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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鹦鹉嘴者脑细胞组织储存的尽是声像的条件反射，这和人类所倡导的独立思维相去甚远。太多的人吃过祸从口出的亏，这种教训足以让一些人诚惶诚恐地管好自己的嘴，别人没做过的事莫做，别人没说过的话莫说，逢人遇事只当自己从着众人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充当传达者、跟呼口号者，只要道德犹在，精神与意志的沦丧算不了什么。这类人看似管好了自己的嘴，实质上只能算是一只比鹦鹉肥硕、却无观赏价值的无聊肉身。
别以为鹦鹉嘴不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就算你只会人云亦云，因为你没有分析能力，所传之语又均有“出处”（亦即出于他人之口），所以恰恰是有了你这种鹦鹉嘴，才会把一些本是“有聊”之事传成了无聊之事。有谚语说，“流言止于知（智）者”，意思就是说人是有脑子的，既然有脑子，就要用自己的脑子去了解事实真相，不要像鹦鹉那样，只会跟着别人说什么也说什么，否则，社会上就会四处布满流言蜚语。
以上诟病的鹦鹉嘴还是民众中的鹦鹉嘴，如果这种嘴作为一种病症，波及到一官半职或学者身上，并“落实”到他们的职业中，情况又会怎样呢？
我用一句话概括，叫“寡廉鲜耻”！
如今随着物欲的膨胀，追求金钱的单一性期待使越来越多的人在人际交往的素养上趋于蜕化之势。相反，那些本来有真才实学的智力者或有政治头脑的管理者的能力却开始萎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拿不出什么有创造性的东西，只会跟着所谓的经验随波逐流，光长一张鹦鹉嘴，人云亦云。在这种“大背景”下，大话、套话、官话之类不冒政治与经济风险的“学舌话”便成了各类团队各种会议的主流。会议结束，该混的还混，该歇的还歇，只要不涉及金钱、利益，大家相安无事！
这帮？着脸皮拿着“纳税人”的钱装模作样的学者或管理者，既无真知灼见，又无讲真话的胆量，在某些更高层的领导者眼里可能是“听话”的楷模，但就从他们光长一张鹦鹉嘴这一点来看，他们无疑只是不值国人期待的尸位素餐者。
人不思则无欲，不思而语则为退。鹦鹉嘴只作为人类语言的条件反射者与传导者，自然无自发性思考之理念，故当称最难管的十二大坏嘴之第二大坏嘴也！
举重若轻靠吹吃饭——牛皮嘴
明代《时尚笑谈》记述了这样一个段子：从前有个人进京出公差，嘱咐他的仆人说：“在路途中，在江湖热闹的地方，只要说到家中的事情，务必要向大处说。”仆人说：“晓得。”后与一人同行，那人指着水牛说：“好大的牛。”仆人说：“这有什么稀罕，还没有我家的狗大。”那人又指着高楼说：“好高的楼。”仆人说：“这有什么稀罕，我家的马房比它还高。”那人又指着船说：“好大的船。”仆人说：“这更没什么稀罕，我家主母的鞋比它还大些。”
这个段子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爱吹牛皮、说大话者，只能暴露出这个人的轻狂和虚伪。但凡牛皮嘴在吹大牛或说大话之前，绝对不会告诉别人——他自己将要准备“黄河边上吹羊皮，吹牛皮”；但他们未必能知道，每当他们话毕、并自以为得到某种精神上的满足的时候，跟随其后的有多少或明或暗的唏嘘？牛皮嘴更不会体验到，由于他们爱吹牛，爱说大话，因而他们在公众中的形象是多么的渺小。
透过现象看本质。别看爱吹牛的人把自己吹得无所不能，其实那都是为了掩盖他们既虚伪又自卑的心理。一个既虚伪又自卑的人在众人面前表现出来的行为大多是经过心理上自我扭曲的，更何况说话呢！牛皮嘴讨人嫌，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牛皮嘴下害了多少人，而是因为他们的人格分量在人们心目中太微不足道了。
牛皮嘴“满街倒”的最大原因是“吹牛不上税”。如果让吹牛者自己为吹牛皮“上税”，谁还敢恬不知耻地吹牛？殊不知“吹牛不上税”的结果是别人为吹牛者“上税”！
爱吹牛的人大多是把表现欲建立在未能知己知彼前提下“夸夸其谈”。举个最近的例子。2004年奥运会亚洲区足球预选赛，有人在赛前不能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就很善于不着边际地“吹牛”。在和马来西亚队交手之前，有人就在吹：这次一定要在马来西亚队身上捞足净胜球，赢他们五六个，然后以五连胜的成绩小组出线。
马来西亚队主教练赛前一脸谦恭，只说“我很尊敬中国队”。而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中，他却用“你们低估了马来西亚队，之前你们有人说要赢我们五六个球”将了中国国奥队一军。
如果说牛皮嘴在日常生活中被人视为举重若轻倒也罢了，问题是，一些管理部门的领导也普遍存在着华而不实的牛皮嘴。最严重的莫过于领导会议：一些领导利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各种会议，不办实事、只虚报成绩的现象也已司空见惯。诚然，一个领导干部，出于工作性质和工作岗位的原因比别人要多开一些会，这可以理解。可是，如果把自己弄得像“华威先生”一样天天忙于赶会，像美国“两安”一般只会虚报成绩，情况可就不妙了，因为如果领导也长了牛皮嘴，轻的不说，严重了，则要担当误国误民之罪责。
言而无实事则废。没有哪个人靠牛皮嘴能治天下。恰恰牛皮嘴难以根治，才会不断地害社会，因而当把牛皮嘴列为最难管的十二大坏嘴之第三大坏嘴也！
飞去来器以讹传讹——寡头嘴
所谓寡头，无源也。空穴来风，飞去来器，不负责任地说空话，无凭无据地传播谣言——这些都属于寡头嘴之列。
寡头嘴是滋生谣言的祸首。《吕氏春秋》有云：“夫传言不可以不察。”意思是很多谣言来自不负责任的传言。传言的“信息传导”方式，很多时候是根本经不起人们推敲的。传言变成谣言，是因为传言的制造者知道人们查核其是否“言实”，除天知地知惟有他们自己方知；如果有一天寡头嘴的谣言被人洞穿，那么他必将名誉扫地，同时也必须为此自食其果。
俗话说，无长久之计者非为人。谣言是短命的。姑且它能给造谣者的“一根舌头两片唇”换得一时之利，但为了长时间地置于众人视听之中，造谣者还有更多的恶事要去做；从长远看，谣言一旦在社会上成风成气，人人都对飞短流长乐此不疲，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四处充满欺骗与谎言，真正的人性化的东西得不到保护与弘扬，社会诚信也将会陷入恐慌之中！
一般而言，对于谣言中涉及的相关人，其反应大抵有两种：一是暴跳如雷竭力否认；一是为免费打了广告偷着乐。但谣言从来不看人的脸色行事。即便你对谣言恨之入骨，它仍然以街谈巷议的方式存在。鲁迅曾说：“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无疑，一个正常的人一旦被谣言击中，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文革”时期不正常的社会机制正是谣言四起的培养基因。在那个时期，用手杀人不得不被治罪，但用谣言杀人却往往可以逃脱罪责，由此造成了大批虽坐不端行不正、善于造谣者不受惩罚反倒成了“君子动嘴不动手”的宠儿——无论是为了扬名，还是为了打击政治见解上的对手，都可以通过造谣——这个卑劣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因此有不少正人君子经“造谣公司”百般折磨后含愤而终或含冤离世。时至如今，仅从浮面上看谣言虽为千夫所指，但因寡头嘴屡屡有以假乱真的历史根基，致使多数人在面对谣言时，仍会持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为的也仅仅是不让自己因谣言而吃亏。
有时候，只一个小小的玩笑，因为开得不是地方、不是时候，也会造成谣言的后果。举个例子，2002年10月8日，东航7419航班飞机停经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过站登机时，机上乘客赵某与空姐道了一句“戏言”：“我的行李包里有炸弹！”乘务员大惊，当即报告给机场。机场发出“暂停上客”的指令。机场公安人员火速登上飞机将称有炸弹的赵某押下飞机。随后，机场立即组织人员对飞机进行全面清舱，要求旅客全部下机重新安检，对每件货物和行李进行仔细安全检查。确认无安全隐患后，旅客才得以重新登机。此玩笑致使该航班延误1个多小时，6个航班受不同程度的延误。机场警方当即取消了赵某的乘机资格，并对其拘留15天，同时要求其赔偿航空公司部分损失。赵某本想从太原到昆明旅游，不曾想却因为没有管好自己的寡头嘴，乱放谣言以为玩笑，结果却为这张寡头嘴付出了代价。
如果说放谣言或传播谣言使得寡头嘴成为不受欢迎的人，那么，寡头嘴的另一种贻害方式——讲空话——就更让人们嗤之以鼻了。比如会议开多了，免不了培养出一些只说不干的懒汉，培养出一些纸上谈兵的“赵括”，甚至培养出一些无用的“会痴”。会议劳民伤财不说，光提领导在会上惯于用寡头嘴娓娓道来的放空炮，讲空话，然而布置的任务就是不予监督执行，会议更多的是发纪念品、组织旅游，这和国人诟病的“光说不练”还有什么两样？
寡头嘴既可以危言耸听，也可以当做放屁话，问题是，多数被掠为寡头嘴之语都有一定的隐蔽性欺骗。所以它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贻害都是无穷的，故应将其列为最难管的十二大坏嘴之第四大坏嘴也！
浮生于世俗处浮生——轻佻嘴
心不静，人不善，力不强，欲不洁，事不力，人不稳，只是光长一张爱表现的能言善侃之嘴，于是轻佻嘴便产生了。
轻佻嘴说到底就是运用哗众取宠的语言来赢取他人对自己的注意甚至好感。轻佻嘴并不追求语言表达的完美性与完整性，考虑的仅仅是怎样通过“说话”的形式，让“听话”者对他久久难以忘怀。为了提高语言的渲染力，他们看似所有时尚新语词的创造者，然而恰恰因为他们所谓的创造，使得很多原本规范的语言和非规范语言在人们心中出现了混淆。有很多被人认为的轻佻者朗朗上口的“酷语”就是在这种混淆中产生的。
轻佻嘴不但语言轻佻，为人处事的作风也很轻佻。作风轻佻就是不稳重，就容易失态，就会给社会带来污浊的空气。比如在互联网BBS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轻佻的语言粗俗化的缩略。像TMD（他妈的）、WBD（王八蛋）、GD（滚蛋）、NQS（你去死）、SB（傻×）、NB（牛×）等，虽未沦于垃圾嘴那般臭气冲天，但其格调之低下也由此可见一斑！有人在2002年曾通过雅虎一个网站的搜索引擎进行关键词搜索，发现包含“狗屁”字眼的中文网页居然达到1359个，你叫这个社会如何文明得起来？
网络语言的轻佻化愈演愈烈不说，平常的社交用语中也将如上之类的所谓“缩略”拿来使用，人就更轻佻了；而当某些轻佻的语言被传成社会上非约定俗成的认知，那么它将很可能导致群体性的文明堕落。有一位资深的语言学家说，语言的变异概括为历时空的、语言群体的和语言接触所引起的变异。除历时空之外，语言群体发生的变异有阶级的、阶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