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对战争的结果就会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在战争的绝对形态中，一切都是由必然的原因引起的，一切都会很快地交织在一起，不存在没有联系的、中性的空隙。在这种形态中，由于战争内部包含有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由于战争具有一系列相继进行的战斗构成的内在联系，由于每次胜利都有自己的顶点，总之，由于战争具有这些自然的关系，战争就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最后的结果。 在取得最。。 。 。 。后结果以前，一切都没有决定，作战双方既没有赢得任何东西，更没有损失任何东西。 必须在这里不断指出：一切取决于最后的结果。 根据这种看法，战争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每个部分（各个结果）只有同整体联系起来才有价值。１８１２年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及半个俄国，这种占领，也只有当它能促成拿破仑希望得到的和约时，对他说来才是有价值的。 但是，这种占领只构成他的战局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还缺少另一个部分，即粉碎俄国的军队。 假如他在取得其他成果的同时又实现了战局计划的另一部分，那么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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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媾和的目的就十分有把握了。 因为拿破仑先前忽视了计划的这个部分，后来就再也不能实现这一部分了，于是整个第一部分非但对他无益，反而对他有害了。认为战争中的各结果之间有联系的这种看法，可看作是一个方面的看法。 同这种看法相对立的还有另一个方面的看法，即认为战争就是由一些各自独立的结果构成的，这些结果就如赌博中的各自独立的“局”一样，前几局的输赢对今后的输赢并没有影响。 因此，在这里主要的只是这些结果的总和，且人们能够把每个单个的结果像筹码一样积存起来。正如从事物的性质上来看第一种看法是正确的一样，第二种看法从历史上来看是正确的。 不遇到什么困难就能获得一些微小的普通利益的情况是非常多的，战争的要素越缓和，此情况就越多。 可是，正如第一种看法在战争中完全适用的情况很少一样，第二种看法不需要第一种看法的补充就在战争中到处都适用的情况也很少。假如我们坚持上述看法中的第一种看法，那就应该承认，每一次战争从一开始就必须看作是一个整体，统帅向前迈出第一步时，就必须要明确一个目标，使一切行动都指向它。倘若我们赞成第二种看法，那我们就会去追求每一个次要的利益本身，而把其他一切留待以后解决。上述两种看法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全不适用的，因而，理论对它们都不能不加考虑。 但是，理论在运用它们时应该区别对待：第一种看法正是基本观点，到处都应以它为基础，而第二种看法仅是第一种看法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修正。腓特烈大帝在１７４２年、１７４４年、１７５７年和１７５８年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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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西亚与萨克森向奥地利发起新的进攻时，他明明知道，这些进攻不可能像进攻西里西亚和萨克森那样导致了长期的占领。 他当时所以发起新的进攻，并不是就想通过这一行动打垮奥地利，而是想达到一个次要的目的——赢得时间及力量。他追求这个次要目的是不至于冒国家存亡之险的。 然而，普鲁士在１８０６年，奥地利在１８０５年和１８０９年虽然确定的目标要小得很多，只是想把法国人赶过莱茵河，可是，只要它们没考虑从迈出第一步直到媾和的这段时间内在胜利或失败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它们就不大可能顺利地达到目标。 无论是要确定在不必冒险的情况下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还是要确定如何和在何处有可能阻止敌人取得胜利，考虑这些事件都是相当必要的。仔细研究历史可以看出这两种情况究竟有什么不同。 在十八世纪的西里西亚战争时期，战争还只是政府的事情，人民参加战争仅仅是被当作盲目的工具。 而十九世纪初，作战双方的人民已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了。 同腓特烈大帝相对峙的那些统帅，全是一些遵照命令行动的人物，正因为这样，小心谨慎就成为他们主要的特征，而奥地利与普鲁士的敌人，却简直可说就是战神本身。这些不同的情况不是应该引起完全不一样的考虑吗？
１８０５年、１８０６年和１８０９年的情况，不是应该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极端的不幸上，认为极端的不幸有可能发生甚至于非常可能发生吗？
因此，这些情况使人们确定的行动和计划，不是应该完全不等同于以占领几个要塞与不大的地区为目标的场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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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强国在准备战争时已完全感觉到政治气氛中孕育着大雷雨，但它们没有采取与此相应的行动和计划。 当然，它们也同样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们从历史中还不可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也正是１８０５年、１８０６年和１８０９年的战局以及以后的战局，才让我们容易得出具有破坏力的现代的绝对战争的概念。因此，理论要求：在每一次战争中，首先应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认识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假如根据这种概然性，战争的特点愈接近于绝对战争，战争的轮廓包括交战国的群众越广与把他们卷入旋涡越深，那么战争的每次事件之间就越有联系，在迈出第一步以前就越有必要先考虑好最后的一步。
二 关于战争目标的大小和使用力量的多寡
我们必须给予敌人的压力多大，这取决于我方与敌方政治要求的大小。 如果双方都已了解对方政治要求的大小，那么使用力量的尺度就会是相同的。 可是，双方政治要求的大小并不总是很明显的，这也许是双方使用的手段所以不同的第一个原因。各国的地位与情况不同，这也许是第二个原因。各国政府的意志力、特点和能力很少相同，这也许是第三个原因。上述三点让我们不能准确地估计会遇到多大的抵抗，因此不能准确地确定应该使用什么手段和可以提出什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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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战争中使用的力量不够，不但可能得不到什么成果，反而会遭到严重的损失，因此双方都力图在这方面胜过对方，于是就产生相互作用。这种互相作用可能使人们在使用力量方面趋向了极端（如果这个极端是可以确定的话）。这样一来，就会不考虑政治要求的大小，手段就会失去同目的的一切联系。 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大限度使用力量这个意图往往会因为自己内在关系的牵制而不能实现。 于是进行战争的人又回到折衷的道路上来，在行动时就或多或少地遵循这样的原则，就是只使用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需的力量以及确定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需的目标。 为了遵循这个原则，他必须放弃任何取得成果的绝对必然性，而不再去考虑那些遥远的可能性。在这里智力活动离开了严格的科学领域，即离开了逻辑学与数学的领域，而成为艺术，也就是成为一种能够通过迅速的判断从大量事物和关系中找出最重要和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来的能力。 这种迅速的判断显然正是或多或少不自觉地对各种因素及关系进行比较，这比进行严格的推论能够较迅速地抛开那些关系不十分密切和不重要的东西，能较迅速地找出关系最密切与最重要的东西。因此，为了明确进行战争要使多少手段，必须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必须考虑敌国和我国的力量和各种关系；必须考虑敌国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它们的能力，以及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同战争可能对它们发生的影响。 不难理解，考虑和比较这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是一道难题，只有天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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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眼力才能在其中迅速地找出正确的东西，仅仅靠呆板的研究是决不可能掌握这些复杂的事物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说得很对：这是一道就连牛顿那样的人也会被吓退的代数难题。若说在这里各种关系极为复杂和极为广泛，而且还缺少正确可靠的尺度，因而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么我们不能不看到，虽然这一问题无比的重要性并不会再增加问题的复。。 。杂性及困难程度，但却能增加解决这一问题的光荣。 危险与责任感对普通人来说，不但不能使他们精神的自由和活动得到增强，反而会受到减弱，可对有些人来说，却能使他们的判断更为迅速，更为准确，毫无疑问，我们说的这些人全是少有的伟大人物。因此，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也只有根据对各种关系的总的观察（包括了解当时的具体的特点）
，才能判断即将来临的战争、战争可以追求的目标与必要的手段。 其次，我们必须承认，此判断像在军事活动中的任何判断一样，决不大可能是纯客观的，它取决于君主、政治家与统帅的智力特点和感情特点（不论这些特点是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当我们观察时代及环境形成的各个国家的总情况时，问题就会具有一般的性质了，就比较适于进行抽象的研究了。在这里我们得概略地看一看历史。半开化的鞑靼人、古代共和国、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和商业城市、十八世纪的国王以及十九世纪的君主和人民，他们都有各自不相同的自己的战争方式，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各不相同，追求的目标也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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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部族经常寻找新的住地。 他们携带着妻儿老小全族出征，因而人数的众多是任何军队都比不上的。 他们的目标是令敌人屈服或赶走敌人。 倘若他们文明程度较高，他们用这种手段就可以很快地打垮自己面前所有的敌人。古代共和国的版图都很小，它们的军队特别小，因为它们把广大的群众——平民排除于军队之外。 这些国家的数量很多，彼此十分接近，以至于它们在自然形成的均势中总会遇到一些障碍，使他们不能采取大规模行动。 因此，它们的战争也只限于劫掠平原和占领少数城市，目的是在这些地方以后能保持一定的势力。罗马共和国例外，但是这也只是在它的晚期。 为了掠夺物资，为了与自己的邻国建立同盟，它曾长期地用少数的军队和邻国进行小规模的战争。 它逐渐地强大起来，但主要不是通过真正的征服，而是通过结盟，在同盟中邻近的各民族渐渐同它融为一体了。 只是在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力量扩展到整个下意大利以后，它才能真正开始进行征服活动。 迦太基灭亡了，西班牙与高卢被征服了，希腊屈服了，罗马的统治扩展到了亚洲和埃及。 在这个时期，它没有耗费太大的力量就维持了一支十分庞大的军队，这是因为它占有丰裕的财富。 这样一来，它与古代的共和国不同了，和自己过去的情况不同了。 它成了独一无二的强国。同样，就其方式来说亚历山大所进行的一些战争也是独一无二的。他用自己那支人数少、但以组织完备著称的军队，推翻了亚洲的一些国家的腐朽的建筑。 他毫无间歇和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辽阔的亚洲，一直到印度。 共和国是做不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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