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到深夜，自然少不了一场狂风暴雨的亲热。最后问他到底需要多少钱时，他说这哪能说得清楚，不说需要库存一些名贵商品，就是营业厅的柜台，现在除了一些朋友的字画，还有四分之三都还空着，要想开张，至少得把柜台摆满。于是，娅梅便说，我明天去给出纳交待一声，需要多少钱，你去她那取，再不够，让她去银行调款。这时候的亚细亚酒楼，也是家大业大，日进日出万元以上便属于生意萧条，遇到政府有大的会议在酒楼吃饭，一天营业额高达三万五万，也都显得十分平常。有了她的交待，男人去帐上取钱，自然是一路绿灯。有时候，人家压根不出面儿，只一个电话，出纳便从银行取出几万元存款现金，用皮兜装上送到康华公司里去。等终于到了公司又一个营业楼开张那天，娅梅去字号为京古斋的营业厅致喜，推开旋转彩灯的豪华门进去，顿时惊愕不已了。不说柜台里的字画、碑文帖、有关出版物及笔墨纸砚，各类齐全，就连南阳的高级玉器、洛阳的唐三彩、禹州钧瓷和景德镇的一些仿宫廷瓷器，都整整摆了两间屋子。标价最贵的一件青玉龙雕，价钱高达三万五千多元。从这个数目去看，进价少说也在一万五千元以上。当然，经商是本大利大，怕就怕小本买卖，赔不起也赚不起。无论价钱高低，是商品都有赚的可能。想不到的是，营业厅里，柜台外的地面是大理石地板，柜台内的，又铺了针织地毯，墙上贴了豪华壁纸不说，且还挂了一圈从日本进口的跳动壁灯。整个儿的气派，不要说顾客来这儿购买物品，就是随便走走，也是舒心得很。来恭贺开张的人非常之多，而又大都是本市的社会名流，省内的画家、书法家、作家、根雕家及硬笔书法协会的主席、豫剧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还有省委宣传部主抓文化的副部长、文化厅长等等，都到厅内致贺，都在门口的签到册上用毛笔签字。说起来，到这儿的倒数娅梅最为平民百姓了。男人已经十三天没有回家，也没有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这一会他立在门口，一一接待各位来宾，不停地握手，似乎和哪一位都十分熟悉。至此，娅梅终于明白自己委实是小看了自家的丈夫。如同把微服私访的君主，错当做了普通百姓。
实际上，这时候的娅梅，再也不是初回省会卖馄饨的摊主。亚细亚大酒楼的成功，增长了许多的人生阅历。对于这样的社会名流，她实在见了太多太多。在有些场合，说出他们的名字，动地摇山也都是可能的。然到了亚细亚酒楼，他们自己为拿不起一桌饭钱时候，那种窘像，娅梅是每月都要见到。所谓的作家、艺术家，实则是个徒有虚名的称谓罢了。经理、老板、董事长，才是这个社会的主人。作家、艺术家只是一个时代的点缀。任何人都不会在商品面前为他们的出现感到惊讶。使娅梅惊讶的是，丈夫貌不惊人，居然能在一年半年之内，办成一个康华公司，而且有这么大的经营气派。她不为他有这样胆略而自豪，而在忽然之间，依着一个历经挫折的女人的本能，她感到了亚细亚酒楼的动摇。她没有从男人面前过去，她从侧门走进营业厅，在人群中夹杂着浏览一遍，站到了玉器柜台前，向营业小姐问了几样玉器装饰品的价格，又问了这大厅一共投资多少金额，聘请她们每月给多少月薪，最后问她们是否吃住都在公司。营业小姐尽自己所知，一一作了回答。最后她问，你们经理还每夜住在京古斋看门吗？
现在回想起来，那位营业小姐的表情，半呆半愠，是一种浅白之色，很像突然有人无礼地砰砰敲门，打开一看，门前站的却是查户口的户籍警。她不说话，只是看着娅梅的一张平平静静的瘦脸，日日常常的装饰，那脸上分明写了你不该打听这些的愠怒。娅梅没有再说什么，依照经营上十分普遍的流行做法，取出五张一百元的大票，从玻璃柜台上推将过去，说我是你们经理的妻子，亚细亚酒楼的老板。听了这话，营业小姐脸上立刻白了一下，慌忙把钱收进口袋，动作之快，似乎不是为了那五百块的小费，而是怕有人看见她们这笔买卖。接下，营业小姐一手拿着一样玉器，很像在向顾客介绍商品，一面说她的经理同一位姑娘在豫苑大厦包了一个房间，十二楼，一二○四号房，电话号码是9194677。
娅梅问：“他说过他家里的事情没？”
小姐答：“谁都不知道他是结过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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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向儿子述说这些情况，是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天气冷到不能再冷。张家营人有一半人家，水缸都冻裂开了一条大缝。天元从学校回来，没有烧饭，独自在屋里坐了一阵，便上床围了被子。油灯光昏黄一片，在屋里是泥土的颜色。他一边依着床头，脚蹬着床头的黄黄取暖，一边望着脚头墙上自己的影子。那影子浅黑淡淡，一动不动，忧伤而又僵呆，倒很像了这些年他日子的一种写照。算起来也就几年时间，儿子死了，妻子返城去了。母亲因此一病再病，最终于那年春上告离人世。好端端一个三邻五村，人人称羡的家庭，在眨眼之间，便妻离子散，飘零凋散了。剩下他与老年的黄黄，相依为命地度日度月，也是一副衰败的图景，光景的苦难艰涩，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死的终归死了，去的终归去了，活的，终归还要在张家营活着。每逢这样寒冷的天气，他便随意给黄黄弄点吃食，自己饿着肚子，也懒得去生火烧饭，围着被子，望着影，想想流水岁月，飘零人生，也不失为是一种苦难的享受。待想到久时，母亲便会从那边回来给他一番安慰，甚或把儿子带回，让他望上一眼。那时，母亲总是说，猫儿，你再成个家吧，找个女人烧烧饭也好。娅梅她都结婚了。你不能老是想她。他用手摸着儿子的头。儿子的头发同离开这个世界时一样光滑油亮。他说：
“她不会的，她和别人过不好日子。”
母亲说我眼看着她和人家举行婚礼，那仪式和张家营子压根没有一样的地方，光山珍海味的酒宴都摆了五十四桌，亚细亚的酒楼不够，又包了一家叫白云宾馆的大厅。凡参加婚礼的人，每个人送了一个红包，最不济的，里边也包着二百块钱，每个红纸包上都写着他们的名字，包一千块钱的，少说也有三个五个。有个叫唐豹的人，红包里竟有五千块钱，听说那人是星光大商场老板，曾经喜欢过娅梅，可娅梅看不上他，找了这个有文化的人，算得上一个画家兼商人。其余别的，都是亚细亚大街的老板、经理、医生、董事和政府的工商、税务、银行、卫生、公安等部门掌事的人。人家说娅梅为这场婚礼花了一大笔钱，给每个男客点烟时，都送一个火机，每个火机都是三百块钱。给每个女客递的糖里，都有一个白珠子，还有……天元便不想再听下去，从床头取出那张《真正女强人》的报纸，读上，遍半遮，用被子蒙头睡了。他睡了，母亲便坐在他的床边，唠唠叨叨，喋喋不休，千遍万遍地求他再找一个女人，不要为娅梅死心眼儿。这种劝告几乎日日都有，只要他到寂寞的时候，母亲便如期而至，来说一些娅梅新的情况，说一些他孤身一人的难处。总之，都是为了劝他结婚，直弄到满山遍野都是母亲的影子，满山遍野都是母亲的劝诫，天元也就终于打算，再组织一个新的家庭。说到底，后半世还人生漫漫，心也不能总是挂着离去的娅梅。
母亲托了村长给天元张罗媳妇。比起来，张家营人当数村长见多识广，接触人多。熟识的人中，又多是乡土社会里一些上层人物。那些一辈子在山梁上爬着种地的人，无论怎样，也进不了村长的亲戚朋友的人圈。在一次县里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村长认识了三十里外赵梁村的副村长。副村长是全县很有名望的基层干部，丈夫死了，留下一个女儿，小天元几岁。由于她是村长，又有名望，对再婚的事自然是很为挑剔，不说再找一个如前夫那样的刘城有权有势的干部，可也不能找一个地地道道，又不会做生意赚钱的农民。这样的条件，这样的环境，在乡村是十有八九要竹篮打水。到了村长向她介绍天元的情况时，她便欣然应诺。村长回来给天元说了，天元说让我想想。
“没什么好想”，村长说，“就这样定了。”
“我还没见到她的人样。”
“我替你见了你还不信我村长？”
“我总得摸摸她的脾气，能不能合来。”
“是个女人，哪有合不来的道理。”
“结婚过日子，这是大事。”
“我已经答应了，见了面你也不能不同意。”
“村长……”
“难道我村长还做不了这个主？”
这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事情，村长说一不二的态度，使你感到又亲近又无可选择。这当然不能说是包办，但是村长说定了也就只能定了。见面那天太阳很好，她扯着她四岁的女儿，在他家前后看了一遍，最后坐到屋里时候，脸上有一层红光，说我看你还是和我到赵梁教书吧，那边我家房子好，我又是副村长，说话办事都方便。她说村长有了不治之症，只要村长一死，我就当村长了。当了村长，我把赵梁小学的校长换下来，由你当校长，三朝两日，凭着我在县里的关系，给你转个正式教师不是问题。
他说：“你不想嫁到张家营来？”
她说：“张家营能让我当村长？”
他说：“难道非当村长不可？”
她说你这话成了笑话，能当村长我不当村长干啥儿。由此也就知道，尽管社会急剧变化，二十年前，南方人都把官的意思降得很低，以为钱才是时代的正宗。可在北方农村，村长这个政府最为基层的代理，却对人还有极大的引诱。不过，能当上村长，自然和经济的宽余总是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大凡说来，北方农村的村长家里，日子总比百姓家里好出许多。这一点天元也是知道。不过天元由于长期和娅梅生活形成的习惯，颇像一池有鱼有虾的清水，并不渴望那水中突然有龙腾起。或说，他怕把日子的平静清洁，搅得浑浑浊浊。副村长的女儿，说话、穿戴和所受教育，是同一般农民不同，天元见了，随即便生出一颗爱心。他摸着孩子的头说，你嫁过来，也到老君庙小学教书，我们过安安静静的日子，可以好好培养培养女儿，我不喜欢乡村干部终日风风火火，欺天霸地，像上一辈人说地主老财似的。
女人冷冷地笑笑，说：
“料不到，世界上真是什么人都有。你一个保姆样教学生娃儿的民办教师，竟还瞧不起我们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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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元和副村长的婚事，没有开始，也无所谓结束。然而仅此，也被村人放肆地嘲笑了一番。村长说天元原来是呆子，读书教书变得傻儿兮兮，压根儿不知道社会发展到了哪步田地，年轻轻的副村长他还不讨。他知道副村长那女人存了多少钱？买玉石做砖也能砌起三间楼房。于是感叹声、惋惜声嘘嘘一片，风起云涌了很长日子。在很长的日子里，张家营的村街上，汩汩流动的都是对天元的嘲笑声。男人们到责任田种地去了，或到刘城——那时候还是刘镇——做小本生意去了。女人带着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