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因为他会奉召去援救波希米亚,而瑞典王储则连继续留在马克的愿望也不会有。但是,奥地利如果在莱茵地区和在意大利同时对法国作战,那么,它要让在这个战区进攻的胜利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经常是很困难的。 这一方面也是因为瑞士和它的山岳把两个战区完全隔开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通往这两个战区的道路的方向是离心的。 相反,法国在一个战区的决定性胜利要同时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却比较容易,这是因为它在两个战区里的军队的进攻方向都向心地指向了奥地利王朝的重心维也纳。 而且可以说,通过意大利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莱茵战区的命运,比起通过莱茵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意大利战区的命运要容易一些,因为从意大利进行的打击主要是指向奥地利的中心,而从莱茵地区进行的打击主要是指向了奥地利的侧面。由此可以看出,敌人力量的分离和联系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因此,也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可以看清,这一战区的事件对另一战区有多大的影响,而后根据这一点才可以确定,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够把敌人力量的各个重心归结成一个重心。只有在一个例外的场合,即次要行动可以带来不寻常的。。 。 。利益的场合,才能不使用把一切力量指向敌人力量的重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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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原则。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有这样一个前提,即我们有决定性的优势,在进行次要行动时主要地点也不致会有过多的危险。当标洛将军在1814年向荷兰进军时,预先就可以看出,他率领的三万人不仅能够牵制同样多的法军,而且会给荷兰人和英国人提供机会,使他们那些本来根本不能发挥作用的军队能够参加作战。总之,拟订战争计划时应该遵循的第一个观点是,找出敌人力量的每个重心,并且尽可能把这些重心归结为一个重心。 第二个观点是,把用来进攻这一重心的兵力都集中使用在一次主要行动上。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有人会找出一些同我们上述观点相反的理由,作为分兵向前进的根据,这些原因是:(1)军队原来的配置位置,也就是参加进攻的国家的位置不适于集中兵力。若集中兵力要走弯路和浪费时间,而分兵前进并没有太大的危险,那么分兵前进是合理的。 因为,进行不必要的兵力集中会损失很多时间,因此会削弱第一次打击的锐气和速度,这是违反提出的第二个主要原则的。 在多多少少会有希望出敌不意地袭击敌人的一切场合,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而更值得考虑的是下面的情况:几个同时进攻的盟国的位置并不是在一条直线上,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前后重叠而是并列地面对着被攻击的国家。 譬如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国作战,两国的军队如果想集中起来从一个地点向前进,那就是浪费时间和力量的十分不合理的作法,因为要直捣法国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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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普鲁士人自然的前进方向是从下莱茵地区出发,奥地利人自然前进方向是从上莱茵地区出发。 在这种场合,想要集中兵力就不能不有所损失。 所以在具体情况下就要考虑,是否会有必要用这样的损失来换取兵力集中。(2)分兵前进可取得较大的成果。这里所说的分兵前进是向一个重心的分兵前进,因此这。。是朝向心地前进为前提的。 至于在平行线上或者离心线上的。。 。分兵前进则是属于次要行动的范畴,而这样的行动我们已经。。 。 。讲过了。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向心进攻都是容易取得较大的成果的,因为,如果向心进攻成功了,其结果就不是。。 。简单地打败了敌人,而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切断敌人军队的退路。 所以,向心进攻常常能取得较大的效果,可是这就要用分割的兵力在较大的战区内作战,因而是比较冒险的;向心形式同离心形式的关系正如同进攻与防御的关系一样,较弱的形式本身能带来较大的成果。所以,问题在于进攻者是否觉得自己强大得足以去追求着这个巨大的目标。腓特烈大帝1757年进攻波希米亚时,是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分兵前进的。他所以要这样做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他的军队在冬季就是这样配置的;假如把军队集中到一个地点再进攻,就不会收到出敌不意的效果。 第二、这种向心进攻能从侧面和背后威胁奥军两个战区中的任一战区。 这时,腓特烈大帝所冒的危险正是:他的两支军队中的一支军队可能被优势的敌军击溃。 奥地利人只要没凭借优势兵力击溃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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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军团中的一个,就只可能在中央接受会战,否则,他们就会有这一翼或那一翼被切断退路的危险,从而遭惨败;这正是腓特烈大帝希望在这次进攻中取得的最大的战果。 结果奥地利人选择了在中央接受会战的途径,但是他们配置军队的布拉格却处在包围攻击的威胁下。 奥地利人完全处在被动地位,因此这次包围攻击有时间充分地发挥效果。 奥地利人会战失败了,是一次真正的惨败,因为三分之二的军队连同他们的司令官都被围困在布拉格,不能不说这是惨败。腓特烈大帝在战局开始时所以能获得这样辉煌的战果,是因为他采取了向心进攻的大胆行动。 腓特烈大帝既然知道他自己的行动十分准确,他的将领十分努力,他的军队占有精神上的优势,而奥军却行动迟钝,这些足以保障他的计划获得成功,那么,他这样行动谁又能责难他呢!可是,若不考虑这里提到的精神因素,并把这种胜利完全归功于进攻的简单的几何形式,那也是不应该的。 我们只要能回忆一下拿破仑所进行的同样辉煌的1796年战局,就能明白这点了。在这次战局中,奥地利人因为向意大利进行了向心进攻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法国将军在1796年所拥有的手段,除了精神上的手段以外,在1757年奥地利统帅也是具备的,甚至还要多一些,因为奥军统帅当时的兵力不像拿破仑在1796年那样比敌人弱。 从这里可以看出,倘若我们向心地分兵前进使敌人有可能利用内线摆脱兵力较弱的不利,那么我们就不宜分兵向心地进攻,在军队的配置位置让我们不得不分兵向心进攻的场合,也只把这种进攻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我们如果根据这种看法来考察1814年制订的进攻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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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那么我们就决再不会同意这个计划了。当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原本集结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临近的一个地点上,正在指向法兰西王朝重心的自然的直线方向上。但是,为了要使一支军队从美因兹进入法国,另一支军队又通过瑞士进入法国,这些军队被分开了。 当时对方的兵力十分弱,根本不能防守自己的边界,因此这种向心前进如能够成功,全部利益也只是一支军队占领洛林和阿尔萨斯,另一支军队在同时还占领法兰斯孔太而已。 难道为了这点小利益就值得经过瑞士进军吗?当然,我们知道,决定了这次进军的还有另外一些同样是不正确的理由,而我们在这里只来谈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另一面,拿破仑是一位善于以防御来抵抗向心进攻的统帅(杰出的1796年战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即使对方的军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他的时候,在任何的场合也不得不承认他在精神上占有很大的优势。 他虽然来到夏龙自己的部队中已太晚了些,同时他对自己的敌人也过于轻视,但是他还是只差一点,就在两支敌军没有会合之前打败了它们。 在布里昂时,这两支军队到底有多大兵力呢?布留赫尔的六万五千人在这里只有二万七千人,主军的二十万人则只有十万人。对于拿破仑来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机会了。而在联军方面,也是从行动开始的那时刻起就感受到再没有比重新集中兵力更迫切的事情了。据以上的考察,我们认为,即使向心进攻本身是能取得较大成果的手段,也大多只能在军队原先就是分开配置的情况下采用它,为了进行向心进攻而令军队离开最短的及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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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前进方向,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才会是正确的。(3)战区的扩大可以作为分兵前进的一个理由。当一支进攻的军队从一地点前进而且顺利地深入敌国腹地时,它所能够控制的并不仅仅是在它经过的路线上的那些地区,它可以向两侧扩展一些,可是,究竟能扩展多少,这取决于敌人国内的紧密度和内聚力。 倘若敌人国内的团结不紧密,人民既脆弱又缺乏战争锻炼,那么,胜利的军队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在后面占领广阔的地区。 但是,敌国的人民如果既勇敢而又忠诚,那么,进攻的军队在自己后面所能控制的地区将多多少少接近了狭长的三角形。为了摆脱这种不利情况,进攻者就有必要把前进的正面扩大到一定的宽度。 如果敌军集中在一个地点,那么,进攻者只有在没有同敌军接触的时候才能够保持这个宽度,离敌军的配置地点越近,正面宽度就必须越小,这绝对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敌人自己如果也配置在一定的宽度上,那么,进攻的军队在同样宽的正面上前进就不能说是不合理的。 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一个战区或者几个毗邻的战区的问题。 很明显,这已属于我们所说的主要行动可以同时决定次要的地点的命运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永远只按这个观点行动吗?在主要地点。。对于次要地点的影响不十分大因而会产生危险时,我们能冒这种危险吗?战区它需要一定的宽度,这一点难不成不值得特别注意吗?
在这里也像在其他的地方一样,不可能把所有的行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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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都列举出来,可是我们坚信,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以外,主要地点的决战将会同时也决定次要地点的命运。 因此,很明显除了这样的例外情况以外,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根据这个原则行动。当拿破仑进入俄国时,他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西德维纳河上游的俄国军队更会因俄军主力被击败而败退。 因此他起初只命令乌迪诺军去对付这部分俄军,可是维特根施坦却转入进攻,拿破仑才不得不把第六军也派到那里去。相反,他为了对付巴格拉齐昂,却在一开始就派出了一部分军队,可是巴格拉齐昂因中央主力的退却而随之退却了,于是拿破仑又把派去的这部分军队调转了回来。 维特根施坦假如不是必须掩护第二首都的话,他也许也会随巴尔克来的退却而退却的。1805年拿破仑在乌耳姆的胜利和1809年在勒根斯堡的胜利分别都决定了意大利战区和提罗耳战区的命运,尽管意大利战区是一个相当遥远的独立的战区。1806年,拿破仑在耶纳与奥尔施塔特的胜利决定了威斯特伐里亚、黑森与在通往法兰克福的道路上的一切行动的命运。能对次要部分的抵抗起作用的情况有很多,可主要的是以下两种。第一种情况是:在幅员辽阔而且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中,譬如在俄国,主要地点上的决定性打击可推迟进行,因而不必急于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到主要地点去。第二种情况是:有些次要地点因为有许多要塞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