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派代表谭嗣同，不仅倡言振兴侠客精神，自己也是一位仗义任侠的勇士。革命党人陈天华称他是“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谭嗣同少年时历尽坎坷，故好读《墨子》，倾慕侠客为人，以致学习骑射击刽。在《报刘淞芙书》中，说自己曾“斗酒纵横，抵掌《游侠》之传”。在《望海潮》词中，他高吟“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其刻意效法古代侠义之士，立志救世，不惜以身赴天下之难的情怀，让人感动教人激奋。谭嗣同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变法失败后从容就义。他在狱中题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活脱脱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侠形象。与谭嗣同订作生死交、二人有“浏阳双杰”之称的唐才常，也是一位侠肝义胆之人。戊戌之年，他应谭嗣同电召赴京参与新政，刚到武汉，政变猝起，他只得亡命日本。激于挚友之死，他从此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以实现宿愿。写于此时的《侠客篇》，将壮士般的情怀袒露无遗：“丈夫重意气，孤剑何雄哉。良宵一灯青，啼匣风雨哀。不斩仇人头，不饮降王杯。仰视天沉阴，揽衣起徘徊。民贼与乡愿，颈血污人来。我闻日本侠，义愤干风雷……要当舍身命，众生其永怀！”后来，唐才常回上海组织自立会，反对当局。起义失败后，他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于武昌。鉴湖女侠秋瑾自幼放纵自豪，仰慕汉代著名的侠客郭解、朱家的为人，常到越王句践观天文、卜吉凶的小丘上练习刀剑。在日本，她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任同盟会浙江省主盟人。回国后，她运动杭州军界学界，与徐锡麟约定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失败后，清军三百人赶赴绍兴抓她，学生们劝她逃走，她却神色自如，命其他人先走，自己端坐在内室不动；就义时，年仅三十一岁。她生前的一首《对酒》诗，让多少人热血沸腾奋勇向前：“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因为鲁迅等人的先行，而成为向西方各国同时也是向先秦寻找文化的时代。一个寻找的时代，其实就是一个匮乏荒芜的时代。在漠漠荒野，在无边沼泽，在茫茫黑夜，晚年的鲁迅于孤寂无援中，神游于先秦，凝思于远古。《铸剑》表达了鲁迅对先秦时代深刻而独到的理解：素昧平生的黑衣人，要求眉间尺给他头颅和剑，以帮助他杀楚王报父仇。这位黑须黑眼睛、两眼放着磷火般光芒、铁铸一般的黑色人，讲到他为什么要代眉间尺复仇时，他断然否定了出于所谓仗义或同情之类的拔刀相助，明白表示“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灵魂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黑色人与眉间尺，以及所有被压迫者，有着共同的仇恨和命运，因此，复仇的斗争也是共同的。眉间尺与黑衣人似乎早就心灵相通，似乎等待了一个世纪，黑衣人的声音刚刚停止，眉间尺便举手向肩头抽起青色的剑，顺手从后项窝向前一削，头颅坠在地面的青苔上，一面将剑交给黑色人。就在《铸剑》写成后的第五天，即1927年4月8日，鲁迅到黄埔军校讲演，他说：“……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他要反抗，他要复仇。”
剑侠时代已与我们渐去渐远。但是，那寒凉透骨、桀骜高雅的大侠精神，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显强烈。从戊戌变法，到五四风云；从南昌起义的枪声，到雪山草地的脚步；从邓世昌黄海正义的悲歌，到闻一多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拍案而起……
作为后来人，我们没有权利回避那迎面扑来或者擦肩而过的大时代劲风，我们更别无选择地珍视那渗入血液和骨髓的民族精神。正如一位诗人泣血的吟咏：
神剑啊，我飘零的魂灵
来自天地日月
聚于千年一瞬
炉中熔炼血里淬火
横空出世已铸就了精神
爱之恨之浑然不觉
歌之哭之兀立独行
苦雨凄风征途漫漫
浩然之气点燃正义的黎明
神剑啊，我不朽的魂灵……
想像是现实的延伸
？ 潘年英
1997年我在厦门大学中文系做访问学者，其间认识了不少国内知名的学者和教授，周宁博士便是其中之一。那时我常听到中文系的研究生们议论，说周宁是中文系最棒的老师。我问“棒”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就是道德文章都好。他们当然举了很多例子，详细地证明着他们的观点。他们反复强调的周宁的两大特点：博学和儒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当后来我终于见到了周宁本人的时候，这两大特点也都得到了应证。
的确，在厦大中文系，周宁堪称最博学者之一，他不仅外语好，中文也很好，所以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其知识结构也非常合理，英语本科，中文硕士，戏剧博士，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有跨如此之多学科的优势。而他的儒雅是我后来多次与他接触之后才真正体会出来的。他待人热情诚恳，不卑不亢，做事大方得体，有节有度；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那种要么迂腐要么奸猾的毛病在他身上似乎都看不到。
在厦大我听过周宁博士两次讲座，后来我又请他到泉州黎明职业大学给我的学生讲过一回，每一次的效果都好得出奇，简直令人妒嫉。他在泉州黎明职业大学的讲座结束后，连我们系里那位从来没有佩服过任何人也从未说过任何人好话的系主任都说了这么一句：这个人是有真本事的。
如同他极富煽动性的演讲一样，周宁的文章诗意盎然又逻辑缜密。我对他如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和深邃的思想总是敬佩得五体投地。我差不多拜读过他迄今为止的全部著作，大多数著作都是我写信向他索要的。最近读到他的一组文章则是在《书屋》杂志上发表的。在2003年一年中，他共在《书屋》杂志发表了四篇文章，这即便不是一个奇迹，也应该说是少有的。
我沉浸在他对西方妖魔化中国的叙述和分析之中。阅读的过程使我浮想联翩。我没有出过国，甚至也很少接触过外国人。我的西方中国观的知识仅来源于国内有限的译介文字。但是，周宁在文章中介绍的那些西方著作让我惊讶不已。而我惊讶的不是他们对事实的莫名歪曲和想像，而是他们的想像与现实中国的高度吻合，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还是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样的句子吧：
从来没有一个外族人能够深入了解黄种人的思维方式。他们思维的起点与终点都与我们不同，是一个和我们相反或颠倒的过程，我们无法追踪和理解……他们巨大的数量和相似性令人震惊，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与他的三万万同胞的相像是让人感到可怕的。在这个巨大的帝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每个人都发现他们拥有相同不变的生理和心理模式——相同的黄色皮肤、坚毅的性格和刺耳、机械的语言，相同的住房、坟墓和服装；相同的偏见、迷信和风俗；相同的自私的守旧性和对于过去、古老事物的盲目崇拜。这种单调乏味、前后一致和人物、事件都不断重复的生活，令人生厌，几乎使人感到怨恨。在他们占踞的土地上，从西伯利亚到交趾支那，无论在哪里，他们都留着卑贱的辫子，穿着毫无感觉的棉鞋；无论在哪里，这人类最低劣的种族都堕落到肮脏、混乱之中。他们颓废、没落、麻木不仁，甚至对财富的丧失也无动于衷；他们自负、自私、颓丧、懦弱和迷信，没有想象力、感情、骑士精神或幽默感；他们不会热心于任何斗争，包括那些能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甚至对于谁将统治他们或谁将篡夺君权也漠不关心。
这些句子是谁写出的呢？周宁说，是一个叫西德莫尔（Eliza
R。Scidmore）的美国佬写的。但我觉得这些话怎么看都像是我自己写的，至少是我很想写的。周宁说，西德莫尔说这些话带有种族偏见。有没有呢？有。但他讲的是不是事实呢？是，至少在我看来是。
还是让我来讲一个故事吧。
1995年夏天，我陪同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Anne
Curien）一家到贵州黔东南农村采风。我们从贵阳出发，乘火车前往凯里。那天早上，火车站人山人海，排队买票的长龙已延伸到售票厅之外，但我们要乘坐的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安妮问，怎么办？我说，有两个办法，第一，我们按规矩排队，但这样一来我们大概要到中午才有可能买到票；第二，我们多花点钱，叫票贩子买票，我们马上就能走。这时候，安妮就开始向我发问了，此后这路上她的问题一直不断，而她提的每一个问题都让我很难回答并使我心情烦躁。她问：你说大概要到中午才有可能买到票是什么意思？我说意思就是有可能排到中午也买不到票。她问为什么？我说到中午就不一定有车了，没有车的话，他们就不卖票了；就算还有车，你看这么多人排队，大半天不移动一下，到中午很可能排不到窗口位置。安妮说，他们为什么不首先销售马上要走的列车的车票呢？这个问题就使我为难了，我一下子不知道从何说起。她又问，为什么排队的人们移动得那么慢？我说，你看，前面那些都是票贩子，他们不停地插到队伍的前面去帮后来的人买票，前面的人反而买不到票了。安妮问，为什么那些票贩子可以到前面去买票？他们有特权吗？这问题使我犯难了。安妮又问，他们跟里面卖票的人认识，对吗？我说对，是这样。安妮又问：政府不管理他们吗？我又哑口了。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她的问题，说政府管吧，但现实状况在这儿明摆着，说不管吧，好像政府又经常说在抓这些事。安妮突然自作聪明地得出答案说，噢，我明白了，他们是铁老大，政府管不着。我想想，的确有那么点意思，于是我们都笑了。
但笑归笑，笑过了，我们还得落实买票的事。离火车开车的时间越来越近，我怕耽误大伙，就当机立断叫一个票贩子帮我们买票，票贩子立马就从窗口帮我们买到了票，这卖票的窗口就好像是专门为他开设的一样。票买到了。当然，我们每张票都得多付十元手续费。安妮对多付这十元钱很不高兴，尽管她月薪一万法郎，比我每月九十七元人民币的工资不知高出多少倍，她觉得票贩子挣的这笔钱来得太容易，太没道理，太不合法。
好了，现在我们把票买到了。我正准备带着安妮一家往候车室走去，这时走来一位穿铁路制服的女同志，对安妮说，喂，外国人到这边候车，对，楼上，二楼。安妮调头往回走，我就有些傻了，我从没陪同过外国人出差，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跟安妮他们一道去外国人的候车区，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跟上了安妮。幸好，到了二楼，我没有被格外盘问，而宽敞、洁净的外国人候车室让我羡慕不已，因为我长这么大，坐火车无数次，还从来没有坐过不挤的火车，也从来没有享受过像这样格外的待遇。我当时真恨自己没有马上长出蓝眼睛和黄头发来。但是安妮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她一家人都是一副不在乎无所谓很平常的样子。
接下来，广播响了，内容是通知旅客做好进站的准备，尽管隔得很远，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