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措施。在他统治的二十五年里，大清朝渐渐被腐败和低效掏空了身子，只等后来东南沿海的一声炮响便轰然倒下。
问题就出在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上。
五
满族特有的思维方式、认知习惯和精神气质曾通过语言这个渠道，不间断地在帝室中传承。一直到乾隆以前，龙椅上坐着的都是勇于开拓、喜欢挑战的人。皇太极以一隅之地，不自量力逐鹿天下；康熙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主动挑起与三藩的生死决斗；雍正皇帝放着太平皇帝不当，进行艰巨的政治改革，发誓要“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濯”。甚至在汉化进入最剧烈时期之时，乾隆皇帝身上的这种进取之气也毫不弱于他的祖先。乾隆二十年在天下承平之际，他冒着几乎是全体朝臣的反对，毅然决定出兵西域，以举国之力，经过五年苦战，消灭准噶尔部，为中国新增了一个新疆省。“中国的武功，从成吉思汗以来，还没有谁能如此一举荡平两万余里，深入中亚腹地，军威远被不毛。”
可是到了嘉庆帝时，这种进取精神已经荡然无存。母语的转变使嘉庆之后诸帝与祖先们之间划出了一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满族的民族精神的传承因为思维方式的变化，出现了无可挽回的断裂。汉文化封闭、完足、先验的世界观通过多年一板一眼的正规教育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以后那些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年轻皇子。
世界在以汉语为母语的皇帝眼里不再是一个未知，而是已知。不再是变化的，而是固定的。他们以“法先王”、“遵古训”为最佳执政方针。他们认为，伟大的祖先们已经做到了尽善尽美，给一切都留下了解释，为一切制定了定式。到他们这个时代，做皇帝是件很简单的事，那就是按照祖先定下的规矩，一丝不苟地去执行罢了。
嘉庆十六年，皇帝作了一篇《守成论》，系统总结了他的为政思想。他开宗明义即说：“列祖列宗所制定的成规，后世子孙必须固守而不易。盖因创业之君，殚心竭虑，陈纪立纲，法良意美，已经尽善尽美。后世子孙应当谨守先人法则，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每件事都遵循祖宗成例，守之不变，则天朝基业必可传于万世而不坠也。”
接下来，他谈到自己读中国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历观汉唐宋明诸朝的历史，每见王朝中期，皇帝们不思开创艰难，自作聪明，妄更成法。皇帝一旦存心要改革，即有贪功之小人上前怂恿，纷纭更易，多设科条，必至旧章全失，新法无成，家国板荡，可不戒哉？”
因此，他强调：“不守祖宗成宪，先不以祖宗为是，其心尚可问乎？若存此念，天必降殃。”
嘉庆二十五年的统治，确乎也一丝不苟地遵循着“守成”的原则。本来，嘉庆皇帝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与前代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同。首先，由于人口增长到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巨大数目，原有的社会结构已经无法承受异常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传统的解决民生问题的方式已经失效，必须对经济制度和人口政策进行重大改革，国家才有出路。另一方面，乾隆以前传下来的规章制度大部分已经失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日益普遍，极大地削弱了国家机器的统治能力，因而迫切需要深入的政治运行机制改革，调整利益关系，加强政策传达力，以修复国家的统治能力。
然而嘉庆皇帝那双用经史教育训练出来的眼睛却看不到形势的巨变。在他的视野里，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质的变化。一切大纲大法都将永远有效，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古老药方上通过加减药量来得到解决。因此，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他都拒不改变祖先留下的成规。漕运之争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
漕运就是把中国南部的粮食通过运河运到北京用以供北方消费。到了嘉庆时代，这一制度已经高度腐败，在长长的运河线上，地方官员们设立了无数检查站。漕米每一次通过检查站都要交付的陋规，漕运费用越来越高，终于达到了朝廷所不能承受的地步。另外，由于连续不断的黄河水患，漕运的船只经常被截在运河不能北上，以致北方物价高涨，社会动荡。因此，越来越多的官员建议通过海运的方式来解决粮食运输问题。因为海运已被证明安全可行，并且由于没法设立检查站，可以大大减轻腐败。
皇帝对大臣们的建议一时有点挠头。他挑不出这个建议的不妥之处，不过他心里打消不了对陌生海洋的疑虑。最终，他还是以“不应该改变祖宗的成法”为理由，发布了措辞强硬的上谕，否决了这一无论从哪方面看都非常合理的建议。为了补偿他的否决，皇帝不惜拨出巨额财政资金，用来补贴粮价，同时维修黄河河道。整个嘉庆朝，朝廷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以相当海运成本数倍的金钱，艰难地维持着祖宗定下的河运制度。
这个守成皇帝，每日晨起，洗漱完毕，必先恭读先朝《实录》一卷，正襟端坐，全神贯注。一旦读到自己的行政措施有什么与祖先不一样的地方，就毫不犹豫地立刻改正。嘉庆二十年，有人告发礼亲王在府内拷打民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皇帝大怒，命革去王爵，圈禁三年。命令发布一年后，他早起读康熙《实录》，内有一郡王打死平民被革去王爵并免其监禁的记录。皇帝发现他的处罚比康熙为重，当天即决定“敬承家法”，将礼亲王释放。皇帝的守成，严谨如此。
“守成”思想使皇帝失去了面对现实的能力。他拒不根据物价上涨水平提高官员的工资，以致贪污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以反对言利和防止聚众滋事为由，严禁各地开矿，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从表面上看，皇帝正一板一眼地步前辈的后尘，而实际上，却恰恰与祖先的施政精神背道而驰。
六
吊诡之处在于，虽然已经遗落了民族精神，嘉庆皇帝强调“国语骑射”的声调之高却一点也不亚于祖先。皇帝曾传谕全体官员：“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只不过，这个完全汉化了的皇帝已不能理解祖先们强调“国语骑射”的深远用意，他仅仅把这一要求当成了一个僵硬的教条。
虽然整个满族已经放弃了实用满语，嘉庆依然遵循祖制，坚持要求满族大臣们奏事之时，用汉语和满语各写一份奏折。虽然他也知道满语的那一份通常都是对汉语的生硬、错误百出的翻译，因此也从来不读，但是这个规矩还是一直严格地坚持着。
骑射传统也认真地坚持着。从康熙开始，清帝形成了每年夏秋之际到木兰围场举行秋狩的传统，一为习武健身，二为训练八旗精兵。对于这条沿袭已久的祖制家法，嘉庆帝当然要亦步亦趋，他说：“顺时行围，典不可废。”虽然对打猎没有什么兴趣，嘉庆帝却还是严格遵循先祖留下的成式，每年都进围场。不过在祖先们是享受的行猎，在他却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这个守成皇帝打猎的路线及时间经严格规定，每年都绝不变化，也从不会因某处景致诱人而多停留一会儿。
失掉了民族精神的内核之后，无论是苦学“国语”还是勤习“骑射”，都不能给他的躯体里贯注祖先们的生机勃勃和野性。在满族皇帝中，嘉庆皇帝第一个出现了精神颓唐、意志衰退的现象。祖先们的政治文告中充满了自信、果断、坚强，而在嘉庆二十余年的执政生涯中，大臣们却经常听到他的叹息，甚至还有哭声。
嘉庆一朝，不但社会问题积重难返，而且政治纪律极度松懈，出现了许多离奇事件。嘉庆十八年，数百名乌合之众的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居然手持木棍大刀顺利杀进皇宫大内，“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这一打击让这个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了十八年的模范皇帝备感震惊、委屈和困惑。皇帝写了“罪己诏”，回想自己十八年的辛苦，不禁“随笔泪洒”，痛哭失声：“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舌弊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随笔泪洒通谕知之。”
这样软弱无力的指责在皇帝的诏书中不止一次出现。在诸臣的奏折上，皇帝的批评经常如同怨妇一样，委委屈屈、啰啰嗦嗦。然而，皇帝很少有气魄振作起来，对哪些问题痛下杀手，彻底整顿。终嘉庆一朝，许多政治举措都是有始无终，不了了之。因此，嘉庆朝的政治怪相也就继续层出不穷。到了嘉庆二十四年，发生了震惊一时的兵部失印案。堂堂大清兵部，官印竟然在匣内不翼而飞，负责官员发现了之后也不上报，而是将几个铜钱装在印匣内蒙混，直到半年后才被发现。
政风甚至衰颓到让皇帝想“守成”都守不成的地步。比如延续了一百多年的秋狩的制度，最终就是在嘉庆朝终止。原来，由于围场管理的官员不断盗卖围场中的木材，再加上由于缉查松弛，偷偷进入围场私伐林木捕猎野兽、割取鹿茸的老百姓越来越多，致使林木日益稀少，牲兽锐减。嘉庆第一次打猎时，数千人忙了一整天，只打到两只狍子。到了嘉庆后期，曾经野兽成群的偌大围场已经野物无踪。皇帝打了一整天经常是白忙活。没有办法，这个祖宗成例只好寿终正寝了。
皇帝二十几年如一日，效仿祖先，每天四点就起床，从来不敢歇息一日，可是天下却在他手里变得如此千疮百孔，他这个皇帝当得如此丢人，也难怪他心灰意冷，意倦神疲。
二十几年帝王生涯，对这个懦弱的人来说，简直如同受了二十几年的罪。在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轻松。
七
乾隆五十六年，皇帝带领诸子孙在威逊格尔行围。十岁的小孙子绵宁在老皇帝面前引弓搭箭，居然一举中鹿。老皇帝喜不自胜，赋诗一首，中有“所喜争先早二龄”一句，意思是他本人十二岁初次随康熙行围，射中了一只熊。而小孙子初次中鹿的年龄比他还小两岁，看来大清朝一代更比一代强，诚可谓后继有人啊！
老皇帝的鼓励大大激发了小皇孙学习武功的积极性，嘉庆帝的这个长子看来确实继承了爱新觉罗氏的武风。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徒攻入宫中时，绵宁正在上书房读书，闻变携鸟枪出视，立于养心殿阶下，连发两枪，击中两名已经爬上房顶的教徒，致使教徒们军心大乱，终于失败。嘉庆帝在回京途中得此报告，欣慰不已，立命封绵宁为智亲王，增俸一万二千两，连他所用的那支枪也赐名曰“威烈”。从那个时候，天下万民就已经知道谁是下一代储君了。
这个后来的道光帝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相当专业的武术家，他创制过一套新刀法，名曰“二百连环刀”。对于火器，他也十分精通，曾经在奏折上与臣下讨论鸟枪的用法：“鸟枪非炮可比，不必论以轻重。朕自幼练习，深其此法。五斤至七八斤均可，全看人技艺如何。……打枪之法，全在随机智巧，非靠膂力也。”词句之间可见他的内行。
可是历史就是这样喜欢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