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 第24节

　　　　隋唐皇朝发韧之际，各个方面都还是自535年至杨坚篡权时建立于长安的诸皇朝的继承者。其大部分政治体制在西魏与北周已经产生。最重要的一项是关于军队的建制，也就是“府兵”的设立。通常认为此举是550年宇文泰首创。虽然不只一次改朝换代，但从宇文泰时代至7世纪中叶，执政人员、政治观念以至社会都没有多大变化。589年中国的统一，被视为是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终结，虽然不无道理，但隋代、初唐与北方各朝廷尤其是与西魏及北周皇朝存在着明显的联系。

第四部分　11。交往、影响及对外关系（1）

　　　　总览华夏世界历史，汉人与文化及生活方式不同的外来居民交往不断获得充实丰富，这一点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草原环境、汉藏接壤区域以及华南地区的贡献至为重要。邻近文化的影响在各方面都反映出来：驾车方式、马鞍、马镫（5世纪）、桥梁、山路建筑方式、草药学与毒品学、航海术等。汉族吹奏乐器——笙，借自于热带居民，基本上是老挝的“khène”。稍后，至13世纪，南方省份的土著居民教会汉人种植棉花与从事棉织，此二者在元代广泛推广，棉织成为中国的大工业之一。连汉族的宗教传统也带上借鉴邻近居民的色彩：神话中的“瓠”犬，从原始卵生出，是一切人种的创造者。这一神话在战国与汉代之间进入汉族的民间传说，至今在华南与印支半岛许多部族中依然保留着。《楚辞》（公元前4—前3世纪）保存了萨满教传统的痕迹，此传统似乎并非源于汉族。上述几个事例足以表明，中国文明得其邻人之助，远方文明的贡献并非无足轻重。在这交往与借鉴的漫长历史中，中国的“中世纪”正是最丰富、最有成果的时期之一。

　　　　华南、东南亚、印度洋

　　　　华夏文化语言的居民深入位于长江流域以南的热带地区，似乎在南朝时期（六个朝代：吴、东晋、宋、齐、梁、陈）进展明显，虽则这段历史无法详述。3世纪吴与蜀汉、4世纪东晋都曾大力设法利用鲜为人知的地区的富源。这类地区位于吴、蜀领地南部，如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现今越南的北部与中部等。上述诸国缺乏劳力与士兵，便组织对土著居民的远征，并采取劫持手段。5世纪，宋皇朝曾对土著部族进行艰巨的战斗，还兼并其领地。

　　　　自4世纪起，华南与西南地区开始为更多人所了解。304年，出版了一部《南方草木状》，这是中国首批植物学著作之一，探索广西与交趾（越南红河流域）的树木、草类、水果及竹子。347年东晋占领四川后，常璩写下一部关于贵州、云南、四川及陕西南部地区的地理及历史著作，题为《华阳国志》。书中叙及上述各地区的动植物、产品与习俗。当时大部分地区还住着土著部族。

　　　　然而殖民活动与军事远征并不限于华南与越南，而是直达海外地区。吴国于3世纪已经拥有海军而且进击台湾（或是琉球群岛——夷洲岛）、海南（珠崖）、朝鲜南部的济州岛。吴国对南部海域抱有政治野心与商业野心，对东北海域怀有战略兴趣。约288年，吴国从海上遣使至湄公河三角洲的扶南国，来自印度洋与中东的外国人在该地频繁进出。朱应与康泰曾是出使古柬埔寨的使团的首领，在该处遇上库善印度皇朝的使者并留下了游记。朱氏写有《扶南异物志》，康氏撰下《吴时外国传》，此外，另有一部关于柬埔寨风俗的著作——《扶南土俗》。

　　　　4—6世纪长江流域与东南亚及印度洋的往来日益开展起来。宋、齐、梁均与林邑、扶南、爪哇岛、印度、锡兰发生联系。其中林邑是越南东南岸信奉印度教的国家，后来以“占城”的称谓而闻名。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之间，印度各王国及锡兰驻南京的使者数目不少。中国与东南亚及印度洋的这种关系发展有着十分广泛的背景，与海事大扩张的其他年代（11—13世纪、16—19世纪）相仿。南京各朝廷对海外各国的兴趣，与印度、伊朗的海事大发展，以及与中东、印度洋及东南亚的贸易潮流高涨，正好处于同一时代。因此下述现象不难说明：印度教逐渐进入印支半岛及大巽他各岛沿海平原地区；来自东南亚与印度洋的外国人进出于华南及长江流域各城市者愈来愈多，其中有：越南人、占城（林邑）人、柬埔寨人、僧迦罗人、南北印度人、东伊朗人。上述外国人，从南海而来，推动佛教进入华夏世界。

第四部分　12。交往、影响及对外关系（2）

　　　　3世纪时吴魏之争使中国东北地区具有新的重要意义。汉族扩张促成在南满与朝鲜建立中国移民地。自2世纪末起，辽东属国长史公孙氏利用黄巾起义与华北内战的混乱时机，在满洲南部建立起独立于汉皇朝的王国，其财源大体依靠畜牧业与马匹交易。231—238年间，曹魏消灭该国，随后进驻朝鲜，在朝鲜半岛西部地区设立乐浪与带方两郡。中国进驻朝鲜，大概维持至313年。

　　　　曹魏承继汉朝作为东北部的大国，也与各小国发生联系。汉朝时代，许多“倭人”（中国的称谓法）区域已习惯于向汉皇朝进贡。这些地区极可能位于九州北部，当地挖掘出许多汉代遗物。汉朝一皇帝赐给“倭奴王”的授印亦于1784年在此地区发现。该印章长时间以来被认为是伪托，但新近（1956年）在云南东部古滇国发现同类印章，自此才确认其为真品。3世纪时，对吴国作战的曹魏与日本各小国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史料曾提及238—247年间有四个日本使团驻魏，有两个魏国使团驻日本。考古发掘表明，这种交流从未中断，就日本所发现的大量魏朝时代的丝织品、金器、镜子便可证明。值得指出的是：四川作者陈寿（233—297年）撰写的《三国志》曾第一次描述经由对马岛与壹岐岛将朝鲜东南岸与日本群岛连接起来的通道。

　　　　自4世纪初起，由于西晋皇朝（265—316年）四分五裂，也由于朝鲜分成三国：高句丽在半岛之北，百济在西南，新罗在东南，因而中国北部与日本的关系日渐松弛。

　　　　吴国（222—280年）缺马而且谋求与公孙氏结盟以反对其北方强邻，于是多次从海上派使节至满洲。其中一个使团据称有8000人之多，分乘100艘大船前往。这很可能是一支远征军，去援助受曹魏攻击威胁的公孙氏。有一名东晋（都南京）的僧人据说于384年第一个将佛教引进到百济宫廷。最后，在5—6世纪时，日本各小国担心北魏盟友高句丽图谋半岛南部的两个朝鲜王国，便谋求与南京的皇朝结盟。由于有这种政治环境，当时日本与中国长江流域的关系愈加密切。

　　　　蒙古与中亚

　　　　草原文化对华北的影响十分巨大，可能比表面看来重要得多。自中国古代以来，向草原居民借鉴的事物就不少：骑兵的驯马技术、畜牧技术、长裤、马鞍、公元前4世纪至汉代套马胸带的发明、5世纪的马镫、5—9世纪的轭套。自汉代起，定居于华北的游牧居民汉化进程愈发加速，而相反的现象看来也不容忽视：从草原地区借鉴了尚武传统及若干制度。不过华夏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结合是以婉转方式进行的。事实上，自5世纪末北魏定都洛阳之时起，对于涉及统治阶层游牧出身之事便讳莫如深。写于551—554年的《魏书》便竭力将拓跋魏描述成典型的华夏皇朝。读《魏书》时，绝对想象不出这个王朝是由汉化不久的草原牧民建立的。自5世纪左右起，便明显趋向于取消政制上或习俗上举凡与华夏准则显得相左的事物。这种倾向导致将4—5世纪胡夷各国的独特时期融进各朝代史的连续单一的整体中。唐初（7世纪）执掌大权的混血贵族大体也保留着这种新贵的偏见，以自己目不识丁的牧民远祖为羞耻。他们的先人曾以畜牧与劫掠为生。因此7世纪编纂的《北史》无法使我们了解“五胡十六国”以及迁都于河南之前的拓跋魏究竟如何。唯有交叉核对，利用无意证据进行归纳推理才有可能对这段历史多少有所了解。

　　　　原籍满洲、蒙古、汉藏交界地区的居民落户于华北，其结果是改变了这个地区的种族成分，同时也引起意识与传统的变化。汉人与草原居民（或山民）通婚在平民阶层中从未间断，而自6世纪初起，在上层社会中也与日俱增，原因是北魏实行系统的汉化政策。通婚的结果便形成混血的贵族阶层。隋唐时代许多大家族，甚而6世纪前后乃至8世纪上半叶忠实支持皇权的家族，都有着源于突厥或鲜卑的姓氏，如：宇文、慕容、令狐、独孤、尉迟等。但是许多情况下倒是采用汉家姓氏借以隐藏胡籍。唐朝皇族本身，虽然采用汉姓“李”，但却是半突厥族者。

　　　　“华夏中世纪”处于中亚扩张的两大时期之间：一是汉代，自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2世纪中叶；另一是唐代，7—8世纪。但华夏世界与位于塔里木盆地及昆仑山下的绿洲地带的关系在两大征服时期当中从未间断过，当时中国军队已挺进至帕米尔，偶尔还直达外奥克散。曹魏皇朝曾竭力在这绿洲地带立足。3世纪末年，由于西晋的威望，中亚各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派遣不少使节至洛阳。27l年、273年、285年、287年，鄯善（今之卡克里克）、于阗、龟兹、焉耆、费尔干纳等送来贡物；268年、284年、285年、287年、289年，林邑（占城）、扶南（柬埔寨）遣使来朝。285年，中国使节被派至费尔干纳，给当地君主封“王”。4世纪时，定都于甘肃中部武威的前凉（316—376年）一直扩展至吐鲁番地区。前秦伟大君主苻坚于376年，尤其于384年经吕光将军远征之后，将自己的统治扩展至塔里木盆地。后凉（386—403年）的进攻一直推进至焉耆与龟兹。北凉（401—439年）被北魏兼并之时，掌权家族至吐鲁番寻求庇护之所并在当地建立了高昌新国。最后北魏于439—440年征服甘肃，其后便威震中亚，在大同接受了20余个绿洲国家的贡品。

第四部分　13。交往、影响及对外关系（3）

　　　　此外，4—6世纪建于南京的各朝廷也与中亚以及位于曹魏、北魏的东北面的各国（满洲、朝鲜、日本）发生联系，有人以为由于距离与天然阻隔而不可能这样做，但正恰恰相反。青海游牧民族吐谷浑人实际上做了长江流域各国与绿洲诸国的中介人。6世纪上半叶吐谷浑扩张至鄯善绿洲与且末（今之车尔城）之后，梁朝时代这种关系更为密切。553年西魏占领四川，关系遂告中断。

　　　　唐朝向中亚乃至伊朗接壤地区扩张并非突如其来的意外事，而相反，突厥初侵华北之时，其前一段时期，两方面已进行广泛的外交活动，一方是自535年起定都于长安的各皇朝，另一方是位于玉门关与敦煌以西的各地域。中亚各国以及萨珊波斯皇朝的众多使节驻在长安便足以证明这一点。

　　　　553年，白匈奴与波斯的使团。

　　　　558年，白匈奴与波斯的使团。

　　　　560年，龟兹国使团。

　　　　564年，康居（撒马尔罕地区）使团。

　　　　567年，布哈拉使团（阿姆河流域）。

　　　　574年，于阗国使团（进贡马匹）。

　　　　578年，波斯使团。

　　　　华南与长江流域各城市在六朝时代（222—589年）接待愈来愈多的来自东南亚与印度洋的外国人，同时华北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