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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梁锦松的资历，1973年他从香港大学毕业，获得了“社会科学”的学士学位，1982年进修美国哈佛商学院，1999年又在同一个全球精英的摇篮完成了高级管理学业；1994年获“香港杰出管理奖”，1999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金紫荆勋章；2001年５月１日出任香港财政司司长以前，曾在香港多间大规模的国际银行担任过高层管理职位，那时候香港人都知道，梁锦松同意“屈就”香港政府财政司司长一职，人家可是放弃了美资“大通银行亚太区主席”的高位，那个职位年薪怎么也得2000万！
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使不做美国“大通银行”的高级职员，纡尊降贵在香港做了一任“财爷”，一年怎么也能挣到港币数百万，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偷步买车”，引来“逃税之嫌”，戴上“以权谋私”的帽子呢？
2002年梁锦松和伏明霞结婚后，2月26日在香港产下一名千金，香港媒体对此曾经热烈追捧，细致报道。第二天新闻喜洋洋地就介绍：刚刚当上了爸爸的财爷昨晚一脸喜悦，向外界透露母女平安。当被记者追问他们夫妇是否真的是“奉女成婚”时，梁锦松一直报以“哈哈哈”的笑声，并没有“予以否认”。。。。。。
“奉女成婚”，那不就是“未婚先孕”？
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这种事不要说一届高官，就是一个普通人，面子上也应该多少有些不好看，但是香港社会对司长大人的这种生活“不检点”根本不见有任何的微词，但是“偷步避税”人们就容忍不了，逼得董建华不得不启动“高官问责制”，逼得梁锦松只好赶紧向市民“赔罪”、“捐款”，甚至“下台”。
一位政府官员“以权谋私”，不管行为是轻是重，都应该受到舆论和法律的监督、制裁，这一点我非常赞成。但是“奉女成婚”，“未婚先孕”，梁锦松的脸上没有“灰溜溜”，只有“哈哈哈”的笑声，这是为什么？如果追寻原因，我私下揣度，也许前者伤害了香港市民的实际利益，使他们受到了欺骗和愚弄，全社会当然要群起诛之、伐之；然而后者呢？因为没有伤害，也没有妨碍到任何人，所以大家就不必深究，甚至认为中国的传统习俗、陈旧礼教，那本身早已是一种迂腐，市民为什么不陪着“财爷”欢天喜地，乐见其成？
这就是香港，一件事一个标准，方方面面都把压得人很紧，还不把官员和老百姓都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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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历来认为中国的内地在北方，因此内地人生活在香港，常常被戏称为“北佬儿”。我这个“北佬儿”在香港生活了近三年，如果把三年的时间算作一个周期，香港在我的眼前就相继闪现过三个迎面扑来的不同词汇：新奇、钦羡、无语。这三个词怎么解？
初入香港，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觉得新鲜，懵懂之中“新奇”拥抱了我很长时间；
以后生活进入到平常，我发现香港很多地方都值得赞美，比如法制、规矩，安全、自由，由不得“钦羡”不总是挂在嘴边；
然而日子和眼睛再往后挨，我“无语”了，一个又一个已经诞生，自己还觉得挺得意的结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颠覆，前瞻后望、左顾右盼，“结论”好像散了，经不住一阵小风
晚来香港一百年，在这里生活了不到一千天，有一日我突然给自己松了一圈儿绑，内心对自己说：“哎，其实香港也不过就是那个样子！”哪个样子啊？开始我对这里的一切是多么的热情高涨？现在，你说我没热情了？也不是，从观察香港的第一天开始，我从来就没指望过自己日后会成为一位什么香港问题的专家，零零星星地做个看客，茶余饭后地能和家人朋友摆摆“龙门阵”，以后向我的儿孙讲起“香港的故事”至少还有点资本，仅此而已。然而，单纯的“看客”好做，一旦你在这个社会“泡”的时间长了，有时候一不小心还成了“当事人”，感觉就会错位，这种“错位”给你带来烦恼，有时当然也会加深你对这个社会的某种好感，只是此时你再也不能轻易地评论香港，很多事情也不能简单地自圆其说
咱还能让人给“八卦”了去？
2006年9月20日的一大早，我慌头慌脑，头没梳、脸没洗，睡衣睡裤都没有来得及换，一爬起来就赶快下楼，冲进办公室翻看当天的报纸（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办公、住宿为同一座大厦）。
为什么我如此慌张？
因为头一天晚上替人帮了个忙，与内地的其他几位媒体记者，当然都是女记者，合演了一场“美女救英雄”的室内剧，当时玩儿得高兴、玩儿得满腔侠义，但是事后却被人提醒：“想转移注意力啊？”当心，可别“引火烧身”，让香港的“狗仔队”给“八卦”了去！于是一夜都睡得不实：“江湖险恶”，咱这辈子已经顺顺当当地好不容易活下来了好几张儿，不惹是生非、不乱出风头，也不是什么名人大佬，从来都没想过“八卦”还会与我有关。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2006年秋天的某一日，香港发行量最大的《苹果日报》刊出了大半版带照片的“头条新闻”，曝光了一位我很崇敬的香港老人，家里出现了一段公子“绯闻”：“名门镜破，触动人心，X家大宅昨天整日都被传媒包围……”
香港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历来都有双行的高度，但是这里的“八卦”也像欧、美、日一样的风行，人们不管一则“绯闻”是真是假，只要报上、网上、电视、广播中在炒作，很多人都会追着去买、追着去看。
“绯闻”惊曝的第二天下午，当事人急匆匆从内地赶回了香港，在律师的陪同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交代了事件真相（注意是“交代”媒体言）。我很奇怪这位“当事人”即使不计父亲的影响，他自己这些年在香港也已经成长为了一位著名的青年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然而在记者会上，他一派被动与无奈，记者问什么，他好像就必须得回答什么，记者的问题又十分具体，直戳人的难堪，很多话都是只有在知己甚至夫妻之间才能说得出口，但是当事人一点“主动”都没有，既不说“无可奉告”，更没有“拂袖而去”的潇洒，好像报上传说关于他的“故事”都是真的（请原谅：此处我不想说明“绯闻”的具体内容以及当事人的姓名，因为那样，我觉得自己也已经踏入了“八卦”的泥潭）。
我们的“美女救英雄”就是上演在这么一种事态的背景下那天晚上，当事人刚刚在下午开完了记者会，澄清了他的“冤屈”，几个小时以后，香港有个重要的酒会，我偏巧要去采访，路上就和其他几位同行的女记者在猜测：“今天晚上香港传媒一定会来得特别多，不知道X先生还会不会出席？”结果到了现场，我发现内心坦荡的“当事人”还是出席了，特首曾荫权也拔冗莅临，台下的记者更是多得超过了想像，很多人肩头除了报道酒会，另外还都兼着一项“特别的”采访任务。
我们“美女救英雄”的具体手段就是等仪式一完，首先拉过“当事人”进行采访，然后轮番邀请他和他身边的其他朋友一起寒暄、照相，集体照、单个照，尽量多占时间、多占空间。当时谁都没有在意，就在我们故意拉着朋友“瞎热闹”的时候，身边一片闪光灯，咔嚓咔嚓地一直在响，我们的行为其实一幕幕已经被装进了当地记者的照相机里。
回家的路上，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大家同时都感到了事情可能有点“不妙”，这才想起香港是一个遍布“狗仔”的世界。开始我还表现得非常“爷们儿”，说“怕什么，狗仔们能拿咱们怎么编排？咱身正不怕影子斜”，紧跟着就有人提示：怎么能说“没法编排呢”？明天报上的“照片说明”起码可以这样讲：“得知X公子闹婚变，内地女记者一拥而上”，我们几个“内地的女记者”听了这种分析立时就“傻了眼”香港的“八卦”，“狗仔”们的热情不敢恭维，但是“捕风捉影”倒是有的是本领有些人根本不管“绯闻”的内容是真是假，有媒体热炒，其他的媒体便一拥而上。更有甚者，第二天香港的网站上竟然有人开始对所谓的“绯闻”组织起有奖“竞猜”，“竞猜”的题目是“谁是‘绯闻’的女主角”、“谁的可能性最大”，于是很多有可能“沾边”的香港演艺界女明星便个个都成了被媒体追逐的对象。我奇怪面对这种无稽之谈（甚至可以说是“趁火打劫”），香港社会没人抗议、没人怒斥，却有人参与、有人投票。当整个事件很快演变成了一场荒唐的商业游戏，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我的当事人朋友根本就是清白的，“绯闻”当中所传他的“故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好在第二天早上我疯了一样地跑下楼，胡乱抓过所有的报纸都翻了个遍，结果谢天谢地，香港的报纸没有照片，我们几个也没有被人给“八卦”了去，这里面的原因不知道是我们太多虑，还是头一天泰国正好发生了“军事政变”，香港的所有报纸都被这一更大的硬性新闻所占据，因此尽管后来有当地朋友向我们祝贺“好好彩”（好运气），我还是心有余悸，今天躲过一劫，下次可绝不敢再“胡作非为”了
谁来制约“法官”？
每天，香港不知道要打多少场官司，能够进入香港的法庭去亲眼看一看、亲耳听一听法官如何断案，我一直在寻找机会。
2006年8月22日，我带着一身的“庄重”，第一次走进了香港的法庭。上午九点半，这是法院两个月前就已经通知给原、被告双方准确的开庭时间，我是“被告”的陪同，不敢在时间上有误，而且开庭的法院远在沙田，离我居住的港岛不仅隔着大海，中间还隔着好大一片九龙的土地，所以那天早上一起来我就出了门。然而到了法庭，过了半小时，已经是上午十点了，还没有动静；又过了一小时，十一点了，还听不到法庭的召唤。最后，原、被告双方一直等到了十二点出头，有人这才出面通知：接下来该轮到我们了，大家都忍着不满，尤其是我朋友，是为“被告”，心里担心着自己的命运，一口埋怨的“大气”都不敢出。
过去我在内地，因为经常需要采访案件多次进出法院，对内地的法庭可以说并不陌生。
香港的法庭在我的想象中比内地的一定会更正规、更神圣。然而那天，我陪着“被告”先后走进了一号、二号两个法庭，眼前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意想不到”，弄得我不仅乱了视野，而且也乱了方寸。
先说二号，这个这法庭不大，没有陪审团。法官的席位高高在上，下面依次摆着书记台、双方代理人以及“被告”的长条桌子，左手一个L形、被白色钢管围住的区域，我想应该是提供给没有取保候审的“被告”站立的地方，然后再往后，左、右两侧就都是公众旁听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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