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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连续统是科学家资格的尺度。它也有两个极端，从明显地是值得钦佩的科学家到同样明显地是不配称之为科学家的人。有一些人的地位是可以争辩的：有的人，他们的理论是否出于神志正常，尚在两可之间。有些人，在某一方面有资格可以称之为科学家，在其他方面则不然。有些人，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阶段可以称为科学家，其他时期则不然，等等。所有这一切，不能使我们无视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有一种自封的科学家，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被叫作偏执狂。所以称之为偏执狂，根据不在于他的观点新奇，也不是因为他的研究出于一种神经质的动机。根据就是用以估价理论的技术标准。如果一个人坚持提出一些观点，全都和一些有用的证据相左，而这些观点又不能为进行严肃的考虑提出一些合乎情理的根据，那么他的同事们就会理所当然地给他起个绰号，叫偏执狂。
偏执狂们在知识和智力两个方面，都是很不相同的。有的愚昧无知，几乎是文盲，他们的活动只是向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发“怪信”。有的则粗制滥造地写了一些小册子，通常由作者自费出版，书名老长，封面上印着作者的像片。还有一些人才华横溢，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他们所研究的那门科学，往往具有很深的造诣。他们的著作简直可以和那些真正立论精辟、有着真知灼见的文章鱼目混珠。但是，尽管有这些千差万别，绝大多数的伪科学家，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这些特点中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这些偏执狂们是在与他们的同行们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从事研究的。这不是指地域上的隔绝，而是指和本专业的研究工作者没有富有成效的接触。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隔绝并不一定是偏执狂的一种标志。科学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既没有科学期刊，也没有什么学会。同一领域的科研人员之间的互通讯息也是很困难的。更有甚者，社会往往要对这种通讯施加巨大的压力。在伽利略这个典型例子里，宗教法庭迫使他处于与人隔绝的状况，因为教会觉得，他的观点破坏了宗教信仰。甚至到了达尔文这么近的时代，宗教保守主义的压力仍然如是之大，以致达尔文及其为数不多的赞助者们，在反对那些比较受人尊敬的生物学家的意见时，几乎是处于孤立的地位。
今天，这种社会情况已不复存在。科学摆脱宗教控制的斗争，几乎已经取得彻底的胜利。教会团体仍然反对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某些理论，不过，这种反对已不再能支配科学团体或报章杂志了。每门科学都已建立了颇有成效的通讯网。检验新学说的广泛合作，在坚持不懈地进行。这种检验过程不受上级“正统做法”的控制。在这种现代的结构中，科学的进步依赖于不断的资料交流，因此，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要想闭门造车已不可能。
现代偏执狂硬说，这种闭门造车并非出于本愿。他声称，这是由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科学团体反对新思想的偏见。这种说法是冉荒谬不过的了。今天，科学杂志中充满着稀奇古怪的学说。成名的捷径往往是去推翻人们坚定不移的信念。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著作，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虽然这一成就最初遭到相当大的反对，但总起来说，这还不失为一种理智上的反对。除了屈指可数的例外，那些反对爱因斯坦的有声望的人们，谁也没有把他斥为想入非非的狂人。他们所以不贬斥他，是因为他多年来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辉煌的文章，并且被公认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在一个极其短暂的时期内，他的相对论几乎已赢得普遍的承认，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悄悄地发生了。
历史上也有不少新的科学见解遭遇到可悲的结果。当然，否认这些事例是愚蠢的。这些新见解没有得到公平陈述的机会，后来证明却是正确的。伪科学家总是不厌其烦地向读者提起这些事例。传统的心理学反对研究催眠现象（由于梅斯默既是一个偏执狂，又是一个江湖庸医，就更助长了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医学方面，巴斯德的灭菌说、麻醉剂的使用以及塞麦尔维斯博士坚决主张医生在接生前手应消毒等众所周知的事例，都说明一些学说曾经遇到过同行的强烈偏见。
也许，科学上顽固不化最为昭著的例子，莫过于十八世纪天文学家不肯相信陨石确实是从天空中落下来的。由于人们反对中世纪的种种迷信和荒诞不经的故事的情绪仍然如此强烈，因此每当陨石坠落，天文学家们就坚持认为这是从某处捡来的或是大风刮来的，要不就是那些声称亲眼目睹者在撒谎。甚至伟大的法国科学院也对这种民间传闻加以嘲笑，尽管它早先就已对流星现象作过一些研究。一直到1803年4月26日，有几千块小陨石坠落在法国的莱格尔镇，这些天文学家们才肯认真地对待这些坠落下来的石头。
还可以引用其他一些事例来说明科学上因循守旧的情况和各种偏执狂人物作出重大贡献的情况。患有精神病的德国内科医生罗伯特·迈耶发现能量守恒定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有时，一个与科学不沾边的门外汉，也会作出一些令人震惊的预见性的猜测，如斯威夫特对火星的预言（下文将论及），又如塞缪尔·约翰逊相信（在1781年，即细菌发现前约80多年的一封信中说）微生物是痢疾的起因。
但是，在把当代某些怪人的著作同常被一些奇文所乐道的这些从前的事例进行比较时，必须十分审慎。在医学方面，我们必须记住，医疗技术成为一门严格的学科，还是最近50年前后的事情。人们可以回想，医学在其初期总是和迷信搅在一起，难分难解，而且还可以找到无数的事例说明，一些科学家的见解当时虽不服众，后来却证明是正确的。其他科学部门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今天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科学家们的普遍心情，是渴望新的见解。在目前进行的探索癌症治疗的伟大工作中，人们总是千方百汁地在寻求各种治疗办法，不管这种疗法是多么古怪、如果说科学杂志错不该把一些有问题的论文发表了，那也不过是为了讨论和检验，希望从中发现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几年前，有人问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的一位学生，他们那天的讨论会开得如何。一家新闻杂志引用他的话说，“好极了！我们上个星期学到的有关物理学的一切全不对头了！”
诚然，人们到处都可能遇到反对新观点的无理偏见，特别是年岁比较大的科学家中更容易遇到这种情况。每个人都是如此，上了年纪就有一种固执己见的自然倾向。不能责备一位不自觉地反对某一理论的科学家，因为这种理论有时可能使他一生从事的研究成为泡影。即便是伟大的伽利略，在开普勒提出行星椭圆运动的理论已获得强有力的证明很久以后，还不承认这个理论。用艾尔弗雷德·诺伊斯的话来说，幸而总有一些“大踏步肯赴汤蹈火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充当科学革命的开路先锋。
还必须承认，在某些科学领域中，从经验中获得的资料仍然不能说明问题，某一种观点可能获得一批狂热的拥护者，而且变成为一种僵硬的教条。例如，对爱因斯坦学说的一些修正意见，有时就遇到这个学说当初曾经遇到过的类似的反对意见。而且，无疑地，读者至少熟悉一种人，他们把一种特殊的精神分析学当成为一种宗教；如果这种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原理受到对立的精神分析学的拥护者的质问时，他就会大发雷霆。
实际上，一定程度的教条，即顽固正统观念，对于科学的健康发展既是必要的，也是可取的。②它迫使科学家在他的学说能够被人们认真考虑之前，用一种新的观点去收集需要的证据。如果这种情况不存在，那么，科学就不得不去检验出现的每种新奇的思想，从而成为一堆乱麻。很明显，有所作为的科学家们还有许多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如果某人宣称月亮是用新鲜的乳酪做的，不可能指望专职天文学家会从天文望远镜上下来去写一篇详尽的反驳文章。劳伦斯·拉弗逊在一篇出色的文章《偏执狂与科学家》（《科学月报））1951年11月）中写道：“一部内容完备的物理学教科书，也只能给维利科大斯基一部分答案，因此，科学家不会认为值得在这件事上花费力气，这是不足为怪的。”
还是言归正传。现代的伪科学家，完全置身于那些紧密连成一体的渠道以外，而新的思想正是通过这些渠道得到介绍和评价的。伪科学家孤立地进行研究。他不把他的研究成果送给公认的杂志发表，或者，即使他送去，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会因极为充分的理由而被拒绝发表。在大多数情况下，偏执狂者不具有那种才情，去写一篇即便貌似重大成果的文章。结果，他发现投稿杂志不用；参加学会也吃闭门羹，而且，几乎遭到他那个领域里一切够格的科学家们的忽视。事实上，有名的科学家对这位偏执狂的存在几乎一无所知，除非他的著作通过非学术性的渠道广为传播，或者，这位科学家有专门收集偏执狂文献的癖好。因此，这种古怪的人物只好独自走一条孤单的道路。他对着自己创办的组织发表演说，为自己编辑的杂志撰稿，而且，直到最近只是由于他或他的追随者们筹足了自费印书的资金，才得以出书。
伪科学家的第二个特点，也是使他更加孤独的一个特点，就是妄想狂的倾向。③这是一种精神状态，引用一本最新的教科书的说法，就是“症状为慢性的、全身性的、逐渐发展的妄想，不具有幻觉，不时有轻微的恶化、减缓或复原的趋势。”精神病学者对于妄想狂的起因，说法很不一致。即便不是如此，讨论每个病例的起因也显然不属于本书的范围。不过，一个偏执狂者独自拼命地反对他那个领域里公认的权威时，必然陷入一种强烈的个人自大感，这是容易理解的。
如果自封的科学家象常见的那样，以强烈的宗教信仰为支持，他的妄想狂就会减轻到最低的程度。想用科学来支持宗教信仰的愿望，就会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动机。例如，我们研究一下现代反对进化论最激烈的人物乔治·麦克里迪·普赖斯就会明白，他那样虔诚地相信耶稣死后第七日复活的说法，足以说明他在地质学上何以有那些奇怪的观点。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事例中，妄想狂的因素几乎总是存在的。否则。伪科学家就不会有那么一股劲头，在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孤军奋战。如果这个偏执狂是假装的，只是为了赚钱，或是为了恶作剧，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那么，显然他就不会作出妄想狂的样子来。不过，这类例子是很少见的。
真正的假科学家的妄想狂倾向，大致有这样5种表现。
（l）他认为自己是个天才。
（2）他认为，他的同行们毫无例外是一些无知的傻瓜。除他以外，每个人都离开了正路。他常常骂他的对手愚蠢、不老实，或有其他卑鄙的动机。如果他们不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