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精华版之一- 第11节

　　农业科学的周期是以年为时间单位；一次实验就要等到一次花开、结果。就这样；几个实验误导了袁隆平好几年。

　　这时登在《参考消息》上的一篇不起眼的文章像给迷途中的袁隆平以当头棒喝克里克、沃森和威尔金斯发现DNA螺旋结构；西方的遗传学研究进入分子水平。我当时还在那里搞什么　无性杂交；糟糕得很。

　　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雄蕊雌蕊都在一朵花里面；雌雄同株；没有杂种优势——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小到细菌；大到人；近亲繁殖的结果是种群的退化。但是水稻因为花小；其杂交是当时公认的世界难题；设在马尼拉的世界水稻研究中心就是因为困难重重；差点关闭。袁隆平偏不信这个邪；他突发灵感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水稻品种——雄花退化的雄性不育系；没有自己的花粉；这样不就可以做到杂种优势了吗

　　于是；漫长的寻找过程开始了；要找到这样一株雄花退化而且杂交之后产量猛增的太监水稻简直是大海捞针。

　　从湖南到海南；从四川到云南；从1964年开始；袁隆平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就是为了寻找那株雄性不育系。就像相隔两世的恋人；即使是大海捞针；但是有一种信念在支持着袁隆平。

　　寻寻觅觅；观察细小的花蕊。正午阳光最足；也最毒辣——科学研究是袁隆平最大的快乐；晒一点算什么！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2年；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在海南发现一株野生的雄性不育系水稻野败；杂交水稻的研究之路豁然开朗。

　　乐天知命

　　我在年轻时做过一个梦我们种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我和几个朋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袁隆平说起自己的梦想；笑容灿烂；使人联想起金秋沉甸甸的稻穗。

　　袁隆平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看过的黑白电影《摩登时代》；留给他印象最深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未来社会里处处挂满的瓜果；到处绽放的鲜花；人们丰衣足食；不再忍受饥饿。

　　1960年闹饥荒；我亲眼看见；很多人慢慢倒在田坎边；饿死。

　　民以食为天；然而土地的萎缩和人口大爆炸却使吃饭问题越来越严重。美国一位学者布朗写过一本书《谁来养活中国》；认为中国不仅养不活自己；而且还会成为世界的负担。袁隆平当然很反对；认为布朗没有考虑到科学发展对农业增产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袁先生很清楚；如果土地状况继续恶化；布朗的预言绝不是危言耸听。

　　袁隆平计划在2005年完成自己超级杂交稻的大面积推广工作；也就是商产达到800公斤——水稻现有的平均产量是亩产500公斤左右；而亩产800公斤在袁隆平的实验田里已经成功；下一步是大面积推广。

　　他的理想是1000公斤——水稻产量可能达到的上限。但是他清楚；这个目标可能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表示700公斤我们实现了；800公斤我们马上就要实现；1000公斤就等你们来接班！他笑着对台下的中国农大的年轻学生说。

　　他不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是否可以亲眼看到亩产1000公斤的梦想实现；但是年过古稀的袁先生仍然像年轻人一样每天下田；偶尔还自己开着小奥拓到田间兜风——享受生活；享受工作；将来的事；有将来的人操心。

　　中国农民都说吃饭靠两平；一是邓小平；一是袁隆平；然而袁先生对此只是表示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工作；一点点。

　　沉迷在科学发现的快乐和享受成功的喜悦中；他咧嘴笑；一脸的幸福。

　　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P10　
　

　
　

　
　
　　
站在你应该站的位置上　
　　作者：陬人

　　在星期六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的朋友――那个骄傲的父亲勃比*来维斯带着他的两个小儿子去高尔夫球场打球。

　　他走到球场售票处问那里面的工作人员：“请问门票是多少钱？”

　　里面的年轻人回答他：“所有满6周岁的人进入球场都需要交3美元，先生。我们这个球场让6岁以下的儿童免费进入，请问你的两个孩子多大了？”

　　勃比回答道：“我们家未来的律师3岁了，我们家未来的医生7岁了，所以我想我应该付给你6美元，先生。”

　　柜台后的年轻人有点惊讶地说：“嘿，先生，你是刚刚中了六合采还是其他什么了，你本来可以为自己节省3美元的，即使你告诉我那个大一点的孩子6岁的话，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差别的。”

　　我的朋友勃比回答道：“对，你的确不会看出其中的差别，但是我的孩子们会知道这其中的差别的。站在一个父亲的位置上，我有责任不让她们小小年纪就学会去欺骗别人。”

　　就像哲人爱默生说过的一样：“为什么你说的如此大声，我却听不到你在讲什么呢？”在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时代里，真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和珍贵，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你都要站在你应该站的位置。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只会讲真话的黄万里　
　　作者：赵诚
　　有的人不讲真话，是因被周围人的狂热所迷惑；有的人不讲真话，是知道真相却不敢说。黄万里的了不起，是他既能在众人皆醉之时保持清醒，而且不惜为这真话付出大半生的代价几年前，人们不知道黄万里是谁。即便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名字也陌生得很。但是，人们都知道黄河，也大都知道黄河上有一座三门峡水库——那是一项巨大的失败工程。黄万里就因此出名。
　　曾有人评价，中国现代真正的科学家不多，黄万里是其中之一。这里的所谓“真正”，包含有这些科学家的悲剧色彩，而黄万里的悲剧在于，他的价值是通过一个工程的失败来证明的。
　　实际上，黄万里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预见到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而是在面对三门峡水利工程，中国水利专家集体丧失立场的背景下，他孤身对抗“民意”、触犯上级，捍卫了真理和自己的良心。
　　中国建设史上的最大败笔黄万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的水利、水文学专家，我国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的先驱者之一。作为新中国最有影响的水力专家，修建三门峡工程，他当然义不容辞。
　　但当时人们都听苏联专家的。从１９５２年开始，中国从苏联聘请专家为治理黄河拟定计划，遗憾的是所请的专家为水工专家，他们精通水坝业务，但未必了解黄河。黄万里曾说，苏联虽有建水电站的经验，但黄河跟苏联的河流不一样，黄河有泥沙——正是黄河的泥沙日后成为灾难的根源。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以水利部和燃料工业部为主成立的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那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美妙的远景：在黄河干流上将修筑起４６座河坝，“５００吨的拖船能由入海口航行到兰州。装机总容量可达２３００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达１１００亿度，相当于中国１９５４年全部发电量的１０倍，灌溉面积由原来的１６５９万亩扩大到１。１６亿亩。”
　　在这４６座河坝中，三门峡的这座最大和最重要。正是这项工程的修建，导致在以后的４０多年里几十万人口离开他们原本富裕的家园，迁移到土地贫瘠的偏远地区，其中一些人来回迁移十几次，生活变得一贫如洗。据记载，曾有水利专家前往视察后叹息不已，国务院派去的高级官员看了也落泪，说“国家对不起你们”。
　　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上三门峡工程。充满壮志豪情的领导人们一心一意要在自己手里实现“圣人出，黄河清”的梦想。在这种一边倒的极端气氛下，负有责任的专家大员们不敢面对现实，直抒己见，个别的甚至曲意逢迎，企求腾达。敢于讲真话，道实情，坚持科学见解的人非常之少，黄万里的反对之声就显得格外刺耳。
　　惟一的反对者在１９５５年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许多专家都对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交口称赞，惟有黄万里发言反对。他当场指出：“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０日，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在京召开，此时三门峡水利工程工地已在筹建中。
　　在讨论会上，三门峡工程的“主上派”与只有黄万里一人的“反上派”展开激烈争论。
　　“主上派”们描绘的是建高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的美妙图景，而黄万里说，在这个淤积段上是不能建坝的。否则黄河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而且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起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现实的，何况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他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灾害。
　　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黄万里孤身舌战。争辩七天后见无效，黄万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这个观点被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上世纪７０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１０００万元的代价打开。
　　黄万里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分析和预见，从工程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１９６０年９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两岸受灾农田８０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西安受到严重威胁。到了５０年后的今天，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已所剩无几。从１９７２年黄河开始断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已每年断流平均１００多天。
　　旅居德国的水利工程师王维洛曾在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黄河三门峡工程建成四十周年》中算了一笔账，三门峡工程总结算时耗资达４０亿元，相当于４０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而之后改建费用和因之受灾的地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更是一个谁都无法估量的数字。
　　右派２２年与苏联专家的设计意见相左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就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加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感召下，黄万里又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了小说《花丛小语》。在这篇３０００多字的小说里，黄万里通过包括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的确定等一些事件，指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毛泽东在看过《花丛小语》后，一次，遇见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和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之后，《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展开了对黄万里的批判。黄万里的右派命运注定。
　　１９５８年黄万里被正式定为右派，工资从二级教授降至四级教授，从此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大转折。
　　但即便如此，黄万里也没有为自己的言行后悔。三门峡工程败象已露时，国家领导人曾通过黄炎培示意给黄万里，如果他写个检讨，就可能把他右派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