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的安逸会窒息人们对伟大思想的兴趣。他担心财富的积累会造成以金钱来衡量人的地位。
他也担心追求物质生活的安逸会扩大分工，以致使普通公民在安逸当中完全无法培养自己的能够以广阔而十分冷静的眼光评价生活，并且既能热爱丰富的精神生活又能使物质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的人格。
因此，我认为他终生如此热心寻求预防措施的性格就来源于此。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宁愿要一个代议制政府，而不愿意要一个独裁政府的原因，他认为代议制政府有可能不让“多数的暴政”施虐。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得不认为一个民主社会必须有宗教信仰来防止永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的原因。这也是他为什么确信分权十分重要的原因，因为分权是使国家的公共目的变成公民个人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的途径。他对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坚决拥护，是与他为分权进行的热烈辩护分不开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分权是公民的行动的保证，并为防止那种践踏人类尊严的独裁的官僚统治提供了手段。在美国，他赞美公民有自信心，有安全感，有创造成就的热情。美国人不承认地位低下是命中注定的。他们既强烈反对人们轻视自力谋生，又强烈反对人们依靠与职务不相干的出身和财势去发号施令。他也赞赏美国人在社会阶梯上能上能下的气质，自由发表意见的勇气，以实践为基础的习惯，拒不作传统的俘虏的决心。不过，他承认这一切收获也使他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普选的当选人，比如象美国总统这样的重要人物，也不敢挫伤普通人的意见。集中精力追求财富，不仅使最有能力的人自外于政界，而且也缩小和贬低了野心的标的。物质方面的成就可能使人逐渐降低所追求的目标，高瞻远瞩的人也必须迁就群众的习惯。美国人的水平是比较高的，但在群山之中高峰并不太多。美国人是一个讲求实际的民族，不大善于思考。他们凡事考虑眼前的利益，而不大追求长远的利益。他们所重视的，是够得到、摸得着、切实存在并能用金钱估价的东西。此外，他们追求安逸舒适的热情，或许会使他们遭到金钱制造工业贵族的危险。
这种贵族虽然非常强大，但责任感比较小。这种贵族一旦出现，它的法律的严酷程度将是无法忍受的。这种危险很可能导致激烈的内战，其规模将比希腊和罗马的最惨悲剧还要大，直到有一个新凯撒出来扼杀自由的理想为止。
在过了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再回顾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时，很难对这位哲学家的直观推理才能作过高的评价。
如果想到托克维尔毫不理解杰克逊改革的意义，想到他一点也不知道政党的重要性，尤其是想到他很少或根本没有考虑到工业生产的剧增的意义及其使初兴的美国就不断出现大城市的效果，这样来评论他就显得更为合适了。其实，说他所描绘的美国甚至在他写书的时候就正在消失，而为他提供主要材料的人不是大部分也是小部分在当时就已批评或十分怀疑他所坚持的论点，也不算夸大其词。为他提供材料的人，无论是贾雷德·斯帕克斯还是斯托里，无论是约翰·斯潘塞还是爱德华·埃弗雷特，都很少有平均主义的民主观点。对于高傲、性格严肃而有点忧郁、生性热情、怀有雄心壮志的托克维尔来说，不但能战胜他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的影响，而且能以充满想象力的冷静头脑去观察这个他不大同情并不抱太大希望的社会演进，真是难能可贵。很有可能象皮尔逊所说的，托克维尔从观察到得出结论所走过的道路，只有一小段是建筑在科学方法上的。毫无疑问，大部分结论是深思熟虑的直观的结果，但这种直观的魅力却使《论美国的民主》进入19世纪最著名的社会学成就之林。
当然不要忘记，尽管托克维尔有突出的创造性，但他仍然没有超出19世纪法国社会哲学的主要传统。这个传统并不单纯。正如圣伯夫很久以前所指出的，它在每个时代的浪漫主义运动中都有其流派。这位大评论家暗示说，托克维尔是“一个研究世纪病，即维持病或勒内病的青年人”。虽然在治学方法上他属于基佐学派，但他又时时注意，决不把所遇到的问题研究到他要与自己的过去完全决裂的地步。他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但又无意解决问题所包括的一切难点。特别是在问题涉及到所有制在美国所占的地位时，情况更是如此。对于他为宗教势力与金钱势力和解所做的努力，几乎也可以这样说。尽管托克维尔竭力表示他唯理是从和决不自弃，但他从来没有完全承认自己为使他明知行将寿终正寝的旧秩序与他认为正在上升的新秩序和解所做的努力彻底失败。他看不起由于贪图权势而容易变为资产阶级君主国的新金融寡头政治的工具的梯也尔之流的人物，但他并没有设法认识，更没有比较认真地去理解被这个金融寡头政治的金钱压榨得喘不过来气的法国人民的事业。1841年托克维尔在写给穆勒的一封专谈这个问题的信中说过，他希望资产阶级的法国变得伟大；但他又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即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所作所为根本不能保持他所要求的伟大。他相当清楚地看到，基佐时代人民的贫困和制度的腐败必将引起革命。他十分明确地指出，人民知道他们的政府是不值得信任的；但在当时的法国，却很少有人能象他那样迅速而清楚地看到，当统治阶级把自己的财富和幸福建筑在工人受压迫和受贫困的基础之上时，没有良心的金融寡头政治固有的危险就要表现出来，而社会也要为此长期付出代价。
圣伯夫有一段生动的描写谈到这个情况。他写道：“在这里，我们请来一位优秀、高尚和宽宏的人，并向他说：再也没有比胃更值得尊重的东西了，而呼喊的声音再高也高不过贫苦的声音，大多数人的揭竿而起并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活命和生存。当前的问题就在这里，对于看来不太高贵和不太适于在政党里混事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是重大的和神圣的事业了。”
圣伯夫又进一步拿1847年的托克维尔的洞察力与其鲁东的洞察力对比。他说普鲁东是“纯无产者”，尝过贫困的痛苦，毫无托克维尔那样的优越条件。圣伯夫说得非常正确，托克维尔之接受民主是“理性与必然的结合，而决不是理性与爱好的结合”。在托克维尔求助宗教来号召人们追求精神方面的东西的时候，那也主要是出于他对作为民主根源的平等的担心，而不是因为他相信宗教能够激发。
群众。他指望教会发挥使自由免遭平等所带来的危险的作用。
正如他在1852年向蒙坦朗贝尔所说的，但愿他所希望的“有节制和合法的”自由能使人民各得其所。我们还必须指出，托克维尔虽然非常讨厌路易·波拿巴的政变，但对卡芬雅克破坏群众举行二月革命的理想的残酷手段却毫无反感。
上述的一切并不等于说，托克维尔只是隐隐约约地看到了没有伟大理想、从而没有形成伟大政治动力的社会的资产阶级的狭隘观念的危险性。他也多次提到群众政府的危险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胃战胜脑和心带来的危险。那么，他的观点实际上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一般说来，他是反对个人主义的，但也不能忽略他在《回忆录》中对社会主义所持的怀疑态度。他确认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又认为没有自由的平等是无法忍受的。显然，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独裁政府，但又对一切支持人民参加政府管理工作的制度的发展表示不安。他害怕由金钱掌握一切大权但又逃避政府职责的独裁制度。他也担心分工的无限扩大会妨碍工人完成公民义务和处于只顾物质享受而甘作行政管理的单纯对象的地位。他瞧不起梯也尔之流的玩弄阴谋的政客。他决不原谅路易·波拿巴践踏自由而建立自己的帝国。他也以同样的理由摈弃无政府主义和革命，但他好象更讨厌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他懂得“人们所说的必要的制度，往往就是人们已经习惯的制度；而在社会制度方面，可能做出的选择要比生活在每一个社会的人所能想象出来的选择广泛得多。”
在出身于贵族而能平等待人的托克维尔身上，有一种东西好象总在抵制他的情感和精神。托克维尔生性冷漠而忧郁，但却雄心不小，很想出任高官。但是，正如梅耶所正确指出的，他决不是只因为爱权而想得权。他反对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他认为政治家的艺术首先在于：竭尽一切努力，使人相信只有自由的人才有人的尊严，并以此作为崇高的社会意识的一个不可缺少部分。他在美国时感到高兴的是：他看到了一个尊重自由的社会本身在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尽管这个社会实现平等的原则已比任何欧洲国家都更完善，但它仍注意采取广泛的措施来保卫自由。除了在1848年二月事变以后几天他由于性格易于激动而曾身不由己发怒以外，他对普通人都有一种尊重的感情，而这种感情也是他对事物进行判断的基础。
关于人的看法，他在1848年1月3日写给一位知己欧仁·斯托费尔的信中表达得最为清楚。他写道：“一般说来，人既不太好，也不太坏，都平平凡凡……人有劣行，有缺点，也有美德，集好、坏、高、低、正、邪于一身。但总的说来，人还是地球上最值得研究、关心、可怜、亲近和赞美的生物；既然没有天使，我们就只能与最伟大的和最值得我们效忠的同类亲近。”
如果我们再稍微深入地认识一下托克维尔，那就不能怀疑他在这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表达了他的整体思想。
他一心想使政治学变成一门研究美德的科学，并认为从自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美德才是持久的美德。在他看来，爱自由要见诸行动。这就不仅要憎恨奴役他人的行为，而且也要憎恨想从奴役他人当中得到物质好处的意图。这本身就是一种必须“历经千辛万苦”
去追求的善。他在其《旧制度与革命》中写道：“谁要想从自由中寻找非属于自由本身的东西，那他就去伺候人好了。”
托克维尔就是以这种精神写《论美国的民主》的。正如伯克的名言所讲，对托克维尔来说，“真理的殿堂”是“建筑在高台之上的。”
不错，他的理想远远超过与他一起进行同样斗争的人的理想，从而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往往感到自己在同时代人中甚为孤单。他的同时代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以及属于他下一辈的阿克顿，可能是用与他的语言相同的语言表达与他的理想相同的理想的仅有的两个人。这两个人象他一样深深地爱上了的那个理想，可以说同托克维尔的理想具有相同的来源：都来自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制度造成的动荡不安、深刻的矛盾和强烈的抱怨。如果说这两个人谁都没有找到他们想要找到的成功秘诀是有目共睹的，那末说他们谁也没有得到他们最需要得到的或者说对他们报酬最大的东西，也是言而有据的。这两个人都想寻找一个新的世界。他们二人都认为他们所处的世界可怕得无法生存下去。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爱上了在他们的时代正