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非汉语中其他同源名称的原型。例如，“Thinai”和“Sinai”就作为这个
国家的名称出现在公元1、2世纪的希腊和罗马著作中。但是，中国人由于秦
帝国统治的暴政，对它始终非常憎恨，因而反而很少用这个名称来指代自己；
②
他们在过去和现在都用“中国”这一常见的名称来称呼自己。
在这一章的附录 1中，本书将批判性地列举主要的史料和近代研究著
作。在这里只提一下：最重要的单项史料是司马迁的不朽的 《史记》，此书
包括从远古传说时代至公元前100年前后的全部中国历史。它的卷五和卷六
两卷提供了秦国和秦帝国自始至终的大事编年史，是本章叙事的基本史料，
除非另有注明。此外《史记》包括的本纪、书和列传的其他各卷对秦来说也
同样重要。沙畹的《〈史记〉译注》把《史记》的许多（但不是全部）部分
译成了法文。①
附录1还涉及《史记》及其他文献材料在研究秦史方面的局限性，同时
还提到考古学对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附录列举的几个
考古发现中占突出地位的是 1975年从一个墓葬中发掘出来的一批秦代的法
律文书。这些文书将经常被提到。
① 这个年代是传统的，因为对公元前841 年以前的事件中国编年史众说纷纭。例如，周代的建立传统上定
为公元前1122 年，但实际时间可能约晚一个世纪。
② 1655 年，耶稣会士卫匡国首先在《中国新地舆图》（序言第2 页）中提出“中国”（Chin）一词的渊源
是“秦”（Ch ＇ina）。从此这个题目已被多次讨论过；其中以劳费尔和伯希和二人的成果最大。前者著有
《中国其名》，载《通报》，13 （1912），第719—726 页；后者著有《“中国”名称渊源考》，载《通报》，
13 （1912），第727—742 页，及 《再论“中国”之名称》，载《通报》，14 （1913），第第427—428 页。
长期以来，在提到“中国（China）之地”是丝织品故乡时出现了一个严重困难，此名见于著名的政治理论
专著 《考提利耶政事论》第2 册。如果象某些学者断言的那样，此书写于公元前300 年前后，这样当然比
秦统一全国早得多。但是，近来通过对此文本采用了电脑技术鉴定，已有可能相当有把握地证明，第2 册
当属于撰写时间不会在公元150 年前很久的一类作品。这样，把秦与中国等同起来的巨大障碍就不存在了。
见托马斯·特劳特曼：《考提利耶和政事论：其作者及文字演变的统计调查》（莱顿，1971），第174—
184 页，特别是第177 页。
① 沙畹：《〈史记〉译注》第1 — 5卷 （巴黎1895—1905；1969 年再版）；第6 卷 （巴黎，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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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社会背景
作为对公元前221年前秦史的任何有意义的考察的一个开端，我们必须
从广义上对周代（传统时期为公元前1122—前256年）出现的政治和社会形
势进行了解。在那个时代最后两三个世纪动摇着中华世界的许多形形色色的
变化尤为重要。
当周王室推翻商朝时（可能约在公元前1025年，而不是传统的公元前
1122年），新统治者将征服的土地分封给王室成员或其紧密盟友、原商朝统
治者的后裔，以及一些获准保持原来土地的地方豪强。这样，中华世界就被
分成大批政治实体；据认为，在周代的分期春秋时期 （公元前722—前 481
年）已有约170个政治实体。当然，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常小的，它们在内部
分成采邑，又被分给每个统治家族的亲戚或官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战争
连绵不断，许多诸侯国被消灭，或者其面积大为缩小，所以当周代的下一个
①
分期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来临时，只剩下了七个大国。七国中包
括远处华夏大家庭极西端的秦，但不包括周王室本身。当公元前770年一次
夷狄的进攻迫使周王室放弃今西安（在陕西）附近的西都，而在今洛阳（河
南）附近的第二个，也就是东部的都城重立王室（其疆域及重要性均远不如
前）时，它已经丧失了一度行使的大部分政治权力。
不论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对封建主义
（feudalism）一词的正确使用感到困扰。非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争辩，封建主
义是否为说明周代社会政治形势特点的适当名词；如果是，它适用于将近八
个世纪的整个时期，还是只适用于其中的某个时期。笔者认为，与欧洲封建
主义的相似点几乎完全足以说明把这个字眼用于周代开始的四个或五个世纪
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此以后，它必须在更严格的意义上只用来描述大诸侯
国中不同程度地持续存在的封建状况的残余。这些诸侯国到了战国初期已经
变成了完全独立的国家。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分期是一个大问题。从奴隶制向封建主义 （马克
思主义意义上的）过渡是理所当然的，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过渡。对这个
问题，答案不那么一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了以前的摇摆不定后，总
的说来在20世纪70年代似乎一致认为，过渡是发生在周代最后的两个半世
纪，或者刚刚在此以前。但随着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又出现了谨慎地重新
对分期问题感兴趣的迹象，这说明有可能再对这个题目展开学术争论。同时，
苏联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依然准备不足，当他们投入这项工作时，倾向
于把过渡期定在比中国学者所定晚得多的时期——也许晚至公元3世纪（汉
帝国的灭亡时）。①
① 为了便于提及周代后期的几个世纪，对时间有不同的划分法，但有时并无历史意义。这样，公元前721
至前481 年被描述为“春秋”时期，因为编年史《春秋》正好叙述这段时期。同样，战国之称来源于《战
国策》，此书的范围并没有精确标明的时期。公元前403 至前221 年的分期正好结束于公元前221 年第一
个统一的帝国形成之时，选用公元前403 年为这一分期的开始而不用其他各种可能的年份，是因为这样便
于明显地突出那一年发生的晋国分成韩、魏、赵这一有高度重要意义的大事 （关于韩国，见注37）。
① 关于毛泽东去世前中国人的观点，见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载《红旗》，1972。7，第56—62
页（又载《考古》，1972。5，第2 — 7 页）。英译《中国历史的分期》见《中国的历史研究》，6：4 （1973），
第3—15 页。在此文中，郭沫若认为奴隶制向封建主义的过渡大致与春秋向战国时期的过渡一致。但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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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方面，重要的是纵观一下周代最后两个或三个世纪的概貌，下面
提出的九个分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部分重叠的，不一定按其重要程度顺序
提出。②
技术变化
当前考古学界认为，中国开始使用铁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或
者甚至不会晚于公元前6世纪。在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材料见之于《左传》，
①此书记载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法于一套铁鼎之上。从战国时代的墓葬中发
掘出来的兵器、农具和器皿都是铁制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几个世纪农业产量
已经增加，正在发展的冶铁技术很可能是一个因素。其他的因素大概是，日
益扩大地采用了灌溉和排水的技术和肥料，特别是耕种大片新的土地。
可是，不应把这些及其他的技术改进的效果估计过高。在整个战国时期，
铁相对地说依然是很少的，当时的铁常常是铸铁，而不是锻造的，因此比较
软而脆。许多工具继续用青铜、石块、木料或贝壳制成。此外，改进的农业
技术的某些重要方面特别难以估量和确定其时间。因此，关于畜拉犁在何时
开始取代远为原始但显然长期沿用的锄耕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论战。根据
极为不足的证据，中国的学者各自把拖拉犁的开始使用定在公元前400年，
直到此前的一个或两个世纪，甚至定在周代以前。文献中最早的明确的材料，
其时间只能定在汉代 （约公元前90年或85年）——不过这个材料表明有一
段相当长的较早的发展时期。②
人口的变化
农业的改进很可能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尽管同时战争加剧了。在战国时
期，城市似乎大为增加，而且规模扩大，设计也复杂了。几个迹象之一，如
考古发掘所显示的，是它们的几段城墙相当长。但是这里所提到的证据又是
分散的，远不能提供具体人口的近似数字。一个例外是，有一文献材料假定，
齐国国都的人口为35万，此数是浮夸的，不能认真考虑，尽管有的学者已经
利用了这个材料。 （附录3将讨论这个数字及其他有问题的统计数。）
军事变化
他——或者至少在他指导下写作的学者——变得更加明确了：他或他们写道，中国的奴隶制时代结束于公
元前476 年。见郭沫若编：《中国史稿》（北京：1976），第1 册第399 页。关于苏联的观点，见吉尔伯
特·罗兹曼：《苏联对中国社会史的再解释》，载《亚洲研究杂志》， 34：1 （1974），第64 页；又见E。
斯图尔特·柯尔比：《俄国的中国研究：苏联中国学的进展和问题》（伦敦，1975），第60—65 页。
② 这些变化和类似的变化，在许绰云的《变迁中的古代中国：公元前722— 前222 年社会变动的分析》（斯
坦福，1965）中有详尽得多的论述，但排列略有不同。
① 关于这一文献，见范德伦：《古代中国的编年史和史学思想的发展》，载比斯利、浦立本合编：《中国
和日本的历史学家》 （伦敦，1961），第26—27 页。关于中国的冶炼术，见杨宽：《中国古代冶炼技术的
发明和发展》 （上海，1956）；李约瑟：《中国钢铁技术的发展》（伦敦，1958）。
② 关于拖拉犁，见卜德：《古代中国的节日》（普林斯顿，1975），第230—231 页。关于春秋和战国时期
的技术进步和农业发展，见本书第1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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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史料给人的最突出的印象是，战争日益加剧。所以许绰云编
写的统计材料乍一看显得令人吃惊：根据这项材料，公元前722—前464年
的259年中，只有38年没有战争，而在公元前463至前222年的242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