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别急着沾沾自喜，要想想，并称的四个字应该是“礼、义、廉、耻”，现在大家用“礼、义、廉”来夸你，那意思其实是骂你“无耻”。
——孟子的“仁、义、礼、智”唯独缺少“信”，难道也这样蕴藏深意不成？
“无信”，嗯，不知道是在说谁，讲不通啊！
或者孟子根本就不认为人的身上天生具备“信”的萌芽吗？可他也没有特别说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宋朝的大圣人程颐当年也曾为这个问题伤过脑筋：“难道是孟子考虑不周，一时疏忽就把这个‘信’字忘记说了？圣人不会这么不负责任吧？他既然不说‘信’，一定有他的理由。”可到底是什么理由呢？程颐找来找去，还终于让他给找到了：“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诚心为四端，则信在其中矣。”
说实话，程颐这个解释可有点儿牵强。朱熹在后边一看，得了，还是我来解释吧。朱熹说：“‘信’这个家伙就好比五行体系里的‘土’，没有固定不变的位置和形式，虽然如此，另外那四行却都要靠了‘土’才能显形。（我们这样来理解吧：金能离开土么？如果没有矿山，金属从哪里来呢？木能离开土么？如果没有土，连一棵草都长不了。水要是没有土，就像海洋没有大陆架。火要是没有土……火要是没有土……我还真解释不清火为什么非要有土，反正朱熹就是这么个意思，各位就别跟我较真了。）所以说，‘土’对于五行中那另外四行来说，是始终跟它们在一起的。‘土’和‘金、木、水、火’的关系就如同‘信’和‘仁、义、礼、智’的关系——反正意思是说，孟子虽然在‘四端’里没有提到‘信’，但其实这‘四端’里一直都是有‘信’的。”
——程颐和朱熹的解释有没有道理，大家自己判断，我倒是想起了一个传统相声，叫《扒马褂》，说是某甲经常信口开河，而某乙受了某甲家里人的好处，陪着某甲到处给他圆话。有一次某甲说昨天刮大风，这风实在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把井都给刮到墙外边去了！
某甲这么一说，别人自然不信，这时候某乙出来了，硬是把这话给说说圆了！
某乙也是蹩了半天，最后的解释是：那个墙不是砖墙，是篱笆墙，篱笆墙东边有一口井，风把篱笆墙刮到井的西边去了，所以猛一看上去就是“大风把井都给刮到墙外边去了”。
励志：个人努力真的重要吗？
被孟子励了志，感觉不免轻飘飘的。看来圣人也好、圣王也罢，要论基础，和我们一般人也没什么两样啊。周武王能成圣人，能打下那么大的江山，我为什么不能！如果周武王做得到，我处处发扬我的“四心”、培育我的“四端”，以周武王为学习楷模，我不是也能做圣人了吗？
——听上去真的如此，可现实告诉我们，典型永远是典型，你别看人家周武王行，换你你就不行。孟子的“四心”、“四端”说自有他的道理，也会在一些后学者身上发挥显著的功效（后儒们真有靠着这种精神成名的），可要拿现代眼光审视一番这一理论的普遍意义，却会发现结论并非如此。
对一个人的成就起决定作用的到底是什么因素呢？
按孟子的励志说法是：全在于你是否把自己的“四心”、“四端”培育好了。
而按现代励志书的老生常谈，这个问题的答案大致会有以下种种：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自信决定未来，个人努力压倒一切……
事情真是这样吗？书里会给你举一大堆例子：洛克菲勒如何如何，松下幸之助如何如何，比尔·盖茨如何如何……
——但是，可以拿特例来说明普遍意义吗？某某贫困山区的孩子考上了北大，这的确可以说明个人努力（包括性格培养、自信心等等）的重大作用，但我们一定要问一问，这个例子到底是个别的还是具有普遍性的？
如果以现代科学的方法，做个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看看科学的结论会是什么，我们可能大吃一惊。西方的确有学者和科研机构做过这样的研究，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的结论是：对一个人的未来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一个人的出身，其次是运气，个人努力相比之下是最不重要的。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布坎南（我在上本书中大略介绍过他的公共选择理论）补充奈特的结论，认为还有一个因素是“个人选择”，其实呢，这个所谓“个人选择”我倒觉得也是可以分解到“运气”和“个人努力”这两项之内的。所以，从统计分析上看，出身才是头等重要的因素，一个食人部落的土著成长为中产阶级的几率绝不会和一个发达国家的大法官之子差不多的。这在二十一世纪的西方世界是如此，在两千多年前孟子时代其实更是如此。
出身对一个人未来的决定作用或许可以这样比喻：树上栓着狗，栓狗的绳子的长度基本上限制着狗的活动范围，有可能绳子足足十米长而狗却很懒，最多只在八米的范围里活动，也有可能绳子只有两米长，而狗很有冲劲，能把活动范围扩大到两米一的半径，当然，最令人叫绝的还是那些靠超常的力量、勇气和毅力挣脱了绳子的狗，它们跑出去好远好远——这样的狗最后就成为了我们励志图书里的光辉典型。但科学的统计分析告诉我们这些狗只是特例，而科学精神又告诉我们千万别把特殊混淆成一般。
对于一般的狗来讲，听听励志讲座、看看励志书，或许能把自己的活动范围稍稍扩大一些，但要想因此而挣脱绳子跑出很远去，可能性是不太大的。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看孟子的“四心”、“四端”之说，他老人家道理虽然不错，可他是不是说得有点儿大了呢？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孟子所谓的这“四心”真的都是属于人的天性范畴之内的吗？孟子这里举例子其实只举了一个“恻隐之心”，这倒真是天性使然，而另外三心也都如此吗？
按照弗洛伊德“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划分，“四心”应该都属于“本我”才是，唯有如此，每个人的起点才是一样的，孟子的这一理论才是立得住的。可我们现在看来，羞恶之心似乎应该被分解为“羞”与“恶”两项，需要具体分析，而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却更像是完全由后天得来的，是属于“超我”的范畴。
而这问题背后的问题则是：人，是天性善良的吗？
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要先解答一个更具前提性的问题：人和动物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问题就成了一个伪问题。
那，人和动物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记得小时候，教科书上对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当时我对这个答案很不满意，觉得它不够有说服力，动物难道就不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吗？比如，猩猩吃蚂蚁，会折一根树枝下来，放在蚂蚁洞旁边，等很多蚂蚁爬上树枝，猩猩再拿起树枝来舔食上面的蚂蚁……在动物界，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动物一样也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只是在程度上没有人类那样复杂罢了。
我小时候好奇心很重，使劲去想这个问题，希望能够想出答案。我陆续想出过很多答案，比如：人会笑，动物不会笑——后来知道动物也是有表情的；又觉得是人会自相残杀，尤其是父子相残，但这类事情不会发生在动物身上——后来知道动物社会里也有这种事情。有人说了：人有理性，而动物没有。可我看过一个科学家研究黑猩猩的记录片，惊讶地发现在黑猩猩的群体里也有谋杀、强奸、歧视等等等等，俨然就是人类社会的缩影，难道这都是由于本能，而完全没有理性成分吗？很困扰，很困扰！后来在钱钟书的《管锥篇》里还看到这样一段话：“英国哲学家尝谓狗亦自有‘推理体系’（the dog's system of logic），两言以蔽之曰：‘物而有，必可嗅；嗅不得，了无物’（What is smells； and what does not smell is nothing。）。”更困扰！
还有一个发现也让我困扰了很久：我小时候很喜欢虐杀小昆虫，手段之残忍现在想起来心里都凉丝丝的，可当时那么小，这种事也不是坏孩子教的，而完全是自发的，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我又了解到很多小孩子（甚至包括女孩子）都存在这种行为，难道人的天性里就根植着这种好杀、残忍的因素吗？长大以后读了些书，才知道这种攻击型还真就是人类（不仅仅是人类）的天性之一，对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曾经有过重大的意义。
现在比较明白了：人和动物的区别问题暂可存而不论，单就人的本性来说，恐怕既不像孟子认为的善，也不像荀子认为的恶，更不像告子认为的白纸一张、无善无恶，因为这还真不是个能够拿善与恶来作为可选答案的问题。
那么，人的本性到底什么呢？恐怕问题的答案会倾向于法家的思想——“趋利避害”。
所以，善与恶的观念既是在有了一定程度的文明之后才产生的，又因为时代、地域等等的不同而不同。五百年前一位正人君子拍胸脯凭良心做的事要拿到现在来看说不定就会被人骂死，这世界远不是光明与黑暗、天使与魔鬼、好人和坏人、清官和贪官那样简单的二元对立。——大家别以为这结论是我得出来的，也别以为这个结论是现代人才得出来的，庄子在《齐物论》里早已种下过一些萌芽了。
性善一说是儒家主张中影响极为深远的一项——在政治思想上，它是“好人政府”的基石，呼唤圣主清官；在人生哲学上，它既凸现了榜样的力量，又强调了榜样的可学习性，让大家认识到：尧舜行，我也行！
看过“四心”和“四端”，会发现儒家的励志功夫是很有一套的。我在上本书“梁惠王篇”里不是介绍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吗？——怎么这么巧，也是四项？！其实儒家的这套道理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出现，其实都是一以贯之、差不太多的：小心培养自己心中那一点爱心小火苗，火苗要越搞越大，爱心的辐射面要越来越广，逐渐感染身边越来越多的人，最后把爱心洒满人间——到这时候你就成了圣人了。
孟子对求职者的重要忠告
如果你正在求职，对这一节一定要认真学习。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求职的时候别只关心眼前的薪水高低，更要考虑行业的特殊性质和发展前景。孟子比我们早两千多年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孟子劈头一问：“步枪制造商难道就比防弹衣制造商要坏吗？”
然后具体解释：“步枪制造商唯恐他厂里生产出来的枪打不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