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隔三差五地来吃一碗馄饨。
生意就是这样地经营。下乡二十年，乡土社会养成的操行，即所谓的传统美德，还常常使她将卖不掉的馄饨，煮熟端送给房东的孩子，偶尔也把从乡下逃难的叫花子，唤进店里吃上一碗。这样经营下来一个来月，坐下精打细算，统共赚了十七块三毛钱。
从煤厂退休的父亲说：
“不行的，水费电费都还没交。”
她说：
“可以。至少顾住了我的嘴，我自己养活了我自己。”
第二个月，从四九年解放成立的红旗蜂窝煤厂终于倒闭，工人们痛哭流涕，将蜂窝煤机和传送机砸成了碎铁。这家工厂，历经四十余年的动荡盛衰，不得不永久地锁上大门。街道的居民们，各家都用上了煤气管道，连煤厂小山似的焦碳碎煤都懒得去偷挖一锨。昔日的厂房，成了涌进都市的乡下过剩劳动力的宿处，车间也被鞋厂的剩余产品无端占用，做了仓库。孩子们可以大胆地将墙推倒，拆碎机器到废品收购公司去销售。不消说，经过一个雨季，杂草横生，连小青蛇也在那儿爬来爬去。终于是成了废墟。梅的馄饨馆，也因此有了废的侵蚀，月底盘算，也许能赚上几块，也许就压根儿赔了进去。还有那些月息房租、月税、卫生费、水费、电费、煤气费。紧随季节的更替，又不能不买替换的衣服。现时国家的情势今非昔比。然而那时，曾有一个时期，国库支出缺少节制，以致财政发生极大困难。虽然政府各部门都高叫紧缩，连国防费都极度削减，经济界是随着口号普遍趋于萧条，然而物价，却是极度不稳，日常用品、副食品一律超过当时政府的最高限价。回想起来，连梅自己都不十分明白，是如何从那时挣扎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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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五彩的繁闹，决不因有几家商户关门而微弱丝毫。星光商场的有奖销售，今日到了开奖的日子，那些朝思暮想飞黄腾达的一般市民，连买一根针钱也甘愿跑一段路程，到星光商场购买。那里的奖品大，是一台日本丰田轿车和五十万元人民币奖金。而买五十元的东西，就可得一张彩色奖券；加之开奖周期短，每半年都有一名顾客高举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在锣鼓声中将小车开走，想想是自有不言而喻的巨大诱惑。电视台曾经播放了一个顾客五十一元钱买了一件衬衫，开奖时满面红光地开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的镜头。这样，顾客便像潮水样一泻千里地涌往星光商场，连那些外地出差人员，也要绕道郑州，到星光商场替单位花一笔大的开支，买些有用无用的东西。捱到开奖时候，一方面注意报纸和电视台的中奖号码，另一方面，利用公家的程控电话，从外地直拨到郑州，询问自己是否中奖。可是，第一次中奖开走车的是老板的小舅子，第三次中奖开走车的是老板的亲侄儿，这一层关系的玄妙，却几乎无人知道。果然是他们有幸中奖，还是明明暗暗的手脚，却一向无人过问。总之，开奖是在国家公证机关和警察的严格监督之下进行，其督察的庞大阵势不容顾客对它严肃性有丝毫怀疑。梅知道这些情况，是在公商、税务、公安、公证等政府下设机构的一次经济联合协商会间盗听的。会址在哪不详，会后在亚细亚酒楼的包间会餐，有位公务员酒后失口，说了这么几句。梅去感谢这些至关重要的客人光顾，朝每人送一包中美合资的中美牌走俏香烟，听到此话，顿感愕然。看看这些经济协商会的与会人员，对同事的失言，并不如何吃惊，只是指着对方的鼻尖说，这家伙酒喝多了，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了。于是，梅也渐渐释然。细想都市的事情，哪能像乡村那样纯净。繁荣经济，自然避不开尔虞我诈。只不过每一次看见顾客潮涌到星光商场，有鱼刺鲠喉之感罢了，为那些顾客的傻果而叹息。仔细盘算，星光商场的物价，普遍高出市面价格，即便每样巨奖都真正落入顾客手中，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已。
眼下，有大批顾客匆匆脚步，手里捏着百分之百不能中奖的奖券，正从梅的身边走过，朝着星光商场流动，脚步声如无数信徒，走在朝圣的金光大道上。其实，亚细亚大街的崛起，有它千姿百态的原因，而星光商场老板的发迹。就是最能明鉴的例证。
那老板姓唐，叫唐纳，俗名豹子，其人也是一个过午的年龄。只不过是个男人，这岁数才刚到与事业鼎盛相符的时候。与梅之间，彼此曾有过合作，二人相辅相成，才有共同的今日。说起来，是一个阴雨的下午，都市被雨水洗得五脏滴水。那时候的亚细亚大街，还叫二拐子胡同。红旗蜂窝煤厂已倒闭多日，豹子就是睡在厂房的过剩劳动力的其中一个，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在饿极的情况下，也会来梅的馄饨馆买上一碗。雨水在胡同中哗哗流淌，飘零的黄槐叶，船样在水面上轻浮。整个胡同，是粘稠的腐气，扯扯挂挂，在各房户的门前散发。他来了，在馆子门口跺跺脚上的雨水，将烂伞收起靠在门后，然后便坐在一张桌边。梅正在灭火，准备关门。她说我要关门了，没有馄饨。他说我不吃馄饨，来随便坐坐。她又说我要关门了。他便极识趣相地拿起雨伞，走至门口又猛地扭回头来。
“你这样经营是不会赚的。”
“能自己养活自己也就行了。”“你要再卖烧饼或油条，那就准赚。”
“我不会烙烧饼，也不会炸油条。”
唐豹重又把伞放在地上，铿铿锵锵地说出两个字：我会！然后他盯着梅的脸，说我在这注意了多日，胡同里的住户很少来你的馆子，你要一边卖馄饨，一边卖油条，让他们有喝有吃，早上不要烧饭。在你这儿能吃饱肚子，他们就都来了。鞋厂的工人，自然也不要上班时夹个饭盒。那当儿，你生意由小到大，可以在这开个餐厅，卖酒和炒菜。接着开个酒楼，雇些人来，自己就什么也不消干了。
雨是越下越大，晶亮的白色雨点，刷刷刷地洗着城市的污垢。下水道已经堵塞，大街小巷都是黑色的水流。从城郊扑进来的西风，将嫩绿的树枝扭结在一块，在空中抽来抽去。仲春不该有的寒气，漫步在都市的任何角落。唐豹显然有些冷，脸上冰着一层浅青。非乡村也非城镇的衣着打扮，使他成为一个标准的城市闲人，是劳动力市场上那种不受欢迎的陈旧商品。说到有朝一日的发迹，梅并不是没有思想，既然返城在全国知青返城工作基本结束的一九九二年，连政府的返城知青安置办公室这一机构，都早已撤销做古，找不到工作和没人过问，也自在意料的情理之中。更何况被国外誉为铁腕人物的邓小平，在世界政治风云中金鸡独立，于那年初到深圳、珠海等地南巡，有过一番惊地动天的讲话，国家又有了一个大搞经济的新浪潮。在九七年的报纸上，你去寻找第二个改革开放高潮这一经济术语，即起源于那时的国家形势。所以，那时梅既已无奈地加入个体商户的行列，说没有想过一夜之间的暴发，也就委实虚假，更况且她本就是为此才和丈夫离婚，从豫西伏牛山区的张家营子，返归城里。她望着面前的唐豹，直觉到他既非乡村那种厚道农民，也非城里四处流窜的浪子，脸上写了浅谈的思索，说，你坐吧，坐下慢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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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把唐豹留下炸油条，使馄饨馆子成龙配套，让一般生活水平的居民和工人感到值得光顾，三个月的光阴已经流失。明知唐豹的话言之有理，又迟迟不肯如此，是因为自己毕竟置独身女人的行列，而唐豹又是单身男人，来路不明，连八九年全国户籍普查发放的塑料身份证卡都没有，更加上彼此年龄相当，不消说多有不便，流言蜚语自然是八月雨水，有阴天必然有泛滥。可是，到了初夏，父亲病了，住进区人民医院。当年公费医疗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被砸三铁的锤子敲得叮当粉碎，出院时还不清几百元的账目，回到家，税务员、卫生监督员又紧跟其后，将复写好的纳税单子撕下来，生硬地塞进手里，无奈何去找了做无线电生意的弟弟。弟弟虽然二十四英寸的东芝彩电没有犹豫就搬回家里，一万五千元的日本组合音响大约在买时，也难得眨一下眼皮，可到底血管里流淌的父亲的精血，已被时势所稀释。他说哎呀父亲病了，你看我也没顾上回去看上一眼，花了多少钱？姐你手头紧，我出三分之二，让你出三分之一罢了。这时候的弟媳从铺了地毯的客屋走出来，包斜一眼男人，说你以为咱姐欠你的几个奥钱？你以为咱姐来看咱是向你要钱的呵？姐的馄饨馆子开了一年啦，还真的来你手里借钱呀！到这儿，你也就不能不明白，民族的血缘在缺乏变动的乡间尚好，被一种公众道德所约束，时时放射一些传统美的光泽。而进入都市，尤其九十年代的都市，血缘已经被金灿灿的黄水稀释得分外寡淡，连亲情间脉管的流血都不一定再是红色。你我是否还有血缘关系，再也不能用传统的人和人的权力与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衡定。梅立在弟家暴富的门口，脸上润着粉淡的羞红，内心深藏了紫黑的恼怒，说我不是来要钱，只不过说一声爸病好了，你们不要萦记。就车转身子，回走了。
从朋友处借款，还了医院的账目，终于下决心，去将唐豹找进了馆子。
“你会做油条？”
“会的。”
“我要雇你你一月要多少钱？”
“不要多少，只要给我一碗饭吃，一个住处。”
当下就议定了，给他净盈的百分之十，晚上住在馆子，白天吃在馆子。
在胡同口贴了几张广告，在馆子门口的砖墙上，写下有馄饨油条几个红字。生意竟果然令人满意。油条开始略嫌僵硬，过后几日，唐豹的手艺差不多尽善尽美，拇指样一根油面，经他扯拉捏拽，在油锅几个翻身，红艳艳膨胀起来，仿佛孩子的胳膊，又棉花一样暄虚。价格也比别处便宜二分。终于满足了街道住户那白雾一样浓重的小市民心理。开始，仅是早上急于上班、上学的工人和学生来吃，多是一碗馄饨，两根油条，打发了匆匆的人生。后来，三口之家的小户，也干脆，早上一家人开到馆里来，吃完了上学的上学，工作的工作，交钱擦手，倒落一个白茫茫的干净。
生意就是从此大了起来。从早上七时，至上午九时，在馄饨馆子门口，实际上已经有了几年后亚细亚崛起的孕育。今天，梅走在人行道上，看着往星光商场涌流的顾客，隐隐感到唐豹的可怕，如白雾一样笼罩着她。有谁能够知道，这个省长、市长家常出常入，席上席下的新贵，曾几何时，也有过很长一段潦倒的时期。那时，他夜间睡在馆子的钢丝床上，身边就是炸油条的煤炉和案板，老鼠在他的床下，叽叽成一条怪叫的河流。不难想象，他睡醒时，背脊则准会为处境尴尬而透过一阵一阵的恶寒。黎明前的黑暗时候，他要起来和面热油，至夜间十二点后，才能收拾床铺，躺下歇息。月底了，只拿到馆子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十，有时一百，有时二百。春夏天早上凉爽，生意红火，他也有拿三百的时候。但他若拿到三百，而梅的净收入，已经猛增到三千以上。
梅决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女人。自馄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