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醒过来，觉得眼睛刺痛得好厉害，房子好像在打转，额头发烧，全身僵硬。就这样九死一生的躺了十七天，不能吃也不能动。以后的八个月，喉头只能出一点咕噜声，一年半之久，眼睛都睁不开。我病得这么厉害，李曼小姐只好放下她白天的注音工作，整天来服侍我。仅剩下累极了的三更半夜做她的校对工作。
六个不同国籍的医生，请来看我的病，都异口同声地宣布无望。一位最著名的中医也请了来看我（我们还要付他一大笔钱，如果他在出诊中被人绑架的话），他握住我的手说：“你好像一盏灯，油干灯尽了，最多只能活三天。”我的家人为此替我做了殓服，买了棺材。可是，神的大能藉着李曼小姐的祷告，信心及勇气，带我经过了死荫的幽谷。在以后的年日中，又经过了许多类似的幽谷。
一九三七年，正当李曼小姐的注音工作做得颇有起色时，日本侵略中国了。但是她并没有停工。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她也不肯跟其他宣教士一道调遣返国，为的是想完成她的注音圣经工作。因而，她被关在日本集中营里两年，跟别的残废病弱的外国人关在一起。我呢，在那整整两年之中，也一直被困在病床上，患着不治之症，骨髓里藏着许多疟原虫。那年的圣诞前夕，我还活着，真是使大家惊奇不已。有一位医生公开对他的家人说：“我留意蔡小姐的病状很久了，从她的病我知道—— 一定有位真神。现在我们母子俩决定相信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神也奇妙地救了我家看门的。他在我家卅五年，我父亲做官时，他总管我家门口，花园、庭院等的安全职责。当他听见我的病没有希望时，跑去见牧师说：“我也要去蔡小姐去的地方。”于是牧师指教他怎么信主，领他得救。他接着受了洗，几个月后就被主接去。有一次，当我濒临死亡边缘的时候，我看见天堂的异像，也听见美妙的歌声。我想：我的时候到了，多么隆重的欢迎！
可是我似乎听见有声音说：“不，不是正式的欢迎，只是预演而已！”我的病症，经过十六年漫长的痛苦的日子，才得到正确的诊断，那时已经太迟了，来不及治疗了。疟疾连带许多附属的症状，使我永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行动自如的服事主了。人的耳朵里面有三个半规管，是保持人体平衡的，我耳朵里面所有半规管都分开了，所以我的平衡系统也完全破坏了。我走起路来就像个螃蟹，前摇后摆地，没人扶住就要摔倒下去。我的眼睛受不住光，在窗帘低垂、灯光密罩的暗室里，还要戴上深黑的眼镜。
到美国来以后，有一天一位耳鼻喉专家到我房里来，高声说：“蔡小姐，我知道你是个难民，而我是个专家，你是请不起我的。不过为了好奇心的缘故，我愿意好好检查你一次，要查出你不能走路的原因来。”
他把房间弄黑了，将我仔细检查一番，等他终于停下来的时候，我真是得了解救似的，感谢主。然后他指着天说：“蔡小姐，只有那位天上的医生可以使你再行走。当然你知道，每个耳朵有三个半规管，保持身体平衡，你两耳的半规管都分开了，因此你今生永远不能走路了。”他并不知道致使耳朵半规管分开的原因。我要求他替我动手术。可是他只微笑地说：“我说过了，只有天上的医生能使你再走路。”这是一九五0年以后的事。
第七章 古老的时钟
我们逃难到上海后，一个酷热的八月天，想找出几件夏天的衣服来给李曼小姐换洗。“怎么回事？什么都没有，只有注音字母的圣经稿件”我大叫起来。真是这样，翻遍了她的箱子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李曼小姐就是这样的人，总是把神的工作放在自己的舒适之前。收拾行礼的时候，她曾经叫佣人不要收拾她的日用衣物，先把圣经稿件收拾好以保安全。后来我们只好向苗妈借些衣服给她穿。
事实上，我们仓促离开的时候，根本没收拾行李，全是苗妈经手。不知为什么，苗妈把一个时钟放在行李中。那钟还是许多年前，李曼小姐的父亲在南京买的。钟很漂亮，也走得很准，一直都挂在李家。也许是佣人特别喜爱它，就把它偷塞在行李里。可是，经过这一场的旅途颠簸，钟居然不走了。不过，放在那儿也好，至少在李曼小姐入集中营，我住阁楼的那段日子，这座旧时钟使我想起，我们还有一件共同拥有的东西。一天，有个朋友来请我为一位中国教员祷告。说他一家五口，穷得连饭都吃不饱。朋友说：“他修理钟表，补贴家用。”接着朋友又问我，有什么办法通知更多的人，让他多有些钟表修理。我告诉朋友，如果这个人愿意到我家来，我就把我们那个旧钟给他修理。朋友说这个修钟的人不能来拿钟。可是我坚持说假如他要工作，一定得来看我。同时我也跟一些朋友提起这件事，也收集了相当多的钟表等他来取，我甚至答应替他出人力车费。
他终于来了，脸拉得长长的。请他坐下后，我就对他讲基督的救恩，他一句话也不答。他只要工作，对听耶稣毫无兴趣。我把朋友们的钟留下了一部分，没有全部给他，好让他下次还有机会来，李曼家的那个钟倒是先让他带回去了。
暑天的一个清晨，一位宣教士艾太太来看我，告诉我她正在等船回美国。我们正谈话的时候，我听见纱门外有极伤心的哀哭声。叫人出去看是什么事，不久一位很漂亮的女士，正像梨花带雨那样可爱，羞怯怯走了进来。
“蔡小姐，我是那个修钟的人的妻子。”她说：“他害肺病，病得快死了。血一口一口的吐不止了。我们全家五口，只有一张破床，挤在一间小房间里，一个钱都没有。”
艾太太听见，马上给了她相当于十二元美金的钞票，而且答应她，“我会告诉我丈夫，叫他去看你的先生。”
艾先生真的去拜访这个修钟的人，但是他一提到耶稣的名字，病人就转过身去，脸对墙睡。艾先生把救恩的道理解释得很清楚给他听，他却一点都不注意的样子。这位宣教士还是天天到那间充满肺痨菌，热得像烘炉的小房间去，将主耶稣奇妙的救恩讲给那垂死的病人听。我差人把这件事告诉石美医生。石医生是我的好朋友，她即刻叫她同工送钱去给这个不相识的病人。许多别的基督徒也为他祷告，愿意帮助他。
忠心的艾先生还是每天都去坐在他床边，讲耶稣给他听。突然有一天，这个病人翻过身来问：“你所说的那个美丽天堂，我可以进去吗？”“当然可以”，艾先生回答：“圣经里面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凡相信的都可以得救。”
“我天天用背对着你，不理你。”病人说：“可是你总是不放过我。主耶稣终于怜悯我，开了我的心眼，现在我愿意接受祂。我不要穿门上挂的那件兰色殓服，我要穿白衣上天堂，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洗清了我的罪。”
赞美主！虽然那时李曼查理已经在天上，他的时钟仍旧说话，领人归主。
第八章 神是全能的
李曼小姐关进集中营的第二天，就听说有三个老人死在里面——姓名未详。类似的谣言满天飞，而我搬进了一间小阁楼，靠别人来照顾我缠绵病榻的生活，期待着李曼小姐的归来。集中营的囚犯，大半靠外面送进去的食物养活。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进去，除了两罐她本来就不大爱吃的果酱。叫我怎么办呢？如果她看见别的囚犯收到包裹，而她自己什么也收不到，她会怎样想呢？一位瑞典的宣教士教我：“你只能把包裹交给像我这样中立国籍的人，由我交给红十字会，再转寄给囚犯。”
那时，国币贬值得很厉害，一个洋铁罐也要卖六百块钱。但同时，内地会总部被逼关门，有许多东西拍卖。一个朋友替我买了十二打新的瓶子，一夸脱（1。14升）装的，还有一个德国造的食物搅碎机，这些东西大有用处。我把能卖的东西都卖掉，神也奇妙地供应，而我每个月最大的快乐就是能够装好一个包裹，寄给李曼小姐。
朋友替我买到一些大而肥的北京枣子，我把枣子蒸软了，等凉了，才紧紧的塞进瓶中。后来我又买到花生，炒熟剥壳以后，请朋友帮我用搅碎机搅成花生酱。李曼小姐不大喜欢吃甜食，所以我在花生酱里面加一点盐。我预备的食物都是可以就这样吃，无需蒸过，也无需煮过，也无需掺热水拌着吃。
包裹重量限定五十磅（合45市斤）。许多朋友都不懂，李曼小姐食量不大，为什么我每个月要送这么多食物进去呢？可是我知道她的性情，她喜欢帮助那些收不到包裹的同囚。战争结束后，许多被释的囚犯写信来告诉我，他们多么感激我寄给李曼小姐的普通饮食，全靠我送进去的东西维持。李曼小姐总是将最好的食物分给有病的人吃。
囚犯每天都被令在地上检又脏又发霉的米粒。然后把山芋皮、红萝卜皮跟米粒煮成一大锅。囚犯们排队拿小铁罐来领食。每天早晨点名的时候，犯人要垂手站直立正。如果有谁动一下，就要挨打。说来真残忍，因许多老而又病的人怎么能立正呢，尤其是李曼小姐，她那时已经六十三岁了，脊骨有毛病，身子根本是扭曲的。但是她勉强自已，同时祷告，求主帮助她点名的时候，可以站着不动。事后我听说，除了李曼小姐以外，每一个犯人都挨过打。
两个艰苦的年头终于过去了，一个寂静的下午，一位牧师太太对我说：“我听见了李曼小姐的声音！”“你说什么？”我大声叫起来。“日本投降了，犯人都自由了！她打电话来要我通知你，她自由了。”这个突然而来的消息，把我震惊得几乎不省人事。我曾经天天等待她的消息。等了那么久现在真的消息才来到，我的身体却受不了这么大的惊喜。许久我才渐渐恢复过来。那些从前送她进营的中国友人，现在都可以去探访她了。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地，有好心的朋友来告诉我，李曼小姐自由了。他们又尽量把一切关于李曼小姐的消息报告给我听，弄得我精疲力尽。可是，虽然我每天都累得要命，我还是热切地渴望她随时会回来。
但是一天天过去，她还是没有回来。怎么啦，我等了又等，朋友来来去去，我都求他们告诉我，为什么她还不回来，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有犯人在营地里吗？”我焦急地问。“只有一两个留在那儿，其余的都走了。”“那么，为什么她不回来呢？”大家都说不出理由来。像这样焦急了一个多月，我简直急坏了。她的小房间收拾好了这么久，等着她回来。有一天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一个朋友送了一大篮美丽的鲜花来，说：“蔡小姐，恭喜你，李曼小姐就要回来啦！”
这样的空希望，更加摧残了我衰弱的身体，我连日来的疲劳由此转变成重病。天快亮的时候，我开始发冷，全身抖了一个钟头。那时陪伴我的人，是一个曾经在我床边悔改的尼姑，她听见了，冲进房来，双手紧抱着我说：“别怕！蔡小姐，主与你同在！”我还是一直发抖，然后就昏过去了。
一位朋友看见我情势危急，赶快跑到营地里去通知李曼小姐。营地在上海郊外，离市区很远。刚巧另一位朋友要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