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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各国人民来说，这种变化却起了良好的作用。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变化促使战争更纯粹是政府的事情，更同人民的关系疏远了。在此时期，一个国家假如是进攻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大多在于占领敌国的这个或那个地区；一个国家倘若是防御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就在于阻止敌人达到这个目的；而各个战局计划在于攻占敌人的这个或那个要塞，或阻止敌人攻占自己的要塞；只是当为了达到目的会战是不可避免的时候，才寻求和进行会战。 如果会战不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由于统帅求胜心切而寻求会战，那么，他就会被认作是卤莽的统帅。通常，一次战局只会进行一次围攻，最多进行两次围攻就结束了，而冬营已经被认为是必然的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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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冬营期间，一方的不利状态决不会成为另一方的有利条件，双方的相互接触几乎完全中断，所以说，冬营成了一次战局与另一次战局之间明显的边界。如果双方的力量过于均衡，或者进攻的一方显然是弱者，那么就连会战和围攻也不会发生，一次战局的全部活动于是就只限于保持某几个阵地与仓库或者按部就班地蚕食敌人的某些地区。只要战争到处是这样进行的，战争威力受到的自然限制始终是这样直接和明显，人们在上述状态中就不会发现矛盾，就会认为这一切都处于最正常的状态之中。 从十八世纪开始的对军事艺术的评论只注意到战争的个别问题，不大考虑战争的开始和结局。 于是便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关于伟大和完美的统帅的说法，甚至于连道恩元帅也似乎应该看作是伟大的统帅，尽管他的功绩主要是让腓特烈大帝完全达到了目的，而使玛利亚。 特利莎完全没达到目的。 在那个时候，只是间或出现过精辟的见解，出现过含有健全的理智的见解，认为如果拥有优势的兵力，就应该争取到某种积极的成果，否则，无论玩弄什么技巧都是没把仗打好。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情况就是这样。 奥地利和普鲁士试着运用它们的外交式的军事艺术进行战争。 不久，这种军事艺术就显得不够用了。 在当时，人们按照习惯的方式观察事物，将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大的军队上，可是，在１７９３年出现了一种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战争突然又成为人民的事情，而且成为全部都以国民自居的三千万人的事情。 我们不能在这里研究产生这种伟大现象的详细情况，只能探讨在这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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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决定意义的结论。 由于人民参加了战争，于是，不是政府和军队，而恰是全体人民以其固有的力量来决定问题了。 这时，能使用的手段和所能作出的努力已经没有一定的界限了，用来进行战争的力量再也遇不到任何阻力了，所以，对敌人来说危险也是最大的。假如说，在上述情况下整个革命战争还没有使人充分地感觉到它的威力，还没有使人完全认识它，就已经过去了，倘若说革命的将领们没有毫不停顿地向最后的目标前进，没有摧毁欧洲的专制王朝，若说德意志的军队间或能够进行胜利的抵抗和阻挡对方胜利的洪流，那么，这些情况实际上也只不过是法国人进行斗争的艺术不完善所造成的。 他们的这种不完善最初表现在普通的士兵身上，以后就表现在将军们身上，最后，在督政府时期表现在政府自己身上。当一切在拿破仑手中都趋于完善之后，这支依靠全体人民的力量的军队就信心百倍地踏遍欧洲，粉碎了一切抵抗，在任何旧式的军队前面从来没有产生过犹豫。 反抗的力量还是及时地苏醒了。 战争在西班牙，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在奥地利，１８０９年政府首先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努力，组织了预备队和后备军，结果便接近了预定的目标，做出的事情比这个国家以前认为能做到的事情还要多。１８１２年，俄国仿效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先例，这个国家幅员辽阔的条件使较迟的准备也能产生效果，而且还扩大了这种效果，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在德意志普鲁士首先奋起行动，把战争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在人口减少了一半与根本没有金钱与贷款的情况下使兵力比１８０６年增加了一倍。德意志的其余各邦也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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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效了普鲁士的先例。 奥地利所做的努力虽然比１８０９年小，可是也出动了无比巨大的兵力。 这样一来，如果把参加战争的和损失了的人员都计算在内，德意志与俄国在１８１３年及１８１４年两次战局中对法国作战大约使用了一百万人。作战的威力在这种情况下，也比以前提高了，虽然尚没有完全达到法军的水平（在某些方面，畏缩情绪还占主要地位）
，可是总的说来，战局已经不是按照旧的方式，而是按照新的方式进行了。 八个月后，战场已经从奥德河转移到塞纳河，骄傲的巴黎不得不第一次低下头来，可怕的拿破仑已被捆缚着倒在地上。战争自从拿破仑出现以后，首先在作战的一方，而后又在另一方变成全体人民的事情，于是战争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性质，或更正确地说，战争已十分接近其真正的性质，接近其绝对完善的形态。 战争中用的手段已没有明显的限制，这种限制已经消失在政府及其臣民的干劲和热情之中。 由于手段增多，能取得的成果的范围扩大，由于人们的激情极为强烈，作战的威力异乎寻常地提高了，打垮敌人便成为军事行动的目标了。 只有当敌人软弱无力地倒在地上时，人们才认为能停止行动，可以据目的进行谈判了。于是战争要素从一切因袭守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爆发出全部自然的力量。 这是因为各国人民参加了这一重大的国家事务。 而人民所以参加，一方面由于法国革命在各国内部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各国人民遭到了法国人的威胁。上述情况是否将永远存在呢？未来欧洲的一切战争是否将都是倾全国力量进行的，因而只是为了各国人民切身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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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益才进行的呢？
或者，政府是否又会逐渐脱离人民呢？
这是难以断定的，而且我们也不想武断地作出结论。只不过，对我们下面这样的说法人们是会同意的，那就是：只有当人们对着某种可能性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才存在上述那些限制，一旦这些限制被打破，就不易再恢复起来；至少，每当发生重大的利害关系时，双方的敌对情绪得用今天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就到此为止。 我们进行这种考察，并不是就想匆忙地为每个时代规定一些作战原则，而仅仅是想指出，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各有自己特有的限制条件和范围。 因此，虽然到处及时常有人企图根据哲学原理制定战争理论，每个时代仍然保留有自己的战争理论。 由此可见，在判断各个时代发生的事件时，必须考虑各个时代的特点，只有那些不在琐碎的细节上纠缠，而去洞察大事件，深入地了解每个时代的特点的人，才能对当时的统帅有正确的了解与评价。可是，受国家和军队的特殊条件限制的那些作战方法，还必然带有某种比较具有普遍性的东西，甚至带有某种完全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理论首先应该来研究的。最近，战争已经获得了绝对的形态，战争含有普遍适用的与必要的东西是最多的。 然而，正像战争一旦突破了限制就不可能重新被紧紧地束缚住一样，将来的战争恐怕也不会都具有这种规模巨大的特性。 因此，如果理论只是研究这种绝对战争，那么，它就会把战争性质由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的情况排斥在外，或把这些情况当作错误而加以责难。 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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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理论的目的，因为理论应是研究现实情况中的战争的学说，而不是研究想象中的战争的学说。 因此，理论在考察、区别与整理各种事物时，永远要考虑产生战争的情况的多样性，因此，它在确定战争的大致轮廓时，应考虑时代及当时情况的要求。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指出，进行战争的人提出的目标和拥有的手段，正是根据他所处的具体情况确定的，同时又会具有时代及一般情况的特性，最后，它们还要服从于从战争的。。 。 。 。 。 。 。 。性质中必然得出的一般的结论。。。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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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对战争目标的进一步探讨
——摧毁敌人——
战争目标，就其概念来说，永远应该是打垮敌人，这正是我们的论述所依据的基本观点。那么什么叫打垮敌人呢？为了打垮敌人，并不是需要占领敌国全部国土的。假如联军在１７９２年攻占了巴黎，对革命党的战争可能在当时就结束了，甚至根本就不需要先击败它的军队，因为这些军队还不能看成是起主要作用的力量。 与此相反，如果拿破仑在１８１４年还统率着大量的军队，联军即使攻克了巴黎，也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 可是，拿破仑的军队在当时已经绝大部分被消灭了，所以，在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５年占领了巴黎就决定了一切。如果拿破仑１８１２年能够在占领莫斯科以前或以后，像他在１８０５年粉碎奥地利军队和１８０６年粉碎普鲁士军队那样，完全粉碎卡卢加公路上的十二万俄军，那么，虽然还有大片俄国国土没有占领，他对俄国首都的占领就很可能会导致媾和。１８０５年，决定一切的是奥斯特里茨会战，在这次会战以前，虽然拿破仑占领了维也纳与奥地利三分之二的领土，可这并没有能迫使对方签订和约。可是，另一方面，在这次会战以后，尽管整个匈牙利的领土仍保持完整，也没能够阻止和约的缔结。 使俄军在这次会战中遭到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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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是极其必要的最后一击；亚历山大皇帝手边没有另外的军队，所以，和约的缔结是拿破仑这次会战胜利的必然结果。假如俄军已经在多瑙河畔同奥军会合，并与奥军一同遭到失败，那么，拿破仑也许根本不需要占领维也纳，于林次就能够签订和约了。在战史上也有一些占领了敌国全部国土还不足以去解决问题的情况，如１８０７年在普鲁士就是这样。 当时，法军在艾劳对普鲁士的盟军即俄军所取得的胜利是颇值得怀疑的，这一胜利对对方的打击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在弗里德兰所取得的毫无疑义的胜利却像一年以前在奥斯特里茨所取得的胜利一样，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这种结果也并不是由一般的原因决定的。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常常是一些当时不在现场就观察不到的具体的原因和许多永远都无人提及的精神方面的原因，甚至是些在历史中只被当作轶事趣闻加以记述的最细小的情节与偶然事件。在这里，理论所能指出的只是：重要的是密切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