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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今天我们进行的国有资产改革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求：效率和公正。为了效率，我们要把中小型国企出售给私人，然后把出售所得放进国库作全民的福利基金，这实际上是从一种形式的“公有”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效率更高的“公有”；虽然进行转制，但宗旨没变：为了更好地满足全体中国百姓的利益。为了公正，我们在出售时必须采取“公开、公平、公正”的拍卖竞投的方式。
我们不能因为要效率，所以就通过什么方式出售都可以；张维迎就是这样劝大家：关键是要创造财富，至于如何转制、如何分配，那是次要的，不必太在意；我们不能听他的劝。我们也不能因为要公正，就采取“分掉”的方式，更不能借口说“公正”的方式现在因为种种限制实行不了，所以干脆不进行转制了。现在我们完全能够进行拍卖竞价，完全能够按照“三公原则”出售中小型国企。朗咸平就是这样劝大家：关键是要公正，如果转制中出现很多不公正现象，我们就应停止转制。我们不能听他的劝。
因此，对于中小型国企转制方面的每一个举措，我们都必须同时从两个方面去判断它是否正确。其一，它有没有积极推行转制。如果它保守、拖延，即使不像有的学者说的会使国有资产烂掉，也很可能会使国有资产在损耗、在减值；那就是对国有资产不负责任，就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今年转制，能收回1000万；明年转制如果只能收回900万，那不是流失了100万吗？其二，它有没有“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转制，有没有采用拍卖竞投的方式？（当然不排除有其他的符合“三公原则”的公正的转制方法）如果它没有做到这一点，也是对国有资产不负责任，也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假如通过拍卖竞投能收回1000万，结果用MBO只收回900万，那不是流失了100万吗？这两个标准必须同时使用，只要有一个标准没达到，这一举措就是不正确的。
当朗咸平和张维迎进行争论时，虽然交锋激烈，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效率和公正只能要一个。朗咸平说因为国企改制中存在种种不公正，所以干脆国企改制叫停；然后他闭上眼睛进一步说：国企效率比民企好。张维迎说只有改制才有效率，“离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纠缠于分配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不仅是他俩，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效率公正不可同时兼得的观点；就像一位男子同时遇上西施和貂蝉，因为婚姻法一夫一妻的规定只能痛苦地娶走其中一位。在对社会价值目标的追求上，决没有这种限制，只要大家都有足够的社会理性，我们完全可以、完全能够同时实现效率和公正。
张维迎说，要善待民营企业家这些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我很同意他这句话，我想进一步说，我们应该善待每一个人。确实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做出了一些和贪官串通、低价购买国有资产的行为，这是必须予以谴责和惩处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忘了他们对社会作出经济贡献的一面，在我看来，企业家是目前中国最需要又最紧缺的人才。同样道理，那些贪官也必须而且理当受到谴责惩处，可是他们也为社会在公共管理上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在一些学者在探讨企业家和官员的“原罪”问题，我更愿意同意孟子的“性善论”。每个人都是有“善根”的，可是没有社会性监督制约，每个人都会办坏事、说坏话；而有了社会性监督制约，每个人都会办好事、说好话。一些人之所以办了一些坏事、说了一些坏话，只是因为以前没有遇到社会性监督制约，没有在办坏事说坏话的萌芽状态就受到抑止。因此，这次朗咸平引发的大讨论实际上是在对企业家、官员、学者进行社会性监督制约，用广泛的人民意志督促、鼓励每一个企业家、官员、学者办好事、说好话，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用来为百姓作贡献；只要这样，老百姓决不会亏待他们。说到底，我们都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如果每个人都能按公理说话办事，大家团结合作、互助友爱、好好工作、天天向上，不是最好？
博览群书的政治家——胡耀邦
■ 李 普
《博览群书》杂志创刊二十周年，编辑部向我约稿，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为这家杂志题写刊名的耀邦。
耀邦是我十分敬重的人，虽然我同他毫无个人接触。到过他家里一次，那时他住在富强胡同。我是同新华社几个人一起去的，想必是为了谈工作。何以谈工作而跑到他家里去，大概那是1978年他出任中宣部长以前，他还不直接领导新华社；而我们知道他很高明，为人又随和，想去听听他的高见吧。这件事不是我联系的，现在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刚坐下，他的秘书来说华主席请他去一趟，我们只好告辞。后来他当了中宣部长，我去中宣部开过几次会，也从来没有单独交谈过。
但是我仰慕他的大名却已经很久很久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中宣部工作，耀邦是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国青年》杂志的一位编辑常来向我组稿，常常说起他们的耀邦怎样勤奋，怎样喜欢读书，读了多少多少书，等等。直到他去世前的十年及其以后至今的十五年，我渐渐知道了他更多的事，自己的阅历和领悟也渐渐加深了，对他就越来越敬仰。
耀邦的一生多姿多彩，这个大伟人和有关他的事以及他所处的时代，都很值得我们思考。
不记得我国哪一位皇帝，好像是宋太祖，说过这样一句话：治理天下还得靠读书人。毛泽东似乎是认可了这一点的。他在那首著名的《沁园春》中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不过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又十分鄙视和丑化知识和知识分子。建国以后，以“大老粗”为荣的风气却在很大的范围内继续存在，甚至成了时尚，后来更发展到“读书越多越反动”。凡知识分子都必须改造，都必到农村须向农民学习。学者王学泰在他论《水浒》与江湖的书中评说了这种风气，他说：“表面上看它在推崇反权威、反传统和崇尚勇武、奋斗的价值观，实际上其本质是蔑视规范，提倡粗鄙的游民文化”。我认为这话十分精彩。到了“文化大革命”，那粗鄙的游民文化越发神气起来。
胡耀邦是老红军中的红小鬼，走过雪山草地到达延安的时候刚刚二十岁，立即进入了青年团的领导层，成了大干部。老红军大多数是中青年，长征结束时毛泽东四十二岁、周恩来三十七岁，后来大名鼎鼎的王胡子王震将军仅仅比耀邦大七岁，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也还是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可是这班中青年特别是青年中，勤奋读书的，耀邦是唯一的一个。
在那个反智和炫耀粗鄙的时代，《列宁全集》出版了。耀邦对来访的朋友说：“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读到列宁全集第几卷了。”有人回忆说，耀邦在中央工作期间，在一次会上要求那些高级干部读点书，马列主义、中外历史、政治经济学、文学等都要读一点。还要求大家熟悉全局，多想想全局的问题。耀邦自己果然读了，而且用得上。1984年李锐在中组部，讨论到广西“文革”中的遗留问题，耀邦主张宽一点好，他说：“柳宗元《驳复仇议》中有句：‘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我们要向古人学习。”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大家都要报杀父之仇，出了乱子谁来解决呢。李锐觉得这两句话不大适合广西的情况。不过我想，他把这个镜头记了下来，大概也是认为传闻不假，耀邦确实是读了书的，而且博闻强记。
平反冤假错案困难重重，是一场严重的短兵相接的搏斗，戴煌写了这件事。耀邦鼓励大家要像苏东坡说的那样：“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后来又说：“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他确实博览群书，用得上。
最叫我佩服的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他就提出了掌握和推动全局的战略性建议。我写过一篇三百多字的短文，其中说：在天下纷纷扰扰之际，一个人以在野之身，却能高瞻远瞩，提出把握全局的方针，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有三位。一是东汉末年向三顾茅庐求贤问计的刘备提出史称“隆中对”的诸葛亮，一是明太祖朱元璋称王之前向朱元璋献策的儒士朱升，另一位就是当代的胡耀邦。
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刚刚揪出来之后，叶剑英元帅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那时耀邦被“四人帮”打倒以后闲居在家。耀邦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了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知情人说，当时口头说的大意如此，后来形成文字，更明畅了。试问：如果没有这三条，我们能有今天的经济繁荣吗？
所谓“批邓”，是指当时的主政者还在遵照毛泽东生前的旨意，继续在全国开展对邓小平的大批判。要“停止批邓”，就不能不违反毛泽东的旨意。可是，这时的主政者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们的思想僵化了，已经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不久，胡耀邦复出，可以做事了。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前，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当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他策划和组织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二是他刚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平反冤假错案。这两件事都非常了不起，都同他那被戏称为“新时代隆中对”的三条建议密切相关。特别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思想的牢笼”，这是从根上的改革开放。它的伟大意义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改革开放本身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切成就都应当归功于它，我们这个党和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将来，都决定于我们是否坚持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二标准，这是一般科学的原理而并非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应当更加坚持这个原理。实实在在按它思考和做事。
为什么恰恰是耀邦而不是别人，能及时把握这个全局，作出这个新的“隆中对”，非常准确地提出这三条建议？我想乃是在他的诸多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