亲的钟表店里接下簿记的工作，等等。
许多时候我都喜欢利用这段回程的时间问起那些令我困惑的问题，因为在家里的时候，我每次一发问，各位姨妈们就要抢着作答。记得有一次，当我还只有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我问父亲一首我那年冬天在学校里读到的诗，诗中有一行是描写一个年轻人，说到他脸上并没有“性犯罪的阴影”。在学校里我是个极害羞的女孩，从来不敢在教室里问老师什么。后来我把它拿回去问母亲，她听了之后脸上立刻红得发紫。这时正是二十世纪的初期，就连在家中也没人讨论性的问题。
因此这一行诗就一直盘旋在我脑中，我知道“性”就是“性别”，是指你是男孩或是女孩而言；“罪”则是个叫贞苏姨妈一听就要生气的东西，但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为之大惑不解。因此，那一次在火车车厢里，当我坐在父亲身旁的时候，我突然开口问了：“爸爸，什么是性的罪恶呢？”
他转身望着我，正像他往常准备回答我的问题时一样，但令我奇怪的，这次他并没有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把他的皮箱从我们头上的放物架上拿了下来，放在地板上说：
“柯丽，下车时你替爸爸拿这只箱子好吗？”
我站起来，尽力试着去抬它，但是没有办法，那里面装满了他早上买的钟表和零件。
我说：“爸爸，可是这个箱子太重了。”
父亲说：“不错，如果一个父亲要他的小女儿提这么重的一只箱子，那他真不是一个好父亲。柯丽，知识也是一样，有些知识对小孩来说，实在太重了，要等到你够大、够强壮的时候才能担当它。至于现在，你必须信任爸爸来替你承担它。”
我十分满意他的回答，其实不仅满意，而且内心深觉一种异样的平安。我知道不仅是这个问题，我所有的问题都有它们的答案的——但目前我甘心让父亲为我承担和保存我所有的问题。
贝雅古屋的晚上是少不了客人与音乐的。而当客人来时，个个都少不了会带着自己的箫与小提琴来，再加上我们家中每一份子不是会唱就是会弹奏一种乐器，这样一来，拼拼凑凑我们倒还组成了一个颇像样的乐队。每天晚上，大家围在贞苏姨妈房中的钢琴旁，吹吹唱唱、其乐无穷。
但如果城里有音乐会的话，我们家中的音乐会就很自然地取消了。我们买不起入场券，但在音乐厅的旁边有一个通到演奏台的侧门，室内的音乐就会从那扇门清楚地泻了出来。我们和几十位哈林市爱好音乐的人士就会站在那扇门外的小巷里细心聆听着每一章、每一节的乐曲。妈妈和碧茜身体不好，不能站好几小时，然而贝雅古屋总有那么几位不畏冰霜雨雪的听众。演奏开始之后音乐厅里不时会传来人们咳嗽和骚动的声音，倒是我们这些门外的听众屏息无声。
最叫人兴奋的是当圣柏和教堂开音乐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亲戚在那儿当管堂。在他私人所用的小小进口处有一张长木凳靠墙放着，我们就坐在那里。教堂古老的石墙冷澈我们的背脊，然而我们的耳朵与心灵却因能饱享那动人的音乐而深觉温暖。
教堂里那座金色的大风琴曾是莫扎特弹过的，由其上所弹奏出的乐曲真有如天上美乐。当时在我小小的心目中，天堂必然就像圣柏和教堂，而且很可能就是这么大。地狱必然是个热地方，那么天堂必然像这座寒气袭人的神圣建筑物。由于在这座教堂里面有一道道的轻烟从那些出钱定座的教友的暖脚炉中袅袅上升，因此我当时一味相信在天堂里面人人都会有一个暖脚炉。即使在夏天，那股逼人的寒气也从来不会离开那大理石砌成的地面。但当风琴师开始演奏时，我们就不再去注意这些，尤其当他弹奏巴赫的音乐时，我们更是很容易地就忘记了周遭的一切。
我还记得自己跟在妈妈和娜莉的后面，走上那漆黑笔直的楼梯，蜘蛛网不断地粘住我们的头发，老鼠在我们前头仓惶失措地奔逃。这座建筑物离贝雅古屋只有几百尺，可能比我们的住屋还新一百年，但是他们没有安娜姨妈整天忙着擦地、打蜡，因此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是来看妈妈经常照顾的许多贫穷家庭中的一个。我们几个孩子从来没想过我们自己也很穷。在我的心目中，“穷人”是那些常常要我们带食物篮给他们的那些人。妈妈的火炉上，成天都不断地煮着富有营养的汤、粥，好送给那些被人遗忘了的老人和脸色发黄的年轻母亲。那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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