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工画的是美女。陈平派人把美女图给冒顿单于的老婆送去，说：“瞧见我们汉朝的美女没有，你们要是再不解围，我们就送二奶给你老公！”
这一手可把单于的老婆吓怕了，赶紧找单于吹吹枕边风，再加上另外一些因素，刘邦这才拣回了性命。后来有学者解释为什么《汉书》不记载这条妙计的具体内容，原因是：太下三滥了，没法说。也是，这主意更像是韦小宝出的，管用得很，就是上不了台面。唐代大史家刘知几议论《汉书》，就拿过这个例子说事，说是如此重要的一条计策，却不把内容写清楚了，实在不应该。刘知几这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那么，对于汉朝来说，匈奴问题该怎么处理呢？
以德服人吧，没那么高的德行；以力服人吧，没人家力气大；怎么办？有办法——以色服人。和亲政策就此开始。
刘邦死后，又发生了一件著名的外交事件。冒顿单于给刘邦的老婆吕后送来一封信，信上说：“我是北方一个寂寞的君王，你是南方一个新寡的王后，我们这两个不快乐的人不如互通有无吧——我们结婚吧！”
电视剧《汉武大帝》里，年轻的汉武帝回顾历史，读到了这封信，直气得浑身发抖。的确，一般人都会认为这是匈奴对汉朝莫大的侮辱，当事人吕后据说也被气得不轻。但人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拿自己时代里的习惯观念去套古人。单于是否真的存心侮辱呢？恐怕还真不一定。匈奴的习俗和汉人不同，汉人最难想像的是：匈奴人一死，死者的儿子要把自己亲娘之外的娘娶作自己的老婆——如果不这样做，那才是不道德的。那么，匈奴既然认为自己和汉朝是两个对等的政权，所以，匈奴的单于娶汉政权皇帝的遗孀这也是件合情合理的事情。单于这封信虽然带着明显的政治意图，但要就此来说他是存心侮辱、挑衅，倒也未必。
吕后看了冒顿单于的来信，虽然气得不轻，但很快便在大臣们的劝说下恢复了冷静——朝中虽然也有激烈的主战派，但主和派的思路最终说服了吕后。吕后给冒顿单于回信说：“我都是个丑老太太了，你就别瞎忽悠我了，还有，我们汉朝对你们可挺够意思的，你们还是别找事儿了！”
如果我们就历史来看历史，冒顿单于无疑是当时匈奴人的民族英雄，正是他大规模开疆拓土，大振了匈奴国威。他也不是个全不讲理的人，后来又给吕后来了封信，给自己解释说：上封信是因为自己不了解汉人的风俗习惯，所以出言冒犯了，有点儿不好意思。
从这一个历史插曲来看，当时的汉人思想当中，对“战”与“和”的考虑主要还是从现实利益出发的，儒家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还仅仅限于一些仪式化的东西，主战派既没显得自己有多英雄、有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主和派也大可以理直气壮，主战派不骂主和派是“汉奸”，主和派也不骂主战派是“愤青”，而作为当时最高执政者的吕后也在听过两派辩论之后，作了一番理性权衡，毅然决定把此事低调处理——如果把事件往后推上几百年、一千年，这简直令人不可想像，尤其是，当我们想想崇祯皇帝在“战”与“和”的决策问题上的为难处境的时候。
当时的社会精英中间还存在着一条同样说明问题的流行语：“不北走胡则南走越耳”，也就是说，在这个行业里一共有三家大公司：北边是“胡”（匈奴）、中间是汉，南边是越（南边有好几个越国），你要不愿意在汉公司混了，大可以跳槽换家单位。
一直等到一种为我们所熟悉的极端化的儒家思想占了垄断地位之后，“战”与“和”的关系才变得越来越不受国家利益的左右，跳槽也被普遍视为离经叛道之事。
到汉武帝的时候，汉朝可把匈奴打得够呛。这段历史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匈奴从此走上了衰亡之路。但是，汉朝对匈奴的军事胜利却并非导致匈奴走上衰亡之路的全部原因，另外一个不大为大众熟知的原因至少和军事原因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那就是匈奴内部的体制弊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迅速发展起来的匈奴集团并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用现代语言说，它像是一个联邦国家，和古代的华夏社会比较，它带有一定程度的封建特征（我在上一本书里澄清过我们对“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误解），单于的地位并不相当于皇帝，而大体相当于周天子。读了这么久的《孟子》，我们已经了解了周代社会的大致风貌，此刻，周人的封建制度所酿成的苦果又被匈奴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尝了一回。逐渐地，匈奴的一些地方势力开始不服中央管束，匈奴人终于进入了类似于春秋战国的大分裂时代。
中国人最熟悉的匈奴单于恐怕就要算呼韩邪单于了，他娶的汉人妻子王昭君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后来成为历代文人骚客们吟咏的一个重要主题，许多人感叹王昭君出塞和亲实在是件丢人的事，他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王昭君仅仅是汉元帝后宫中的一名普通宫女，而以往的和亲可是要派出去汉朝公主的；还有，为什么和亲总是单向的呢，为什么汉朝皇帝就不去迎娶匈奴公主呢（清朝的和亲政策就是这样的，其结果比汉朝成功得多）；再有，呼韩邪时代的匈奴已经是大分裂时代的匈奴，实力早已无法和冒顿时代的匈奴相提并论——在冒顿时代，匈奴和汉朝是地位对等的两个国家，而呼韩邪时代的匈奴却已经在实质上降为了汉朝的外藩。
呼韩邪原本并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单于，如果我们把当时的匈奴比作东周的战国社会，那么，呼韩邪并不是周天子，而只是齐国或者秦国的一个僭越称王的诸侯国君。匈奴的战国诸侯们打来打去，越打越少，最后只剩下两个单于：一个是呼韩邪单于，另一个是郅支单于。呼韩邪打不过郅支，被郅支赶得一路往南，可再往南就是汉朝的地盘了，这可怎么办？
这可是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可不能含糊了。呼韩邪把一众贵族们招呼过来：“大家出出主意吧，咱们该怎么办？”
是投降郅支单于呢，还是死拼到底？
死拼能不能打得过呢？很可能打不过。
是打不过也要打呢，还是找个靠山再打？
找汉朝当靠山好不好呢？
——焦点终于集中在这最后一个问题上。在呼韩邪的班底里，就这个问题其实前些年就讨论过，问题是，不是冒顿单于的时代了，要想和汉朝作兄弟邻邦，可人家汉朝现在腰杆硬了，已经不会答应了，要想亲汉，就只能答应汉朝的条件，作他们的外臣属国。贵族们老大的不情愿：这可不行，咱们丢不起这个人！咱们曾经在大草原扬威立万，西域各国都是咱们匈奴人的小弟，人家要是知道咱们这个作大哥的突然跑去给汉朝作小弟了，还不得把咱们笑话死！
呼韩邪正组织大家讨论呢，听这个说的也有理，听那个说的也有理，就在这时候，伊秩訾王提出了一个重要意见：“汉朝现在正是强盛的时候，而我们匈奴却早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为今之计，投靠汉朝才能活，不投靠汉朝就活不了，这道理都在明面儿上摆着呢！”
呼韩邪闻听此言，把眼一瞪：“你小子是想当秦桧啊！”
一众贵族忙问：“那您——”
呼韩邪叹了口气：“那我——那我就当宋高宗吧。”
于是，呼韩邪单于下定决心，朝觐汉朝皇帝，把儿子送到汉朝作人质，并向汉朝纳贡。
汉朝赢得了一次空前的政治胜利，虽然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对匈奴的赏赐远远超出匈奴的纳贡所值，甚至后来还引起一些官员对财政负担的担忧，但在政治问题面前，经济问题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在与一个对等国家的交往中赢得如此空前的胜利，这在当时还是史无前例的，以这个信史中的实例（而不是商汤王、周文王时代那些不太可靠的历史传说）来反观孟子的主张，我们会发现，以所谓“王道”服人，单靠一个“德”字是远远不够的——既要有“德”，也要有“力”，还不能缺了“利”，更要赶上合适的大形势，这些条件都是缺一不可的。即便这样，也要耗上几代人的努力和积淀——真是一件无比复杂、无比庞大的超级工程啊。汉武帝对南方领土的扩充也是合适的例子，不过这还是留待以后再讲吧。
在孔孟的时代，人和事或许比后来要单纯许多，不止孟子一个人像这样把“德”与“力”搞得二元对立、泾渭分明，这也许是周代的风气使然。“春秋五霸”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当年带着八国联军（八个诸侯国的同盟军）向楚国问罪，楚国派出了一位叫屈完的使者和齐桓公谈判。齐桓公让八国联军排开阵势，一边指点，一边牛气冲天地对屈完说：“用这么强的军队去打仗，有什么仗会打不赢！又有什么城会攻不下！”
屈完没被吓着，冷静地回答说：“您要是以仁德对待诸侯，大家全都得服您；您要想以武力服人呀，嘿嘿，我们楚国会以方城山为城，以汉水为护城河，跟您硬扛到底！您的军队虽然强大，我看也讨不了什么便宜！”
——春秋时代的君子们常有这样的辞令，但战国就少很多了。孟子的这一“德”、“力”之辩虽然带有一厢情愿的色彩，却也毕竟符合了世道人心中的某一个层面，对世人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
天作孽，人作孽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褔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褔。’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孟子说：“搞仁政就能获得荣誉，不搞仁政就会挨骂。现在有些人呀，不喜欢被人骂，却尽做那些不仁的事，这就好比不喜欢住在返潮的房子里却偏待在长满青苔的地下室。执政者要是不想找骂，最好的办法就是看重道德、尊重士人，让道德高尚的人身居高位，把差使派给那些有办事能力的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趁着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把政法工作调理调理。如果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些了，别的国家——哪怕是超级大国——也一定会敬畏它的。”
孟子把话说到一半，该引经据典了。孟子引的是《诗经》中的一段：“诗曰：‘趁着老天没下雨，快把树皮来剥取，把我的小窝来修理。任他是人还是狗，谁也没法欺负偶！’孔子曾经给这首诗以高度的评价，他老人家说：‘这首诗的作者一定是个通晓大道理的人，像诗里说的这样把国家治理好，的确谁也欺负不了他。’”
孟子接着说：“正着说完了再反着说说。如果国家太平安定，而执政者却松懈了、忙着个人享乐了，这就是仰起脸来找抽呢。祸与福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自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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