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贵族从来没有不想用财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对财富的爱好，可以说是人类的最大激情，其他一切激情都以此为终点或与此交织。
如果爱财之心与争名争权之心集于一人之身，则很难辩别这是出于人之贪婪所造成的野心还是出于人之野心所促成的贪婪。英国就有这种情况。英国人希望发财之后获得荣誉，并认为荣誉是财富的标志。因此，人的精神完全被工商业抓住和吸引过去，工商业成了致富的最好捷径。
但是，我也认为这是一种例外的和暂时的现象，因为在财富只是贵族的标志的时候，只让富人掌握权力而权力的执行由其他一切人实施，那是极其困难的。
世袭的贵族制度和纯正的民主制度，是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情况的两个极端现象，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金钱贵族。
这个贵族的特点是：与世袭贵族接近，但同意给予少数公民以某些重大特权；主张实行民主制度，但要求人人都可以继承特权。这个阶级往往是世袭的贵族制度和纯正的民主制度之间的天然桥梁，而且人们很难说它是在结束贵族的等级制度还是已在开辟民主制度的新纪元。
（B） 第744页
我从我的旅行日记里找到下述几段记载。这些记载可使读者了解同意随夫前往荒凉地区定居的美国妇女经受了哪些考验。向读者介绍这几段记载，只是出于它们完全真实。
“……我们时常遇到一些新开垦的土地。所有这些新居民点都大同小异。我要描述我们今天晚上留宿的这个居民点，它给我留下使我想起其他一切居民点的印象。
“为了能在森林里找回自己的家畜，垦荒者们特意在家畜的脖子上拴上了小铃铛。我们离居民点还很远的时候，就已听到这种铃声。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听到森林里传来斧头伐木的声音。随着我们看到伐木的迹地，我们就知道这里有文明人在劳动。被砍掉的枝桠布满了道路；被火烧毁的残余树干或伐木留下的树墩，还立在我们所走的道路上。我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一片森林旁边，其中所有的树好象得了一场暴病而枯死了。时值盛夏，但这里却好象是严冬。我走进森林仔细观察这些树，这才发现树干上有一圈被刮光树皮的深痕。
树内汁液的循环被切断了，所以树很快就枯死了。我们由此才知道，实际上这是开垦者照例要做的第一件事。第一年，他们还不能将全部的树木都砍倒，使它们变为自己的新财产，而是要在留下的树木之间播种玉米。如果把树全都砍光，则作物将失去树荫的保护。走过这片作为文明在荒野中的起步的初具规模的田地，我们立刻看到田地主人的房舍。它位于一片比人们尚在滥伐的林地管理的好得多的田地中央。在滥伐的林地上，树木已被伐倒，但尚未归垛码起来，树墩还杂陈在昔日绿荫覆盖的土地上。在这片杂乱无章的荒地的周围，有的地方种有小麦，有的地方簇拥着初生的柞树；各种各样的多年生植物和野草混合在一片尚未被人驯服的半荒土地上，竞相生长。开垦者的房屋，或如当地人所称的“圆木小屋”（log house），就掩映在这片由各种植物组成的茂密的树荫中间。这座简陋的房屋也同它周围的田野一样，表明它是新造的，刚刚建成不久。据我目测，它长不过30英尺，高在15英尺以内。房层的四壁和顶盖，都是用未破开的原木构筑的，在缝隙之间填满碎干草，敷以泥土，用以防寒和防雨。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决定去找圆木小屋的主人借宿。
“一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几个在残败的小树林里滚地玩耍的小孩，马上爬起来，慌慌张张地跑向家门，好象害怕见生人似的。这时，两条尚有一半野性的大狗，竖着耳朵，伸长脖子，从狗舍里窜出来。它们一面跑，一面低声吠叫，前来保护它们的小主人。这家的主人出现在门前，他首先向我们扫了一眼，随后又仔细打算一番。他打手势，叫他的狗回狗舍去，并以自己的行动向狗表示，我们的光临并未引起他的惊恐或不安。
“我们走进圆木小屋。室内的陈设，跟欧洲农民的完全不同，摆着许多多余的东西，而必要的东西却很少。
“只有一个窗户挂着细布窗帘；在土坯砌成的壁炉炉台上放着一盏大灯，灯光照亮了全屋；在这个壁炉炉台的上方，吊着一支膛内有来福线的漂亮的火枪，一张麂皮，一串鹰的羽毛；在壁炉的右侧墙上，挂着一张美国地图，地图被风吹动得在墙上直晃荡；在地图下面，架着一个粗糙的木搁板，上面放着几本书；我走到架边一看，其中有一部《圣经》，弥尔顿的最初6篇长诗，莎士比亚的两个剧本；沿着墙放着几个木柜，而没有皮箱；在屋地中央，有一张做工很粗的桌子，桌子的四条腿是用刚刚砍伐的小树干做的，上面未剥掉的树皮还在发绿，好象是就地生长出来的；我看到桌子上面有一把英国制的灰色瓷茶壶，几把银制的匙子，几个已经有缺口的茶杯，还有几张报纸。
“这所房子的主人，颧骨很高，四肢修长，这表明他原来是新英格兰的居民。显而易见，他不是出生在我们同他相遇的这个荒凉地区的，因为他的举止就足以证明他早年是在知识界中度过的。他是一个活泼好动、有理想和敢于冒险的人，能够冷静处理专靠热情而发动起来的事物。他之所以要在这里体验一段时间野蛮生活，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改造荒野，使其大大开化。
“当这位开垦者看出我们想跨进他的房屋的门槛时，他走上前来同我们对话，并按他的习惯同我们握了握手，但他的脸上还是没有热烈的表情。他首先开口，打听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当他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后，他便默不作声了。我们猜想，他早就对世界发生的令人讨厌和使人目眩的事情反感，所以不想再问了。我们向他谈了我们的旅行目的，他向我们提供了我们所需的资料。接着，他又有些心不在焉了，但仍然诚恳地满足我们的需要。当我们看到他能如此热心待客时，为什么又感到他的好客又有些冷淡呢？这是因为他的待客好象是出于命运对他的痛苦安排，他认为这是他的现在地位赋予他的义务，而不是一项快事。
“在壁炉炉台的另一端，坐着一位妇女抱着一个小男孩在膝上摇晃。她只频频点头，而没有加入我们的谈话。象那位开垦者一样，这位妇女也正值壮丽的年华。她的举止表明她原来也很高雅，她的服饰说明她爱打扮的兴致并未稍减。但是，她的四肢已经不如昔日纤美，她的面容显得有些疲惫，她的眼光温和而又严肃。她的外表给人的整个印象，是她有一颗由于笃信宗教而产生的安身立命之心，一腔热烈而宁静的感情。我不知道是什么天生的泰然自若的毅力在使她正视生活中的一切艰难困苦，而又不害怕和不轻视它们。
“她的几个孩子围绕在她的身旁，身体健康，性格活泼，还很淘气。这些孩子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他们的母亲不时地向他们投以忧郁而又欣慰的目光。从孩子们如此年幼却很强壮来看，可以说她为抚育他们费尽了心血，并对为此付出的代价毫不惋惜。“移民们居住的房屋既无内室又无隔扇，全家都住在一个大统屋子里，夜间共同在里面安息。这所房屋自成一个小世界。它是漂浮在林海中的一叶文明方舟。在它四周一百步以外，就是无边无际的茂密森林，而且又开始没有人烟了。”
（C） 第746页
使人没有道德和不信宗教的，并不是身分的平等。但是，当人们变得没有道德和不信宗教，而人们又都是平等的时候，不道德和无信仰的行为就容易表现出来，因为人们之间已很少互相制约，社会上只剩下一个能够承担起维持治安之责的阶级。身分的平等并不使民情变坏，但有时听任其变坏表面化。
（D） 第769页
即使把所有什么也不想的人和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的人排除在外，你也会发现美国的绝大多数人似乎满意他们的现行制度；我也确实认为如此。我认为舆论的这种倾向是表明美国法制十分良好的标志，而不是它的证明。民族的自豪感，立法对某些激情、偶然事件、隐秘弊端的放纵，特别是可以封住反对派之口的多数的利益，可以长期给整个民族和每个公民造成一种错觉。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18世纪的英国。当时，这个民族非常喜欢自我吹捧，它的每个人民对自己都很满意，所以认为他们的制度样样都好，没有可以谴责之处，甚至觉得它的一些明显缺欠也是好的。但在今天，绝大多数英国人好象都认为他们的制度在许多地方是有缺欠的。究竟是上一世纪的英国人对呢，还是今天的英国人对呢？法国也是如此。诚然，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议会的多数曾热烈支持统治当时社会的政府，并认为那些说这个政府贬低了当时法国人人格的人是错误的。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有人认为当时的法国受到了奴役，但奴性思想并不一定存在。
当时的作家颂扬王权高于其他一切权力时表现出了一种真正的热情，但愚昧的农民在他们的茅屋里并未受到圣上的恩泽，在高喊“国王万岁！”
而死时亦未感到光荣。究竟是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人错了，还是我们今天的法国人错了？因此，不应当只根据舆论的倾向，而且还要根据最主要的动机和最普遍的经验去评定一个国家的法制，因为舆论的倾向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有所变化。
一个国家的人民对法制表示拥护只证明一件事，那就是他们希望不要很快就改变已定的法律。
（E） 第826页
我方才在这个注所在的章里只提到一种危险。现在，我想指出另一种非常罕见，但一经出现便将使人非常害怕的危险。
当平等使人们自然产生的爱好物质享受和舒适生活的心理侵蚀一个民主国家人民的精神并终于控制全国人民的精神时，这个国家的军队本身最后可能爱好和平，而反对本国基于自身的利益把它拖入战争。但处于这种舒适环境下的士兵，将会开始认识到，宁愿在和平的环境中一步一步地、顺顺利利地和毫不费力地晋升，也不肯以战场上的艰难险阻为代价去获得快速的晋升。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军队虽有武器但无士气，使用武器时也是消极的。与其说这种军队本身没有迎击敌人，不如说它在引狼入宝。
不要以为军队在这种和平气氛中会与革命绝缘。因为革命，尤其是军队发动的革命一般都非常迅速，而且经常要冒重大的危险，但不必付出艰苦的劳动。革命至少在消耗上能比战争更适合野心家的心愿，只冒生命的危险即可，而民主国家的人对于生命的重视不如对于舒适生活的重视。
害怕战争的军队是一个国家的自由和安宁的最大危险，因为这样的军队不想在战场上表现其伟大和力量时，便要到其他地方去表现伟大和力量了。因此，民主国家军队的官兵有可能不顾公民的利益而失去军人的情操，而军队则不再具有战斗力并不断发生哗变。
我在这里再重复一遍我在前面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